第五章 日據時代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與黨外新生代的歷史建構
問題意識
在政治、文化界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建構，實際上承襲了七零年代回歸現實世代所挖掘關於台灣的種種過去，以做為敘事情節的現成素材，但以新的敘事主體而賦予這些素材新的意義。本章的第一個目的就在探討七零年代的黨外做為回歸現實世代的重要份子，他們對於台灣過去(尤其是台灣人抗日)的歷史建構究竟如何。本章的第二個目的就在於針對七零年代黨外新生代的歷史建構經驗，從敘事認同理論的角度，分析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的關係，以指出工具論對認同與歷史敘事變化的理解，並不恰當。
康寧祥的開端：做為中華民國歷史財富的台灣人抗日史
1969年底，本省籍的黃信介和康寧祥，在改制後的台北市第一屆市議員與國代、立委增補選中，分別當選市議員與立法委員，黃、康的當選，可說是七零年代台灣「黨外」反對運動的開端。七零年代的黨外人士普遍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或歷史感，表現在：第一、對世代身分的強烈自覺；第二、對台灣歷史的強烈關懷，尤其是對日據時期台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興趣。
這個時期無論是文化界回歸現實世代對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探索或是康寧祥對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的重新發現，都是在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參考架構下，關於台灣的「中國抗日史」的集體記憶重構。(p281)這種改良主義的集體記憶建構，將日據時代台灣人抗日活動納入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以指認台灣先民與歷史中的中國性，就某種程度而言，反而有助於國民黨教化中國認同、反攻復國的意識形態，因此並沒有加以壓制。
康寧祥與年長世代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接觸、對日據時代歷史的熟悉、在競選活動中的言論，象徵日據時代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與七零年代戰後世代成員為主的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的一絲微弱聯繫。
戰後世代的身分自覺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
具有政治社會改革意識的年輕知識份子，相當地自覺自己做為戰後世代的身分。這種自覺最直接表現在他們普遍以「新生代」一詞指稱自己所屬的世代位置與特質。他們在戰後台灣二十幾年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環境中接受教育與成長，並對這種環境與教育給予自己正面的陶冶而感到自豪。從七零年代初就逐漸浮現，而在1975-1978年間大量投入黨外的回歸現實世代成員，是這個相當自覺的「新生代」的一個主要部分。
1979年8月，黨外的《美麗島》雜誌創刊，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許信良擔任社長，總編輯則為張俊宏。這份雜誌的出現，象徵以康寧祥為主的溫和論政路線與《美麗島》雜誌社人士的激烈群眾運動路線的分歧。而對《美麗島》核心人士來說，這個戰後世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就是民主。不過在這些以本省籍為主的黨外人士，在對自己戰後世代位置的強烈自覺上，不管是強調自己所屬的世代是如何異於年長世代，或是自我期許在政治社會的公共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是站在一個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主體位置來思考。從民族主義政治或國族認同的角度來看，當他們企圖從比較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界定、理解自我存在的意義、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政治社會改革方針與行動、自己的世代在時代變局中的角色時，顯然依賴一個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本的歷史敘事，尤其是關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中期後、近百年來抵抗外國強權、追求獨立、民主、自由發展的敘事。
七零年代黨外人士對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內化，顯示了國民黨統治與教育體制成功地教化戰後世代。中國人主體位置的思考，使他們面對省籍問題時，基於體制內改良主義的民主訴求，強調台灣歷史、文化經驗的「中國性」，以「本省人當然也是中國人」的態度，要求本省人的公民身分被充分承認，應享有平等公民權與政治權。黨外人士雖不時有外省人不了解外省人、不太認同台灣的批評，但在當時台灣遭受外交挫敗、面臨生存危機時，黨外人士則以「大家都是中國人」的態度，對本、外省人能和諧相處、共度難關，充滿懇切期待。
從歷史經驗來正當化黨外運動：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史
雖然戰後世代的知識份子深受中國國族認同的教化，但是他們不論本省或外省籍，對於中國國族歷史與命運都有某種隔閡感，而且對自幼所接觸的台灣本地的過去，知之甚少。日據時期是最接近國民黨統治的歷史階段，與戰後世代的父祖輩的生活經驗密切相連。同時日本殖民統治也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的近代國家統治模式，與戰後世代所經歷的國民黨統治具有共同之處。對於批評國民黨的黨外人士而言，兩者都是少數統治者以不平等方式凌駕多數人。因此黨外人士在正當化政治反對運動時，殖民統治下的反抗運動成為他們可以援引而切近的歷史經驗。
代表性人物：黃煌雄先生
將七零年代投入黨外運動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比擬於半世紀前投身於反抗日人統治的台灣知識青年。強調「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的中國近代革命運動」與「以蔣渭水先生為代表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兩者所代表的歷史潮流必須結合，期望承繼前者的國民黨與接續後者的黨外，都應超越黨派與省籍之爭，共同奉獻於追求民主。
七零年代黨外歷史敘事的尾聲：呂秀蓮與「中華民國獨立」
七零年代黨外以中國民族主義敘事來理解反對運動，在實際的行動目標上，則以保衛台灣為目的。經歷喪失聯合國席位到與美國斷交，黨外人士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確保「台灣中國」，以對抗「大陸中國」。而呂秀蓮公開提出的「中華民國獨立」主張，可以說是黨外理念的極致表現，這也預示了美麗島事件後、八零年代上半葉黨外「台灣意識」宣揚中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和認同，以及獨立建國的行動主張。
結論
八零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是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辯證的、過程的關係，而非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之最終展現。
認同研究中的歷史：過去的事實、社會的過程與人類經驗的歷史性/敘事性
此篇短文的目的在探討關於台灣民眾國族認同變遷的研究所涉及的「歷史」之可能意義與作用，並且討論這些對於歷史的理論意義的掌握，如何與認同現象的理解密切相關。同時也探討將歷史帶入社會學研究的意義與作用何在。
歷史做為名詞的過去代表的是過去的事實，在研究這些後來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的「人文知識份子」時，筆者發現過去的事實並非如他們所描繪的其作品具有政治意味的覺醒，並且激發後來的台灣反對運動，而是嘗試結合「中國的」與「現代的」創作理想。而以歷史做為一種過程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人文知識份子是受到政治反對人士影響才參與民族主義的運動，顯示他們的台灣民族認同，並非他們所說的有如埋藏在泥土中的種子，等待適當條件就可發芽茁壯。相反的，筆者指出這種認同是政治變遷激發的意識，是在台灣過去二十年左右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中才逐漸浮現的。此符合Tilly所提倡的「關係的現實主義」[1]。
認同是人們努力瞭解他們所處的情境、並對情境做出反應的產物。認同因此是人的創造物，只有我在我們思考自己與他人、社會的過程中才存在。認同的建構是一種不斷進行的詮釋行動，既受到我們在情境中面臨的機會與限制所左右，也受到涉入情境中的我們既存之特質所影響。因此，八零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是美麗島事件及八零年代上半葉黨外與國民黨衝突對抗等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過程的、相互生成的關係，而非理性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之最終展現。
[1] 社會過程往往不是處身其中的人們所明白可見或力能控制，不過人們在事後卻習於以故事來綜結論定，將參與者描繪成深思熟慮而具有先見之明地在行動，將社會過程述說成自我激勵的行動者的故事。
2008年11月1日 星期六
2008年10月26日 星期日
2008年10月25日 星期六
姚人多 - 一個社會學者眼中的馬英九(2003.11)
【財訊月刊11月號260期】
俗話總是說，一個人的成功絕非偶然。不過，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注定會成功。台北市長馬英九就是其中之一。
長久以來，關於馬英九現象的探討一直圍繞在他無以倫比的個人魅力上打轉。事實上，馬英九之所以會是馬英九，除了那超短的短褲以及超帥的外表之外，還牽涉到社會、族群、歷史、政治的諸多因素。在社會上，他是台灣媒體所集體編織出來的虛幻個體；在族群上，外省人視他為該族群的中流砥柱、中興「少主」；在歷史上，馬英九所代表的是一個有著淡淡悔意的壓迫者；在政治上，他則是墮落國民黨中的一股清流。
◎一個是媒體上的馬英九，一個是真實的馬英九
照現在的局勢看起來，似乎沒有人可以在選舉上擊敗這個有著淡淡悔意又充滿帥氣的外省人，也沒有可以人取代這個象徵清流卻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虛幻個體。圍繞著馬英九的是一種與個人能力無關，只與大環境有關的幻覺。要解構這種幻覺的唯一方法便是如馬克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寫的，「要求人民拋棄關於自身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也就是說，要解構馬英九不能直接解構那個幻覺，而是解構那些產生幻覺的歷史、政治、族群及社會處境。
就讓我們先從媒體講起。媒體是馬英九之所以為馬英九的一個最重要社會因素。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體認，這個世界上有兩個馬英九。一個是媒體上的馬英九，一個是真實的馬英九。那個真實的馬英九早在他從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回來任職總統府之後便一點一滴地消失，到了他當台北市長前後，媒體上的馬英九完全取代真實的馬英九，一直要到他跑去財團招待所吃魚翅的事件，因為媒體那一陣子一直對內政部長余政憲吃鮑魚窮追猛打，而不得不「平衡報導」一下之後，那個久未露面的真實馬英九才又浮上檯面。調出以往的資料來看，最遲在一九九○年馬英九任職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時，他便被全台灣的電子及平面媒體封為「媒體寵兒」。
當然，以台灣媒體這幾年來的弱智程度，絕對不會了解「媒體寵兒」這四個字事實上剛好代表著媒體的無能。媒體是永遠的在野黨，它的職責是監督政治人物，如果這個說法是可被接受的，那媒體怎麼可以養「寵兒」呢？既然連養「寵兒」都不允許，那麼台灣當前媒體集體製造虛幻馬英九的現象則更是荒誕不經。
我們看到納莉風災台北市損失慘重，可是我們看不到主流媒體對馬英九的批判。我們看到 SARS 疫情從台北市的和平醫院開始蔓延全台灣，可是我們看不到主流媒體對馬英九的批判。在這兩件事情上，一再出現電視畫面上的是馬英九關切地巡視受災戶，以及他深入疫情險境的勇敢負責任的鏡頭。如果風災及疫情是出現在台北市之外的任何縣市，那該縣市長早就被罵得滿頭包，哪裡會保持完整之身，滿意度還高達七○％以上呢？主流媒體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它們集體製造的寵兒，捨不得打，捨不得罵，從來不會質疑馬英九的去留，媒體對一個政治人物溺愛至此，是不是人民的福氣實在必須打上個大問號。
◎「辭職以示負責」是累積聲望的最佳方法
諷刺的是，回顧一下馬英九本人的從政歷史，我們會發現辭職以示負責乃是他個人的特色以及他累積聲望的最佳方法。九七年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他辭掉行政院政務委員，他的民間聲望剎時衝到最高點。在當時馬英九的辭職聲明全文中，有以下的這段話：「國內接續發生重大事件，社會為之震驚，民怨為之沸騰，英九忝為內閣之一員，對此發展深感痛心、無力，為表負責，乃決定辭去現職。」對此，當時有位記者問他，「最近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你並沒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做出這麼大的決定」，馬英九則回答：「有沒有關係，我覺得是個人感受的問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身為政務委員的馬英九對社會重大事件感受如此強烈，強烈到必須辭職以示對社會大眾的歉意，而身為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對自己管轄範圍內之嚴重疏失所導致的災難，竟然感受如此遲鈍膚淺，淺到只需一句道歉就一筆勾消。
當然，類似的疑慮絕少會發自於跑台北市市政的記者口中，這些記者每天只要處理馬市長在慢跑、游泳、剪綵的新聞，然後在生日的時候收到馬市長親筆簽名的賀卡就飄飄欲仙了，根本別說提什麼尖銳的問題。何況，就算有記者不識抬舉地問了，主流媒體的編輯們也會自動予以消解，別忘了，眼前這個「馬英九」是它們所製造出來的寵兒。
◎外省人族群的象徵
除了不爭氣的媒體之外，馬英九之所以是馬英九還與他所屬的族群有關。外省族群在蔣經國死後面對台灣社會的巨變，一直充滿著一種無法化解的空虛、焦慮與危機感。稍微能填補心中空虛的方法便是竭盡所能地看到自己的族群位居統治階層，這是人類為了維持過去的統治慣性自然而然所做出的動作。在兩次馬英九參與的台北市長選舉中，皆有超過七○％的所謂外省人把票投給他。在這一點上，台北市是一個特別的地方，它不僅僅是台灣的首善之區，更是四九年國民黨自中國撤退來台時最多外省家庭的集中地區。
保守估計，如今約有三○％的台北市民是來自於這些外省家庭中。在今日的台灣，一片禁止談論族群分化的肅殺氣氛之中，馬英九所代表的族群卻有著一種別的族群所沒有的優勢，這是典型的後殖民族群分化的社會所展現出來的政治現象：某些族群由於長期以來被拆解、分割而動員不起來，而另一個族群（往往是過去的統治族群）卻不需動員便自然而然有著相同的投票行為。「本省人」在政治上是被教育、階級、性別、城鄉、地方派系等社會因素所區隔的群體，而「外省人」在政治上卻是一個不用去考量上述這些差異的集合體。這就是為什麼當年陳水扁以七成以上的高施政滿意度連任市長失敗後，很想問問外省族群到底是什麼地方得罪他（她）們的原因。
◎表現壓迫者的悔意與誠意
作為外省人族群象徵的馬英九，在一些重要的場合上常常會表現出他與該族群的緊密連結。比如說，在蔣經國靈前哭泣、唱國歌特別莊嚴認真、與蔣方智怡在公共場合賣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以及盡量與李登輝劃清界限等等。當國民黨強烈操作蔣經國牌時，馬英九的表現更為明顯。同樣是他的頂頭上司，馬英九有著「隔代」的記憶與技藝：跳過李登輝，懷念蔣經國。最著名的例子是二○○一年一月，他在蔣經國的忌日時對媒體表示：「經國先生擔任國民黨主席致力民主改革，但辭世十三年，國民黨中央即失去政權，令人百感交集。」前一陣子，社會上在爭論蔣經國是不是獨裁者，對此馬英九沒有出人意料的言論，他表示：「沒有這樣的感覺，經國先生最令人懷念的包括十大建設，最後階段的解除戒嚴，帶領台灣走上民主之路。」
如果蔣經國解除戒嚴對台灣來說是件功德，那麼理論上蔣介石實施戒嚴應該是件罪惡吧？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馬英九四十歲生日的時候所寫一篇叫做〈反哺的一代：四十感懷〉的文章中找到答案。在該文中，馬英九對蔣介石有過這麼一段歌功頌德的話：「蔣公在當時那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下，猶能辦理並非「當務之急」的地方選舉，其魄力與遠見確非常人所及」。照馬英九的意思，蔣介石所決定辦的地方選舉，「為往後台灣四十年的民主化，奠立了堅實的基礎。」簡言之，馬英九的邏輯很奇怪，實施戒嚴的蔣介石為台灣的民主化奠立了基礎，而宣布解嚴的蔣經國則更進一步帶領台灣邁向民主之路。像這種完全沒有道理的道理竟會出自一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筆下，除了用「族群效忠」來解釋之外，還有其他更合理的答案嗎？
◎很少人可以不原諒一個外表出眾又懂得改過自新的男人
然而，如果說馬英九一心一意效忠他所屬的外省族群，則又太過低估他的政治判斷力。自從當選市長以來，他便非常努力的學習台語及客語。這是他表現壓迫者悔意與誠意的重要方法之一。誰都不容否認，在歷史上，馬英九所屬的政黨過去幾十年來對台灣人民的種種壓迫。從二二八事件到美麗島事件，國民黨與台灣人民始終是維持在一種鎮壓與反抗的關係。馬英九並沒有扭轉這種關係，嚴格說起來，他根本也沒有試圖要去扭轉這種關係。我們不要忘了，他曾經主張中華民國的總統應該採取一種叫「委任直選」的奇怪選舉方法，我們也不要忘了他對過去刑法第一百條言論叛亂罪的廢除也頗有意見，總之，關於過去種種不合理的統治，馬英九並沒有「不在場證明」，他是整個壓迫過程的參與者。不過，對馬英九來說，幸運的地方在於，參與歸參與，可是他的位子卻還沒有大到主謀的地位。這一點就把他與宋楚瑜區隔開來，他有著比宋楚瑜更佳的「改過自新」機會，以及更重要地，隨之而來的選舉優勢。若就這個角度來看，馬英九絕對不是宋楚瑜的接班人，而是後者的競爭對手。
很少有人可以不原諒一個外表出眾又懂得改過自新的男人，光就這一點，宋楚瑜這輩子不管怎麼努力都望塵莫及。
除了媒體、族群及歷史的因素之外，造就今日馬英九至高無上的地位還有其政治因素。馬英九與凡間事都隔著一層距離，與市民、與財團、與媒體、與其他縣市，都可以觀察到這種距離的存在。在這種種或近或遠的距離之中，馬英九保持最優美的一種姿態應該是他與國民黨之間的距離。這得追溯到過去他當法務部長的位置。在三年多的法務部長任內，在那個改革的位子上，他最成功的作為是造就了一種與國民黨政績成反比的個人政治聲望成長趨勢。也就是說，他不僅僅讓民眾看到了長期以來國民黨的腐敗結構，他還讓民眾看到了他改革的決心以及阻力。這看起來有點奇怪，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國民黨愈爛，馬英九的聲望便愈高。這種成反比的發展關係一直持續到今日，民眾普遍相信國民黨的腐敗與他無關，甚至民眾相信他就是要來改革國民黨的腐敗。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要為馬英九的乾淨從政予以肯定。但不要忘了，他之所以可以純潔得像小白鴿（某主流媒體用語），是因為他周遭的若干同志及所屬的政黨已經黑到極點。這是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萬一國民黨人人都是小白鴿時，馬英九就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隻了，換句話說，國民黨每乾淨一分，馬英九的獨特性便消失一分。
全世界只有國民黨這個政黨可以培養出像馬英九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前者的惡襯托出後者的善；前者的骯髒襯托出後者的乾淨。民進黨不可能有馬英九，就算民進黨找到一個長得比馬英九還帥的人，還是無法達到馬英九的地步。為什麼？因為，第一，站主流地位的統派媒體不會寵他；第二，民進黨找出來的人一定不是外省人，所以他的選票是從零起跳而不是從數十萬；第三，他不是來自於過去的壓迫者，所以不會有「改過自新」的機會；第四，民進黨的爛才四年，比起國民黨五十年的爛還算小巫見大巫，所以民進黨找出來的人不會有著像馬英九一樣「出污泥而不染」的政治效果。
總之，馬英九是整個社會、族群、歷史與政治的產物，他在台灣的歷史上只可能出現一次。在現實政治上，他沒有罩門。他沒有罩門是因為他不是以一個真實的個體存在於現實政治之中。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四個產生幻覺的處境，沒有一個可以更改的。也就是說，想打敗他的人，仍舊是無能為力。所以，我一開始才會說，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注定會成功，馬英九就是其中之一。
俗話總是說，一個人的成功絕非偶然。不過，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注定會成功。台北市長馬英九就是其中之一。
長久以來，關於馬英九現象的探討一直圍繞在他無以倫比的個人魅力上打轉。事實上，馬英九之所以會是馬英九，除了那超短的短褲以及超帥的外表之外，還牽涉到社會、族群、歷史、政治的諸多因素。在社會上，他是台灣媒體所集體編織出來的虛幻個體；在族群上，外省人視他為該族群的中流砥柱、中興「少主」；在歷史上，馬英九所代表的是一個有著淡淡悔意的壓迫者；在政治上，他則是墮落國民黨中的一股清流。
◎一個是媒體上的馬英九，一個是真實的馬英九
照現在的局勢看起來，似乎沒有人可以在選舉上擊敗這個有著淡淡悔意又充滿帥氣的外省人，也沒有可以人取代這個象徵清流卻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虛幻個體。圍繞著馬英九的是一種與個人能力無關，只與大環境有關的幻覺。要解構這種幻覺的唯一方法便是如馬克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寫的，「要求人民拋棄關於自身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也就是說，要解構馬英九不能直接解構那個幻覺，而是解構那些產生幻覺的歷史、政治、族群及社會處境。
就讓我們先從媒體講起。媒體是馬英九之所以為馬英九的一個最重要社會因素。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體認，這個世界上有兩個馬英九。一個是媒體上的馬英九，一個是真實的馬英九。那個真實的馬英九早在他從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回來任職總統府之後便一點一滴地消失，到了他當台北市長前後，媒體上的馬英九完全取代真實的馬英九，一直要到他跑去財團招待所吃魚翅的事件，因為媒體那一陣子一直對內政部長余政憲吃鮑魚窮追猛打，而不得不「平衡報導」一下之後，那個久未露面的真實馬英九才又浮上檯面。調出以往的資料來看，最遲在一九九○年馬英九任職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時，他便被全台灣的電子及平面媒體封為「媒體寵兒」。
當然，以台灣媒體這幾年來的弱智程度，絕對不會了解「媒體寵兒」這四個字事實上剛好代表著媒體的無能。媒體是永遠的在野黨，它的職責是監督政治人物，如果這個說法是可被接受的，那媒體怎麼可以養「寵兒」呢？既然連養「寵兒」都不允許，那麼台灣當前媒體集體製造虛幻馬英九的現象則更是荒誕不經。
我們看到納莉風災台北市損失慘重，可是我們看不到主流媒體對馬英九的批判。我們看到 SARS 疫情從台北市的和平醫院開始蔓延全台灣，可是我們看不到主流媒體對馬英九的批判。在這兩件事情上，一再出現電視畫面上的是馬英九關切地巡視受災戶，以及他深入疫情險境的勇敢負責任的鏡頭。如果風災及疫情是出現在台北市之外的任何縣市，那該縣市長早就被罵得滿頭包，哪裡會保持完整之身，滿意度還高達七○％以上呢？主流媒體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它們集體製造的寵兒，捨不得打，捨不得罵，從來不會質疑馬英九的去留，媒體對一個政治人物溺愛至此，是不是人民的福氣實在必須打上個大問號。
◎「辭職以示負責」是累積聲望的最佳方法
諷刺的是，回顧一下馬英九本人的從政歷史，我們會發現辭職以示負責乃是他個人的特色以及他累積聲望的最佳方法。九七年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他辭掉行政院政務委員，他的民間聲望剎時衝到最高點。在當時馬英九的辭職聲明全文中，有以下的這段話：「國內接續發生重大事件，社會為之震驚，民怨為之沸騰，英九忝為內閣之一員，對此發展深感痛心、無力，為表負責，乃決定辭去現職。」對此，當時有位記者問他，「最近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你並沒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做出這麼大的決定」，馬英九則回答：「有沒有關係，我覺得是個人感受的問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身為政務委員的馬英九對社會重大事件感受如此強烈，強烈到必須辭職以示對社會大眾的歉意，而身為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對自己管轄範圍內之嚴重疏失所導致的災難，竟然感受如此遲鈍膚淺，淺到只需一句道歉就一筆勾消。
當然，類似的疑慮絕少會發自於跑台北市市政的記者口中，這些記者每天只要處理馬市長在慢跑、游泳、剪綵的新聞，然後在生日的時候收到馬市長親筆簽名的賀卡就飄飄欲仙了，根本別說提什麼尖銳的問題。何況，就算有記者不識抬舉地問了，主流媒體的編輯們也會自動予以消解，別忘了，眼前這個「馬英九」是它們所製造出來的寵兒。
◎外省人族群的象徵
除了不爭氣的媒體之外，馬英九之所以是馬英九還與他所屬的族群有關。外省族群在蔣經國死後面對台灣社會的巨變，一直充滿著一種無法化解的空虛、焦慮與危機感。稍微能填補心中空虛的方法便是竭盡所能地看到自己的族群位居統治階層，這是人類為了維持過去的統治慣性自然而然所做出的動作。在兩次馬英九參與的台北市長選舉中，皆有超過七○％的所謂外省人把票投給他。在這一點上，台北市是一個特別的地方，它不僅僅是台灣的首善之區，更是四九年國民黨自中國撤退來台時最多外省家庭的集中地區。
保守估計，如今約有三○％的台北市民是來自於這些外省家庭中。在今日的台灣，一片禁止談論族群分化的肅殺氣氛之中，馬英九所代表的族群卻有著一種別的族群所沒有的優勢，這是典型的後殖民族群分化的社會所展現出來的政治現象：某些族群由於長期以來被拆解、分割而動員不起來，而另一個族群（往往是過去的統治族群）卻不需動員便自然而然有著相同的投票行為。「本省人」在政治上是被教育、階級、性別、城鄉、地方派系等社會因素所區隔的群體，而「外省人」在政治上卻是一個不用去考量上述這些差異的集合體。這就是為什麼當年陳水扁以七成以上的高施政滿意度連任市長失敗後，很想問問外省族群到底是什麼地方得罪他（她）們的原因。
◎表現壓迫者的悔意與誠意
作為外省人族群象徵的馬英九，在一些重要的場合上常常會表現出他與該族群的緊密連結。比如說，在蔣經國靈前哭泣、唱國歌特別莊嚴認真、與蔣方智怡在公共場合賣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以及盡量與李登輝劃清界限等等。當國民黨強烈操作蔣經國牌時，馬英九的表現更為明顯。同樣是他的頂頭上司，馬英九有著「隔代」的記憶與技藝：跳過李登輝，懷念蔣經國。最著名的例子是二○○一年一月，他在蔣經國的忌日時對媒體表示：「經國先生擔任國民黨主席致力民主改革，但辭世十三年，國民黨中央即失去政權，令人百感交集。」前一陣子，社會上在爭論蔣經國是不是獨裁者，對此馬英九沒有出人意料的言論，他表示：「沒有這樣的感覺，經國先生最令人懷念的包括十大建設，最後階段的解除戒嚴，帶領台灣走上民主之路。」
如果蔣經國解除戒嚴對台灣來說是件功德，那麼理論上蔣介石實施戒嚴應該是件罪惡吧？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馬英九四十歲生日的時候所寫一篇叫做〈反哺的一代：四十感懷〉的文章中找到答案。在該文中，馬英九對蔣介石有過這麼一段歌功頌德的話：「蔣公在當時那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下，猶能辦理並非「當務之急」的地方選舉，其魄力與遠見確非常人所及」。照馬英九的意思，蔣介石所決定辦的地方選舉，「為往後台灣四十年的民主化，奠立了堅實的基礎。」簡言之，馬英九的邏輯很奇怪，實施戒嚴的蔣介石為台灣的民主化奠立了基礎，而宣布解嚴的蔣經國則更進一步帶領台灣邁向民主之路。像這種完全沒有道理的道理竟會出自一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筆下，除了用「族群效忠」來解釋之外，還有其他更合理的答案嗎？
◎很少人可以不原諒一個外表出眾又懂得改過自新的男人
然而，如果說馬英九一心一意效忠他所屬的外省族群，則又太過低估他的政治判斷力。自從當選市長以來，他便非常努力的學習台語及客語。這是他表現壓迫者悔意與誠意的重要方法之一。誰都不容否認，在歷史上，馬英九所屬的政黨過去幾十年來對台灣人民的種種壓迫。從二二八事件到美麗島事件，國民黨與台灣人民始終是維持在一種鎮壓與反抗的關係。馬英九並沒有扭轉這種關係，嚴格說起來，他根本也沒有試圖要去扭轉這種關係。我們不要忘了，他曾經主張中華民國的總統應該採取一種叫「委任直選」的奇怪選舉方法，我們也不要忘了他對過去刑法第一百條言論叛亂罪的廢除也頗有意見，總之，關於過去種種不合理的統治，馬英九並沒有「不在場證明」，他是整個壓迫過程的參與者。不過，對馬英九來說，幸運的地方在於，參與歸參與，可是他的位子卻還沒有大到主謀的地位。這一點就把他與宋楚瑜區隔開來，他有著比宋楚瑜更佳的「改過自新」機會，以及更重要地，隨之而來的選舉優勢。若就這個角度來看，馬英九絕對不是宋楚瑜的接班人，而是後者的競爭對手。
很少有人可以不原諒一個外表出眾又懂得改過自新的男人，光就這一點，宋楚瑜這輩子不管怎麼努力都望塵莫及。
除了媒體、族群及歷史的因素之外，造就今日馬英九至高無上的地位還有其政治因素。馬英九與凡間事都隔著一層距離，與市民、與財團、與媒體、與其他縣市，都可以觀察到這種距離的存在。在這種種或近或遠的距離之中，馬英九保持最優美的一種姿態應該是他與國民黨之間的距離。這得追溯到過去他當法務部長的位置。在三年多的法務部長任內，在那個改革的位子上，他最成功的作為是造就了一種與國民黨政績成反比的個人政治聲望成長趨勢。也就是說，他不僅僅讓民眾看到了長期以來國民黨的腐敗結構，他還讓民眾看到了他改革的決心以及阻力。這看起來有點奇怪，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國民黨愈爛，馬英九的聲望便愈高。這種成反比的發展關係一直持續到今日，民眾普遍相信國民黨的腐敗與他無關，甚至民眾相信他就是要來改革國民黨的腐敗。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要為馬英九的乾淨從政予以肯定。但不要忘了，他之所以可以純潔得像小白鴿（某主流媒體用語），是因為他周遭的若干同志及所屬的政黨已經黑到極點。這是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萬一國民黨人人都是小白鴿時，馬英九就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隻了，換句話說，國民黨每乾淨一分，馬英九的獨特性便消失一分。
全世界只有國民黨這個政黨可以培養出像馬英九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前者的惡襯托出後者的善；前者的骯髒襯托出後者的乾淨。民進黨不可能有馬英九，就算民進黨找到一個長得比馬英九還帥的人，還是無法達到馬英九的地步。為什麼？因為，第一，站主流地位的統派媒體不會寵他；第二，民進黨找出來的人一定不是外省人，所以他的選票是從零起跳而不是從數十萬；第三，他不是來自於過去的壓迫者，所以不會有「改過自新」的機會；第四，民進黨的爛才四年，比起國民黨五十年的爛還算小巫見大巫，所以民進黨找出來的人不會有著像馬英九一樣「出污泥而不染」的政治效果。
總之，馬英九是整個社會、族群、歷史與政治的產物，他在台灣的歷史上只可能出現一次。在現實政治上，他沒有罩門。他沒有罩門是因為他不是以一個真實的個體存在於現實政治之中。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四個產生幻覺的處境，沒有一個可以更改的。也就是說，想打敗他的人，仍舊是無能為力。所以，我一開始才會說，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注定會成功，馬英九就是其中之一。
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從龔濟（張作錦）的一篇投書文章談起 /郭力昕
總統大選馬英九勝出後至今，媒體有許多檢討兩黨與台灣政治前景的聲音，也有一些在各報的投書文章，省視藍綠媒體在此次大選中的效應。近日兩篇出自資深媒體人的投書，都從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被要求要負責民進黨的敗選開始說起；一是前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林照真的〈談話節目偏頗，選民皆輸〉（中時，2008.4.1.），另一篇則是前聯合報總主筆張作錦、以龔濟為筆名所寫的〈要政治退出媒體，不如媒體退出政治〉（聯合報，2008.4.4.）。
林照真根據其目前任教的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學生，在選前對各家電視談話節目的一個月觀察結果，說明其實藍綠各台的談話節目，問題都一樣，它們一起摧殘著台灣的選舉政治和公共領域。她的同事魏玓教授，也在與林文同一天的蘋果日報投書裡，根據這些觀察紀錄具體指出，「文茜小妹大」、「頭家來開講」與「2100全民開講」，和「大話新聞」一樣，其實都是特定政黨/候選人的助選機器。
然而，曾長期主掌聯合報社論版的龔濟先生，在其投書裡，則依照其一貫的政治觀點和高蹈腔調，只評論三立、民視、和未直接點名的自由時報，如何由於其政治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而令民眾反感、對民進黨之敗選大有「貢獻」。言下之意，好像這位退休的資深總主筆，從來沒注意到TVBS、中天、中視、和他自己曾服務的聯合報等等媒體，用同樣的媒體邏輯，對國民黨勝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龔濟進一步評論，政府想箝制媒體是一種規律，但國、民兩黨過去控制媒體的程度和意義不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以停刊、吊照、判刑等手段逼迫媒體屈從，因此「新聞界是無奈的，只能說可憐」；而民進黨執政後的綠營媒體甘願被政府誘之以利，則「已流於可恥」。意思也就是，國民黨執政時的所有媒體與媒體人，都能拒絕成為執政黨傳聲筒的任何形式的利誘，而純然只是不得不從，因此他們是有格調的。龔濟還認為，民進黨執政後，「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其毫不掩飾的作風，得心應手的程度，較國民黨『進步』多多」。
我其實沒有多少興趣跟龔濟或他的政治言論計較。他代表著過去一個被時代錯置、被歷史情境挫折、驚嚇、鬱悶的流離族群，站在他們精神上一直與之疏離（如果不是歧視）、從未曾有意願謙卑地理解過的另一個土地上，一面以言論掌握既得利益，一面以懷舊情緒（或曰「向後看」）做為唯一之自我治療和自我拯救的方法。這樣的歷史產物，我借用龔濟先生的詞，「只能說可憐」，其實無法也不必再做計較。我在乎的，是在像聯合報這類媒體裡、極具代表性的龔濟的文章中，至今仍不斷製造並強化的一種話語效果；一言以蔽之，即強勢語言/文化裡所生產的一種「偽理性」的話語和政治效應。
回到交大學生的電視觀察結果。如果我們可以相信這個集體觀察計畫，與林照真、魏玓的觀察結果整理，具有一定的研究調查意義，那麼藍綠陣營的啦啦隊媒體，對於製造選舉中「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的民粹式動員效果，其實並無明顯差別。當然，民進黨的大敗，主要似乎應歸咎於該黨執政的成績太差；但是對執政成績、以至於陳水扁總統個人作為/形象的評鑑，難道與媒體如何製造、引導話語沒有關係？我毫無意願幫陳水扁與民進黨卸責，並且認為他們面對內外挑戰的集體無能，應該被這樣的選舉結果教訓。但我認為這些不同的意義與評鑑，不能混同在一起看待。
無論依據交大學生的、和我過去以來自己的觀察，不但藍營電視台（與收音廣播電台）的所謂政論談話節目，和綠營的電子媒體一樣，聯合報的大小社論與讀者投書版裡的言論內涵，也與自由時報裡同樣功能的文字無異，其差別只在藍綠立場上的對立而已。在同樣吸引、鞏固著各自陣營裡鐵桿閱聽觀眾的集體亢奮、顏色族群再確認、或同仇敵愾情緒之餘，這些藍綠媒體最後的區別，是否結果在於他們對所謂「中間選民」所產生的反感/好感之閱讀或視聽效果？也就是龔濟所說的，綠營媒體之偏頗、挑撥、激進，「在在令民眾反感」這個效果上。
以報紙投書版為例，我們可以發現，「自由廣場」裡的投書文章，比較常看到語言直接、未經修飾的意見，而聯合報的「民意論壇」裡，像龔濟這樣立論偏頗、對事實與歷史做選擇性強調或忽視、但文字犀利引經據典振振有詞的文章，則是常見的內容。再看電子媒體，電視談話節目的主持人與那些名嘴們，藍營的多半以比較沈穩冷靜的普通話/國語進行表述或表演，綠營則幾乎一律以長期以來被（國民黨執政時）視為粗俗且曾被禁用的閩南語為之，無論他們在做理性陳述或激情表演。也有藍營媒體主持人或名嘴，故意以閩南語講話，以製造泛藍立場並不限定在外省族群的效果，如唐湘龍、陳揮文等；或者，以相當標準的國語能力、以增其理性思辯能力之「印象分數」的閩南人，如陳文茜。
這就是台灣社會裡強勢語言/文化，在媒體政治駕馭一切的時代裡，長期累積、創造的話語效應：字正腔圓的國語是理性的，「台灣國語」或閩南語是民粹的；能引經據典、或轉個彎諷刺人的書寫文字是理性的、高級的，直接開罵的、無文字雕琢能力的書寫是民粹的。而因為「理性媒體」的訴求或影響對象，是台北政治文化圈與中產階級社群的讀者，也就是普遍能夠介入或左右國內意見市場的這群人，這個邏輯就讓藍營媒體，普遍取得了「理性」的執照，與廣泛地發揮其對「中間選民」之較大影響力的效果。
這種話語效應的延伸，就會是：北部是理性的，中南部是民粹的（我不知聽過多少次支持藍營的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一般市民或台北知識菁英）；泛綠陣營的政治動員是訴諸民粹的（因為他們總在集會時悲情嘶喊），而「紅衫軍」則是理性自主的反扁民眾集結（因為他們的示威方式有創意語言、有嘉年華造型與歡笑、場地乾淨、井然有序）；或者，斯文禮貌英語流暢的馬英九是理性的，而似乎做為其極端之對照者、講粗口的莊國榮，則顯然毫無疑問是民粹的（儘管他們兩位都是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法學博士）。
我要聲明，對莊國榮教授在競選場合的出言不遜，我個人並不認同，更不認為這種說話方式，可能為他帶來的某種群眾中的英雄感或成就感，是什麼值得稱頌的境界。我關切的是，莊國榮事件反映的意義，是（泛藍）媒體和藍營支持者，可以將粗口的個人道德問題，全面上綱為政治與選舉裡最巨大、最優先的議題，而以此遮蔽其他太多更需要議論的政治道德議題。這個媒體政治效果得以達成，就不能小看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和這種偽理性愈加明顯出現的法西斯肅殺氣息。
偽理性是理性政治的另一個殺手，鯨吞蠶食著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動能。台灣媒體改造的工程，恐怕也必須及於做為實質主導著政治菁英與其他電子媒體的報紙媒體。做為偽理性之媒體語言的長期受害者，我們恐不能夠再以壓抑的方式面對，而讓那些玩弄這套語言邏輯的人，繼續得了便宜還賣乖（是的，我們得要問龔濟先生，終究是誰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要魔高一丈呢），讓這個社會不斷處在集體性格扭曲、壓抑、或者張狂的狀態，讓他們成為永不需輪替的「全民最大黨」。那些無法跳脫歷史限制與經驗包袱的上一代人，讓他們走入歷史，無須再與之計較，但是我們得終結他們遺留、甚至還在不斷製造的這套媒體文化。
林照真根據其目前任教的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學生，在選前對各家電視談話節目的一個月觀察結果，說明其實藍綠各台的談話節目，問題都一樣，它們一起摧殘著台灣的選舉政治和公共領域。她的同事魏玓教授，也在與林文同一天的蘋果日報投書裡，根據這些觀察紀錄具體指出，「文茜小妹大」、「頭家來開講」與「2100全民開講」，和「大話新聞」一樣，其實都是特定政黨/候選人的助選機器。
然而，曾長期主掌聯合報社論版的龔濟先生，在其投書裡，則依照其一貫的政治觀點和高蹈腔調，只評論三立、民視、和未直接點名的自由時報，如何由於其政治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而令民眾反感、對民進黨之敗選大有「貢獻」。言下之意，好像這位退休的資深總主筆，從來沒注意到TVBS、中天、中視、和他自己曾服務的聯合報等等媒體，用同樣的媒體邏輯，對國民黨勝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龔濟進一步評論，政府想箝制媒體是一種規律，但國、民兩黨過去控制媒體的程度和意義不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以停刊、吊照、判刑等手段逼迫媒體屈從，因此「新聞界是無奈的，只能說可憐」；而民進黨執政後的綠營媒體甘願被政府誘之以利，則「已流於可恥」。意思也就是，國民黨執政時的所有媒體與媒體人，都能拒絕成為執政黨傳聲筒的任何形式的利誘，而純然只是不得不從，因此他們是有格調的。龔濟還認為，民進黨執政後，「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其毫不掩飾的作風，得心應手的程度，較國民黨『進步』多多」。
我其實沒有多少興趣跟龔濟或他的政治言論計較。他代表著過去一個被時代錯置、被歷史情境挫折、驚嚇、鬱悶的流離族群，站在他們精神上一直與之疏離（如果不是歧視）、從未曾有意願謙卑地理解過的另一個土地上，一面以言論掌握既得利益，一面以懷舊情緒（或曰「向後看」）做為唯一之自我治療和自我拯救的方法。這樣的歷史產物，我借用龔濟先生的詞，「只能說可憐」，其實無法也不必再做計較。我在乎的，是在像聯合報這類媒體裡、極具代表性的龔濟的文章中，至今仍不斷製造並強化的一種話語效果；一言以蔽之，即強勢語言/文化裡所生產的一種「偽理性」的話語和政治效應。
回到交大學生的電視觀察結果。如果我們可以相信這個集體觀察計畫，與林照真、魏玓的觀察結果整理，具有一定的研究調查意義，那麼藍綠陣營的啦啦隊媒體，對於製造選舉中「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的民粹式動員效果，其實並無明顯差別。當然，民進黨的大敗，主要似乎應歸咎於該黨執政的成績太差；但是對執政成績、以至於陳水扁總統個人作為/形象的評鑑，難道與媒體如何製造、引導話語沒有關係？我毫無意願幫陳水扁與民進黨卸責，並且認為他們面對內外挑戰的集體無能，應該被這樣的選舉結果教訓。但我認為這些不同的意義與評鑑，不能混同在一起看待。
無論依據交大學生的、和我過去以來自己的觀察，不但藍營電視台（與收音廣播電台）的所謂政論談話節目，和綠營的電子媒體一樣，聯合報的大小社論與讀者投書版裡的言論內涵，也與自由時報裡同樣功能的文字無異，其差別只在藍綠立場上的對立而已。在同樣吸引、鞏固著各自陣營裡鐵桿閱聽觀眾的集體亢奮、顏色族群再確認、或同仇敵愾情緒之餘，這些藍綠媒體最後的區別，是否結果在於他們對所謂「中間選民」所產生的反感/好感之閱讀或視聽效果？也就是龔濟所說的，綠營媒體之偏頗、挑撥、激進，「在在令民眾反感」這個效果上。
以報紙投書版為例，我們可以發現，「自由廣場」裡的投書文章，比較常看到語言直接、未經修飾的意見，而聯合報的「民意論壇」裡，像龔濟這樣立論偏頗、對事實與歷史做選擇性強調或忽視、但文字犀利引經據典振振有詞的文章，則是常見的內容。再看電子媒體，電視談話節目的主持人與那些名嘴們，藍營的多半以比較沈穩冷靜的普通話/國語進行表述或表演，綠營則幾乎一律以長期以來被（國民黨執政時）視為粗俗且曾被禁用的閩南語為之，無論他們在做理性陳述或激情表演。也有藍營媒體主持人或名嘴，故意以閩南語講話，以製造泛藍立場並不限定在外省族群的效果，如唐湘龍、陳揮文等；或者，以相當標準的國語能力、以增其理性思辯能力之「印象分數」的閩南人，如陳文茜。
這就是台灣社會裡強勢語言/文化，在媒體政治駕馭一切的時代裡，長期累積、創造的話語效應：字正腔圓的國語是理性的，「台灣國語」或閩南語是民粹的；能引經據典、或轉個彎諷刺人的書寫文字是理性的、高級的，直接開罵的、無文字雕琢能力的書寫是民粹的。而因為「理性媒體」的訴求或影響對象，是台北政治文化圈與中產階級社群的讀者，也就是普遍能夠介入或左右國內意見市場的這群人，這個邏輯就讓藍營媒體，普遍取得了「理性」的執照，與廣泛地發揮其對「中間選民」之較大影響力的效果。
這種話語效應的延伸，就會是：北部是理性的，中南部是民粹的（我不知聽過多少次支持藍營的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一般市民或台北知識菁英）；泛綠陣營的政治動員是訴諸民粹的（因為他們總在集會時悲情嘶喊），而「紅衫軍」則是理性自主的反扁民眾集結（因為他們的示威方式有創意語言、有嘉年華造型與歡笑、場地乾淨、井然有序）；或者，斯文禮貌英語流暢的馬英九是理性的，而似乎做為其極端之對照者、講粗口的莊國榮，則顯然毫無疑問是民粹的（儘管他們兩位都是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法學博士）。
我要聲明，對莊國榮教授在競選場合的出言不遜，我個人並不認同，更不認為這種說話方式，可能為他帶來的某種群眾中的英雄感或成就感，是什麼值得稱頌的境界。我關切的是，莊國榮事件反映的意義，是（泛藍）媒體和藍營支持者，可以將粗口的個人道德問題，全面上綱為政治與選舉裡最巨大、最優先的議題，而以此遮蔽其他太多更需要議論的政治道德議題。這個媒體政治效果得以達成，就不能小看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和這種偽理性愈加明顯出現的法西斯肅殺氣息。
偽理性是理性政治的另一個殺手，鯨吞蠶食著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動能。台灣媒體改造的工程，恐怕也必須及於做為實質主導著政治菁英與其他電子媒體的報紙媒體。做為偽理性之媒體語言的長期受害者，我們恐不能夠再以壓抑的方式面對，而讓那些玩弄這套語言邏輯的人，繼續得了便宜還賣乖（是的，我們得要問龔濟先生，終究是誰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要魔高一丈呢），讓這個社會不斷處在集體性格扭曲、壓抑、或者張狂的狀態，讓他們成為永不需輪替的「全民最大黨」。那些無法跳脫歷史限制與經驗包袱的上一代人，讓他們走入歷史，無須再與之計較，但是我們得終結他們遺留、甚至還在不斷製造的這套媒體文化。
吳叡人老師浪漫感性的那一面
渡海之後 ◎吳叡人
渡海之後—為Eleo Pomare，石井綠，以及蔡瑞月而寫
“ I’ve known rivers:Ancient, dusky rivers.
My soul has grown deep like the rivers.” --Langston Hughes
渡海之後，妳望見什麼？妳聽見什麼？
妳的笑顏如花綻放了嗎？
妳的自由如山嶺綿延了嗎？
日光在風中湧動
雨水在日光中飛舞
彩虹在妳美麗的眼中掠過，向妳宣告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黑水溝之後是永夜
大西洋之後是虛空，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還是渡海
妳渡過相思樹海棉花田妳渡過長長的藍調
妳數過稻穗百合妳的淚水流出那憂傷憂傷的芝加哥河
河水流向島外之島在那裡我們革命並建立養豬的農莊
然後妳乘坐貝殼出海航向空白航向遺忘航向雙手永遠的顫抖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沒有幸福，就夢見幸福吧
沒有救贖，就想像救贖吧
用我黑色的身體，用妳被烙印的雙腳
用我們的羞辱舞動榮耀吧
讓奴隸的脈搏歌唱解放吧」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我們一起渡海了
我們的靈魂獲得了重量
我們會找到許諾的土地
（2008/10/20，南港）
※【青春男女，玫瑰告白】第三屆蔡瑞月舞蹈節 （10/31-11/2）http://www.dance.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24
渡海之後—為Eleo Pomare，石井綠，以及蔡瑞月而寫
“ I’ve known rivers:Ancient, dusky rivers.
My soul has grown deep like the rivers.” --Langston Hughes
渡海之後，妳望見什麼？妳聽見什麼？
妳的笑顏如花綻放了嗎？
妳的自由如山嶺綿延了嗎？
日光在風中湧動
雨水在日光中飛舞
彩虹在妳美麗的眼中掠過，向妳宣告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黑水溝之後是永夜
大西洋之後是虛空，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還是渡海
妳渡過相思樹海棉花田妳渡過長長的藍調
妳數過稻穗百合妳的淚水流出那憂傷憂傷的芝加哥河
河水流向島外之島在那裡我們革命並建立養豬的農莊
然後妳乘坐貝殼出海航向空白航向遺忘航向雙手永遠的顫抖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沒有幸福，就夢見幸福吧
沒有救贖，就想像救贖吧
用我黑色的身體，用妳被烙印的雙腳
用我們的羞辱舞動榮耀吧
讓奴隸的脈搏歌唱解放吧」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我們一起渡海了
我們的靈魂獲得了重量
我們會找到許諾的土地
（2008/10/20，南港）
※【青春男女，玫瑰告白】第三屆蔡瑞月舞蹈節 （10/31-11/2）http://www.dance.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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