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8/20 Wed 14:00
- 地點：中研院台史所815室
- 講題：對戰後台灣思想系譜的一些初步觀察
- 講者：湯志傑（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
2008年8月19日 星期二
2008年8月17日 星期日
「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 1950-1969
本書的問題意識在探討：1949年後移入的國民黨政權何以能在台灣鞏固？尤其是在外有中共挑戰、國際孤立，內有政經危機的情形下，國民黨政權究竟採取了什麼樣的措施（滲透社會的政治工程），使它能與社會各群體建立關係，並培養出支持政權的社會基礎？
本書首先進行general theory的檢討，整理了先前文獻中看待國家-社會關係的三種主要觀點，並分析其缺點：（1）國家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state）：容易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化約成國家在上、社會在下的單一機械關係；理論預設和焦點會傾向國家菁英與大有為政府；但在歷史脈絡中國家機關的自主性並不是既定的，例如台灣土地改革的反對聲浪在二二八事件後才消退。故此觀點易簡化國家與社會各群體間的複雜關係，把國家描繪成滴水不漏之嚴密體制。（2）排除性組合主義（exclusionary corporatism）：雖然區分出社會當中的不同部門，但未能分析不同部門和國家互動時的不同，例如國民黨政權對勞工部門及和對農業部門是不同的結構關係。（3）威權侍從主義（clientalism）：此觀點只著重國民黨政權與本省籍人民的關係，而易忽略掉國民黨政權還要設法攏絡一百多萬的移入軍民，由於兩類群體的不同，故會發展出不同的結構關係。
綜上分析，作者認為若要更精準地描述國家-社會關係，應採取的核心概念為國家機關的滲透能力（penetrating capacity）或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國家不需仰賴中介團體而能直接控制社會，貫徹其政策目標的能力；雖然國家的意圖是滲透極大化，但受限於結構條件（政策優先序列、資源、社會議價能力），國家對不同的社會群體會有不均衡的滲透能力，故會產生不同的關係與控制情形。
本書接著進入台灣歷史脈絡中對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進行分析，而作者處理的時間段落為1950年國民黨改造至1969年國民黨10全大會，蔣經國開始接班開啟「本土化」的過程以前。就對內進行異地扎根來說，這20年的關鍵期間共經歷了土地改革、地方選舉的開放、農會的改組、滲透台灣社會之黨組織的建立與經濟的發展。
作者認為國民黨政權的主要特徵有二：（1）黨國威權體制：以列寧式政黨緊密地控制國家機關、經濟與社會；（2）移入政府：a.失去母國，故必須異地生根（故不同於殖民政府）；b.擁有高於台灣社會的自主性，但卻缺乏對台灣社會的滲透性；c.雖想要增加滲透，但又採取防衛措施（國民黨政權的內在矛盾）；d.帶來了一百多萬的外省族群。
作者接著提出國民黨組織的重建與滲透社會的過程的分析：
1. 以國家機關主導的種種政策來因應危機，包括（p.39-42）：實施「動員勘亂-戒嚴」體制；系統性地推動官方意識形態；優先發展軍事；爭取美援；透過公營事業來汲取資源積累資本，並以此資源安置外省族群；以汲取農業部門資源的方式來推動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其政策優先偏好為：重軍公教、輕農民。
2. 改造國民黨（圖2-1）：a.中央權力結構：以蔣介石親信為主的16人改造委員會取代CC派把持的460人中央委員會；b.區域黨部（屬地原則）：設立比區分部更基層的小組負責滲透社會末稍（即本省籍的農村群眾）；c.特別黨部（列寧主義）：負責滲透核心部門，包括：滲透校園的「青年知識黨部」；滲透外省族群的「特種黨部」以及滲透公營事業的「產職業黨部」
3. 國民黨改造後的社會基礎：國民黨主觀意圖希望以「青年知識份子、農、工生產者為社會基礎」、「本省籍黨員達70%」，但表2-3顯示，1950年到1969年間特別黨部的黨員人數都超過區域黨部，就職業來看，表2-4也顯示，黨員組成仍以軍警公教學生佔大多數，再以省籍來看，表2-7則說明外省籍仍多於本省籍，表2-8更顯示本省族群只有2%的人是國民黨黨員，外省族群則有30%以上是國民黨黨員。
4. 國民黨如何控制特殊黨部並進行社會滲透？ a.在軍隊中建立特種黨部、政工機構，握有軍政審議和人事查核權，平日進行監視，選舉時則動員這些鐵票部隊；用眷村來「集中隔離」以保持其效忠純度，眷村在管理上與生活上都受國防部和王師凱黨部滲透，眷村外的榮民則由黃復興黨部負責；b.產職業黨部滲透事業單位中的各工會、員工勵進會等團體，除了使員工轉為黨員，更爭取工會人事權與領導權，並防止工會結合地方勢力；c.利用知青黨團在校園內建立外圍社團來監視校園，並以救國團舉辦活動來攏絡學生。
5. 國民黨的區域黨部在結構上的弱勢為它無法像特別黨部一樣可以運用「黨政一元」（即黨的領導者同時是行政機關的領導者）的優勢政經資源，又與台灣鄉鎮社會缺乏聯帶關係（外來者）。在此前提下，國民黨如何控制區域黨部並進行社會滲透？a.由中央派置基層直接代理人（盡量台籍，但非當地人），並採互調制度防止其介入地方派系；b.建立「四位一體」的體制（圖6-1），但在實質上權力和經費皆不足，故成效不彰；c.壓制地方派系，但地方派系仍一直存在，忠誠度反覆無常；d.積極滲透農會，但成效不佳，農會中黨員數仍佔少數，農會主要仍由地方派系所把持；c.以縣市政府資源成立民眾服務站，但其成員多為黨工，故其功能為與地方勢力競爭基層民眾的支持，進行偵察與監視，且大約具有10%~16%的選舉動員能力。
6. 若以1964年省議員選舉作為測量指標，國民黨組織約可動員28.7%的選民，13.3%來自特別黨部的動員力量，另外的15.4%則屬於區域黨部（服務站）。在擁有這樣的組織動員資源下，國民黨國家菁英可以在地方的敵對派系中擇一支持或輪流支持，以此控制派系。若再比較特別黨部和區域黨部的動員效力則會發現（表9-4、9-5），特別黨部的動員能力比較高，對當選的影響比較關鍵。
以上分析印證了作者的三個理論假設：1、在移入的國民黨政權黨國威權體制中，因政策的偏好和優先性而存在著社會控制之核心與末梢，國民黨政權會根據此結構關係的不同，分別建立不同的滲透機構；2、國民黨政權在不同社會群體間滲透能力的強弱與黨國威權體制與移入政府特徵有密切關係；即黨國體制社會控制的核心與移入的外省族群是被國民黨高度滲透的部門，而黨國體制社會控制的末梢與本省族群是國民黨政權低度滲透的部門；3、當國家機關滲透力強時，它所吸收的社會基礎較能配合政府政策或動員的要求；當國家機關滲透力弱時，它所吸收的社會基礎也無法高度配合政府政策或動員的要求。
國民黨政權在1950與1960年代所建立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原型，對今日台灣國家與社會關係有什麼啟示？
1.省籍作為一種政治認同與區隔的指標是在國民黨政權主導形塑國家與社會關係策略下而形成的。
2.國民黨政權與外省籍成員間的關係到1990年仍是相當一致；鐵票部隊並未生鏽，只是轉向。
3.40年來地方政治的主題都是國家菁英與地方派系間的衝突與結盟關係，即便在國家菁英趨於本省籍居多，此模式仍然被採用。一方面，由於本省籍國家菁英缺乏外省籍鐵票部隊這有力武器，因此有可能在面對地方派系缺乏足夠籌碼；但另一方面，由於國家菁英和地方勢力都是同一族群，也有可能發展出更緊密的社會連帶，完成國民黨的本土化。
4.1980年代民間部門出現的各種政治、社會運動開啟了改變舊有國家-社會關係的契機。
本書首先進行general theory的檢討，整理了先前文獻中看待國家-社會關係的三種主要觀點，並分析其缺點：（1）國家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state）：容易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化約成國家在上、社會在下的單一機械關係；理論預設和焦點會傾向國家菁英與大有為政府；但在歷史脈絡中國家機關的自主性並不是既定的，例如台灣土地改革的反對聲浪在二二八事件後才消退。故此觀點易簡化國家與社會各群體間的複雜關係，把國家描繪成滴水不漏之嚴密體制。（2）排除性組合主義（exclusionary corporatism）：雖然區分出社會當中的不同部門，但未能分析不同部門和國家互動時的不同，例如國民黨政權對勞工部門及和對農業部門是不同的結構關係。（3）威權侍從主義（clientalism）：此觀點只著重國民黨政權與本省籍人民的關係，而易忽略掉國民黨政權還要設法攏絡一百多萬的移入軍民，由於兩類群體的不同，故會發展出不同的結構關係。
綜上分析，作者認為若要更精準地描述國家-社會關係，應採取的核心概念為國家機關的滲透能力（penetrating capacity）或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國家不需仰賴中介團體而能直接控制社會，貫徹其政策目標的能力；雖然國家的意圖是滲透極大化，但受限於結構條件（政策優先序列、資源、社會議價能力），國家對不同的社會群體會有不均衡的滲透能力，故會產生不同的關係與控制情形。
本書接著進入台灣歷史脈絡中對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進行分析，而作者處理的時間段落為1950年國民黨改造至1969年國民黨10全大會，蔣經國開始接班開啟「本土化」的過程以前。就對內進行異地扎根來說，這20年的關鍵期間共經歷了土地改革、地方選舉的開放、農會的改組、滲透台灣社會之黨組織的建立與經濟的發展。
作者認為國民黨政權的主要特徵有二：（1）黨國威權體制：以列寧式政黨緊密地控制國家機關、經濟與社會；（2）移入政府：a.失去母國，故必須異地生根（故不同於殖民政府）；b.擁有高於台灣社會的自主性，但卻缺乏對台灣社會的滲透性；c.雖想要增加滲透，但又採取防衛措施（國民黨政權的內在矛盾）；d.帶來了一百多萬的外省族群。
作者接著提出國民黨組織的重建與滲透社會的過程的分析：
1. 以國家機關主導的種種政策來因應危機，包括（p.39-42）：實施「動員勘亂-戒嚴」體制；系統性地推動官方意識形態；優先發展軍事；爭取美援；透過公營事業來汲取資源積累資本，並以此資源安置外省族群；以汲取農業部門資源的方式來推動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其政策優先偏好為：重軍公教、輕農民。
2. 改造國民黨（圖2-1）：a.中央權力結構：以蔣介石親信為主的16人改造委員會取代CC派把持的460人中央委員會；b.區域黨部（屬地原則）：設立比區分部更基層的小組負責滲透社會末稍（即本省籍的農村群眾）；c.特別黨部（列寧主義）：負責滲透核心部門，包括：滲透校園的「青年知識黨部」；滲透外省族群的「特種黨部」以及滲透公營事業的「產職業黨部」
3. 國民黨改造後的社會基礎：國民黨主觀意圖希望以「青年知識份子、農、工生產者為社會基礎」、「本省籍黨員達70%」，但表2-3顯示，1950年到1969年間特別黨部的黨員人數都超過區域黨部，就職業來看，表2-4也顯示，黨員組成仍以軍警公教學生佔大多數，再以省籍來看，表2-7則說明外省籍仍多於本省籍，表2-8更顯示本省族群只有2%的人是國民黨黨員，外省族群則有30%以上是國民黨黨員。
4. 國民黨如何控制特殊黨部並進行社會滲透？ a.在軍隊中建立特種黨部、政工機構，握有軍政審議和人事查核權，平日進行監視，選舉時則動員這些鐵票部隊；用眷村來「集中隔離」以保持其效忠純度，眷村在管理上與生活上都受國防部和王師凱黨部滲透，眷村外的榮民則由黃復興黨部負責；b.產職業黨部滲透事業單位中的各工會、員工勵進會等團體，除了使員工轉為黨員，更爭取工會人事權與領導權，並防止工會結合地方勢力；c.利用知青黨團在校園內建立外圍社團來監視校園，並以救國團舉辦活動來攏絡學生。
5. 國民黨的區域黨部在結構上的弱勢為它無法像特別黨部一樣可以運用「黨政一元」（即黨的領導者同時是行政機關的領導者）的優勢政經資源，又與台灣鄉鎮社會缺乏聯帶關係（外來者）。在此前提下，國民黨如何控制區域黨部並進行社會滲透？a.由中央派置基層直接代理人（盡量台籍，但非當地人），並採互調制度防止其介入地方派系；b.建立「四位一體」的體制（圖6-1），但在實質上權力和經費皆不足，故成效不彰；c.壓制地方派系，但地方派系仍一直存在，忠誠度反覆無常；d.積極滲透農會，但成效不佳，農會中黨員數仍佔少數，農會主要仍由地方派系所把持；c.以縣市政府資源成立民眾服務站，但其成員多為黨工，故其功能為與地方勢力競爭基層民眾的支持，進行偵察與監視，且大約具有10%~16%的選舉動員能力。
6. 若以1964年省議員選舉作為測量指標，國民黨組織約可動員28.7%的選民，13.3%來自特別黨部的動員力量，另外的15.4%則屬於區域黨部（服務站）。在擁有這樣的組織動員資源下，國民黨國家菁英可以在地方的敵對派系中擇一支持或輪流支持，以此控制派系。若再比較特別黨部和區域黨部的動員效力則會發現（表9-4、9-5），特別黨部的動員能力比較高，對當選的影響比較關鍵。
以上分析印證了作者的三個理論假設：1、在移入的國民黨政權黨國威權體制中，因政策的偏好和優先性而存在著社會控制之核心與末梢，國民黨政權會根據此結構關係的不同，分別建立不同的滲透機構；2、國民黨政權在不同社會群體間滲透能力的強弱與黨國威權體制與移入政府特徵有密切關係；即黨國體制社會控制的核心與移入的外省族群是被國民黨高度滲透的部門，而黨國體制社會控制的末梢與本省族群是國民黨政權低度滲透的部門；3、當國家機關滲透力強時，它所吸收的社會基礎較能配合政府政策或動員的要求；當國家機關滲透力弱時，它所吸收的社會基礎也無法高度配合政府政策或動員的要求。
國民黨政權在1950與1960年代所建立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原型，對今日台灣國家與社會關係有什麼啟示？
1.省籍作為一種政治認同與區隔的指標是在國民黨政權主導形塑國家與社會關係策略下而形成的。
2.國民黨政權與外省籍成員間的關係到1990年仍是相當一致；鐵票部隊並未生鏽，只是轉向。
3.40年來地方政治的主題都是國家菁英與地方派系間的衝突與結盟關係，即便在國家菁英趨於本省籍居多，此模式仍然被採用。一方面，由於本省籍國家菁英缺乏外省籍鐵票部隊這有力武器，因此有可能在面對地方派系缺乏足夠籌碼；但另一方面，由於國家菁英和地方勢力都是同一族群，也有可能發展出更緊密的社會連帶，完成國民黨的本土化。
4.1980年代民間部門出現的各種政治、社會運動開啟了改變舊有國家-社會關係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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