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阿勤《回歸現實》： 第一章、第二章、附錄一

一、研究動機
　　台灣民族主義之發展，主要在於八Ｏ年代之後。該發展與七Ｏ年代（回歸現實世代）關於台灣本身的文化再現與知識建構間具有何種關係？而七Ｏ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集體記憶內容或架構，與其集體認同、普遍籲求之間，又是如何相互形塑發展出來的？

二、問題、理論與方法
世代研究
　　「省籍」作為重要的行動要素已是晚近（最早亦僅能追溯至七Ｏ年代晚期），從「世代」的角度切入才能對七Ｏ年代初廣泛興起的政治社會抗議與改革主張，提出更周全的解釋。
　　Karl Mannheim開創性的提出「世代理論」，以階級以外的角度理解知識之存在基礎與社會變遷之動因。批判當時的兩個既有研究取向：「實證主義的」(postivist)以及「浪漫的－歷史的」(romantic-historical)，認為二者不是犯了自然主義的毛病，便是陷於極端唯心論的錯誤。Mannheim指出世代的共同位置，只有潛在的重要性，實存世代之形成尚需根基於「參與了共同的命運，並且參與了在某方面與該命運展開密不可分的觀念與概念」。
　　蕭阿勤認為，七Ｏ年代回歸現實世代具有類似生活經驗，某程度減低了其間之省籍差異。
國民黨式的國族認同教育，在年輕世代間有著顯著之同化作用，不論本省籍或外省籍，皆與其自身之上一代有所差異。這些特殊歷史環境，提供該世代形塑其共同意識之基礎。
　　Molly Andrews針對Mannheim理論的兩個主要不足之處加以補充：第一、關於個人從世代位置成員轉化為實存世代、甚至世代單位時，發生該轉變之機制為何？Andrews認為相較於快速社會變遷，「覺悟啟蒙」才是真正實現該轉變之機制。劇烈社會變遷毋寧僅是供給創造強烈世代意識或政治變遷理念之契機。第二、形成實存世代所必須之世代意識，在經驗資料分析上究竟所指為何？Andrews在東德政治反對運動之研究中指出，個人對於世代位置的自覺，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政治主張，通常是藉由「說故事」(story)或「敘事」(narrative)的方式表達出來。

認同、敘事、行動
　　「敘事」並非單純再現真實的過去，敘事實際上包含了選擇、重組與簡化事實等機制。由於敘事必然具有的此種「情節賦予」性質，透過將經驗或事件納入特定的情節，使其成為別的經驗或事件的原因或結果，而成為更大的關係整體之一部分。敘事因此創造了意義，並且透過敘事所呈現的故事指向其認同。
　　情節賦予使得敘事本身具有方向性，而與故事參與者的行動意圖產生連結。因此敘事不僅組織出人們所認識之現實，另方面人們也藉此定位自己與世代位置，以及建構其行動之意義（指向其敘事結果）。
　　「敘事認同理論」對於認同與行動之解釋，能夠避免「本質論」(essentialist)或「工具論」(instrumentalist)這兩種常見的不恰當理解。事實上，認同建構與行動之關鍵在於，人們對於故事之認同、將自己置放於某種故事之特定敘事之中。蕭阿勤認為，透過此種「（非本質之）非工具論的情境論（或建構論）」的敘事認同理論，能更恰當的理解自我、認同、利益、行動與社會能動性等議題。

集體記憶、敘事模式
　　「集體記憶」具有兩個主要特色：對於時間上之過去的指涉、對於集體認同因素的指涉。
因此集體記憶的研究，便在於探討集體記憶「關懷集體認同」以及「關懷人們對於過去的認知如何影響其現在」兩大面向，與相關社會行動間之相互關係。
　　「記憶」並非某種具有共同身分的人群必然自動承載的認知，而應被理解成是發展、建構某種集體認同所依賴的象徵資源之一（如同傳統、服飾、語言…等文化行為），亦即是種經由再現化的過程，將過去的經驗「意義化」、「象徵化」之產物。透過集體文化特殊性的確立，發展我群之認同並建立與他者之差異區隔。也因此，「集體」與「記憶」二者乃是互相建構的。
　　「記憶」能夠進一步形成「集體記憶」的關鍵在於「公共領域」的論述可能性。許多個人或人群在私領域中對於某段過去的特殊記憶，如果不能進入公共領域互相聯繫、闡述、條理化成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則仍舊無法產生改變或形塑人們集體認同、建立社會行動共識之潛能，而難以認其為某種「集體」記憶。

三、回歸現實世代
六ｏ年代的戰後世代
　　六ｏ年代戰後世代對自身困境與社會公共議題的公開討論，乃是偏向個人的、零星短暫的，未曾激發該世代的政治社會行動；縱使是集體性的運動，也幾乎未涉及政治社會議題。造成此種消極性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國民黨對於社會的嚴密監控及校園內的訓導教育，冰凍了年輕世代的熱情與理想。此種氛圍使得此時期的政治異議與行動，無法對戰後世代成員或社會大眾產生普遍而有效之影響。
　　國共對峙下作為「自由中國」的台灣政治前途混沌迷茫，在外省籍來台世代表現為一種流亡的游移心態。無論外省籍或本省籍的戰後世代，普遍存在著無根失落與孤懸於（中國的與台灣的）歷史之外的心境、對於時局發展無能為力的強烈感受。而其主要原因乃是來自於國民黨的制式教育與出版管控。對中國與台灣現實歷史的陌生隔閡，被國民黨式的國族敘事所彌補或取代，在本省籍及外省籍戰後世代心中，形成了一種（半）擬流亡心態。
　　此種苦悶的心境，加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伴隨西方民主思潮與自由主義的影響，一方面企求「對西方思想『橫』的移植」、一方面「將台灣社會視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移植』」，零星戰後世代知識份子反省回歸的社會「現實」，表達出來的毋寧是種在台灣尋找「中國性」、追求中國近代化的言論。

七Ｏ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
　　七Ｏ年代外交挫敗所激發的改革言論，乃是與戰後世代的國族認同密不可分，跨越省籍界線的世代認同。這種覺醒，使他們擺脫六Ｏ年代戰後世代的消極苦悶，積極的從社會權力脈絡與社會結構出發，形塑所屬世代在改變現狀的行動中之角色，發展特定世代的意識。
　　外交挫敗使得學生與知識分子轉而回頭關懷現實社會、要求內政革新，在此種「為了中國未來的前途，必須先確實關懷台灣現下的生存問題」的政治、文化轉向之下，回歸現實世代開始批判揚棄過往那種流亡漂泊心態。此則為導向後來本土化、台灣化的重要源頭。
　　國民黨的壓制與革新言論的沉寂，非但未代表回歸世代的消失，反而促使其直接投入發展中的黨外反對政治運動。而覺醒的文學界年輕世代，在中國國族敘事下的鄉土文化尋根，也因為國民黨的高壓禁制，反而逐漸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先聲。

四、敘事認同理論
敘事認同的真偽
　　質疑者認為，威權統治下的敘事者無法自由發言，研究者如何能將唯一可得之敘事當作真實？蕭阿勤表示，敘事認同理論的重點在於探究行動者之意義建構，因此係在研究者判別出那些敘事比較接近敘事者之認同後，敘事認同理論才開始有其分析之作用。解釋敘事之真偽並非理論本身所能達成。敘事認同理論雖強調敘事與認同、行動之密切關係，但並假設行動者的任何敘事必然與其認同、行動有一致的關係。

弱者、隱蔽腳本
　　James Scott認為被宰制的弱者並非完全接受宰制者之意識形態，被宰制者面對權力時之公開言行，僅是出於恐懼與自保的現實性策略選擇。因此不能僅以宰制關係中的「公開腳本」認為其接受宰制的意識型態教化，而必須關注在權力監視所不及處，挑戰統治者權威並展現若干自由反抗空間的日常論述之「隱蔽腳本」。
　　蕭阿勤回應指出，Scott的理論乃是立基於沒有社會流動、二元權力關係嚴重對立的時代或社會。然而七Ｏ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則是深信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價值的現代知識青年。並且，若認為公開的言論必然無法代表真實的情感或認知，將難以解釋史料中所呈現，他們將自我世代認同與政治投入、歷史敘事聯繫起來所表現出的誠摯、激情言論。
　　蕭阿勤同意，表達「憤怒與報復攻擊之幻想式發洩」的隱蔽腳本確實存在於戒嚴下的台灣，但質疑者所稱的隱蔽腳本並非此類，而係被壓制禁聲、必須透過掩飾來迂迴表達的「台灣民族」敘事。蕭阿勤進一步指出，當代政治運動之研究重點之一往往在於，轉變情境下的意識轉化與認同浮現問題，而非僅是由隱蔽腳本簡單曝光成公開腳本的非歷史假設。

歷史的斷裂或連續
　　質疑者認為，從隱蔽腳本到台灣民族主義，應該具有歷史上的連續而非斷裂。因此本省籍人士間若未存在某種隱蔽腳本，如何解釋他們之後發展的台灣民族主義？
　　蕭阿勤認為，民族主義雖然經常與族群性有所關聯，但不應將民族主義簡單的解釋為族群性的延續。這兩種集體認同的類型有著重要的區別：與國家的關係。因此從族群性到民族主義的發展並非自然的連續發展，而存在著意識轉化、議題轉變以及在公共領域集結而形成集體動員之過程等，呈現出斷裂與連續、承接與轉化並存的狀態。
　　事實上，思想的萌發與導向，關鍵在於現實政治與歷史情境變化的激發。而非預期的歷史機遇(contingency)以及人們在其中不斷選擇所呈現的因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乃是作為歷史後見者位置研究時，所具有的優勢與限制。

汪宏倫演講

1. 講題：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2. 主講人：汪宏倫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3. 時間：2008年10月3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4. 地點：中研院人文館南棟社會所802會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