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認為，在他所理解的穆勒的「多神論」中隱藏的真理，正是我們在聖經（〈以賽亞書〉第53章、〈詩篇〉第22篇）、在波德萊爾的《惡之華》、在日常生活的智慧中、以及自從尼采以來「再度」「認識到」的一項真理：個別價值秩序之「諸神鬥爭」。「再度」意味著這真理是一項「古老」的真理，只是曾經被遺忘了而已；「認識到」則意味著這項「真理」是可以被「認識」到的：它是自古即已存在的一項「事實」。
吳叡人（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愛爾蘭詩人葉慈說每一個熱情的人都心繫「另一個年代」——
這只是閱讀《想像的共同體》的一種方式：當你閱讀這卷書，
然後，當你見到他本人，你會發現安德森的熱情，不只複雜而冷靜，
1999 年初秋，我和友人到綺色佳造訪安德森。僻靜鄉村的平野上，
第二天午後，我們再度造訪，安德森覺得開著錄音機「訪談」
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然而翻譯《想像的共同體》，
「Das war kein wahres Paradies─
Es gab dort verbortene Baume」
那不是真的樂園，因為那裡有著生長禁果的樹。然而你可知道，
台灣不是非中國、非日本、非漢族，或者非西方；台灣就是台灣。我們必須解構多重的殖民中心與其製造的虛假對立，讓台灣可以同時是（自然的）原住民族、（文明的）中國、（和平的）日本、（友愛的）漢族，以及（民主自由的）西方——讓台灣可以是這一切普世的進步的人道主義價值的總和。（吳叡人，台灣後殖民論綱，P.103）我想之所以吳老師加了這麼多括弧，是提醒我們要時時警覺，結盟對象的內部也充滿進步與反動、自由與壓迫的對立，我們必須與自由進步的力量結盟，才能真正走向相互解放之路。而對於台灣而言，我感覺文中最重要的毋寧是「同時」兩個字。如果沒有抓好平衡，台灣似乎很容易就會在各股政治勢力與文化力量的衝撞中消失了。
情勢從未變好
意志總被消磨
理想仍須繼續燃燒
做為當時的學運領袖，吳老師認為他們這一代的努力，到目前看來基本上是失敗的（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聽他這麼說了）。學運世代在野百合結束之後，大致上分成兩 個群體，一群人選擇直接進入政治挑戰威權，另一群人則選擇出國深化思想。而吳老師認為，這兩個群體各自都犯了一些錯誤，造成整個世代的失敗。
就直接進入政治的這一群人而言，他們藉著九零年代萬年國會改選的中央政治真空以及李登輝的意志，非常快速的就踏上了中央政治舞台。但是現在看來很清楚的是， 他們都是跟著自己老闆的腳步上去的，他們沒有自己的權力基礎，也因此無法伸展手腳。基本上，學運世代的政治人物只能是美麗島世代的附庸，而那些選擇不做附 庸的人，例如新潮流系的一些學運世代，至今看來在思想上也無法進一步超越他們第一代的邱義仁、林濁水等人。
就選擇從事思想工作的這群人而言，吳老師說：「他們付出的是浮士德的代價」。他們必須把靈魂出賣給學術體制，包括SSCI這 些東西。當然從好的一方面說，這些學運世代學成歸國後，的確對台灣人文與社會學科的本土化產生了重大的貢獻。出國深造的學運世代，幾乎絕大多數是去學習人 文與社會學科，這與以往理工背景居多的留學生比例不太一樣。但是遺憾的是，這些本土的研究成果，並沒有進一步成為現實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因為台灣的政治 總是習慣找同調的研究為自己背書，而非給予學者獨立自主的空間與尊重。
而把靈魂賣給SSCI，被學術體制馴化的結果，許多年輕學者開始出現去政治化、反政治化的傾向。潔癖到了最後，務必要讓理論完全失去實踐可能性才肯罷休。這樣的政治潔癖到最後變成完全與現實社會疏離。
吳老師認為，現在看起來，整個學運世代的失敗，是因為當初這兩群人沒有好好結盟。在學運結束之後，他們誤將民主的展開當成民主的鞏固，認為這就是歷史的終 結，所以選擇分道揚鑣，各自追求自己的理想，最後各自被自己所進入的體制規訓、收編。他們忘記了，二次戰後每一個民族自決運動的成功，都是來自「筆」與 「劍」的密切結合。「劍」的是政治人物，他們選擇在政治裡衝撞，不惜弄髒自己，「筆」的是知識份子，他們用理論為政治運動打造最堅實的理論基礎。由於缺乏 歷史意識與危機感，學運世代認為學運的結束，就是向上提升的開始，也因此學運世代從未變成一個足以主導歷史走向的歷史集團。
接著吳老師談到台灣主體性。
我記得吳老師曾經不止一次說過，他大學時代去爬南湖大山，在三千公尺的山上看到海，那一刻的美讓他成了台獨。就像地殼板塊的擠壓推出了玉山一樣，吳老師的研 究使他深信，台灣這個國家，從東北亞地緣政治的觀察角度而言，是在帝國板塊的擠壓中浮現的。但也正是這股擠壓的力量，始終不願意讓台灣這個國家「完成」。 在這樣不上不下的情況中，台灣只有「被迫向善」這條路可以走。因為如果要玩強權政治，台灣不是靠美、日，就是得成為中國的附庸。況且，台灣也沒有成為中立 國的地緣條件。
從二次戰後一直到六零年代，類似台灣這樣反帝國、反殖民的民族主義論述，在國際社會上是很有道德正當性的，但是台灣並沒有趕上那一班的建國列車。不過以事後 諸葛的角度來看，當初成功建國的那些非洲前殖民地，很多原本的建國英雄上台後，選擇跟舊的封建勢力結盟，反而造成了新殖民主義，因此也不知道台灣的遲誤究 竟是幸還是不幸。
到了今日，台灣民族主義論述面臨的是極端不友善的國際環境。光是看台灣島內的學術論述就可以知道端倪：有多少學術打著左派、後殖民的旗幟反獨，這股勢力會這 麼強，也是反映了國際的氛圍。在這樣極端不利的環境下，台灣只有被迫做得更好。單純的民族主義訴求已經無法獲得大家的同情，我們必須以行動證明這個民族主 義是進步的，是民主的，是包容的，因此做為一個台灣人是幸福而驕傲的。
吳老師提醒我們應該回頭看看二零年代台灣議會運動怎樣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他稱他們的論述為「雙重邊陲的批判策略」：日本是歐洲的邊陲，台灣又是日本的邊陲， 要對抗日本這個半封建半現代化的帝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繞過日本，直接與西方結盟，以現代化來批判日本不完整的現代化。只要看當時的文獻，很清楚可以觀察 到，所有的論述都透露出強烈的現代化思維。而直至今日，台灣雙重邊陲的政治地緣位置仍未改變。目前在台灣有許多人天真的採取文化保守主義，殊不知這樣只會 整個被中國吃掉。（這一點似乎跟我們的讀書會中大家討論的看法很像？）
從九零年代至今，台灣獨立運動的基礎已經有很大的變動。這點光看許多本土企業家態度的轉變便可窺知一二。台灣的資本覬覦大陸市場，中國國家資本想吞掉台灣， 而馬政府則擔當起這個跨國資本集團的代理人。因此我們只有不斷以堅強的理論強化我們訴求的道德正當性，也就是「被迫向善」，台灣沒有犯錯的機會。
最後，吳老師談到「世代對話」這個題目。他對於目前政黨大量舉辦青年營的作法有一些意見。「在做這件事以前，應該回過頭來想一想我們到底可以教給他們什麼。」關於對新世代的期望，在演講的尾聲，他引用耶魯大學前校長Kingman Brewster說過的話：「只要我們不讓他們失望，他們就不會讓我們失望」。
本文論點：《認識台灣》爭議的意義在於不同史觀提出及爭奪進入代表國家歷史詮釋立場的教科書中，而這樣的爭議必須放到「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之間長期對抗脈絡中，才能夠理解其發生時機及具體爭議內容。王甫昌認為對於未來的期望（統獨立場）影響到對於過去的選擇與呈現（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日本統治的評價）。而參與爭議民眾的心理基礎在於擔心自己族群文化與歷史記憶的滅絕。
內容摘要：
1997/6/3 李慶華「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內容是否妥當」公聽會，對教科書的質疑包括四個方向：（1）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2）台灣與日本的歷史關係；（3）台獨（一般的討論並沒有大力呼應李慶華對於教科書將台灣視為一個國家的質疑）；（4）李登輝的功過。(153-154)
本文將「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定義為戰後台灣社會中所發展出來、具有現代社會中民族想像（national imagination）意涵及對抗性作用的兩種政治意識型態。此定義特點在於（1）突顯戰後的政治與社會脈絡；（2）排除沒有政治意涵的鄉土意識；（3）強調這兩種意識做為群體之間「對抗論述」政治性格。
為何一九八○年代以後才出現對於「大中國史觀」的挑戰？分成四個時期討論：
一九七○以前中國意識全面優勢。官方全面控制文化語言政策、意識型態生產工具，又有國際政治情勢的配合，導致戰後出生的本省第二代在歷史記憶、經驗和語言文化上，與父母的斷裂。
一九七○外交挫敗下台灣意識萌芽。外部衝擊的情況下出現政治改革與民主化的訴求，但其中隱含的「台灣意識」，缺乏一套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文化論述，也沒有追求政治上獨立自主的目標，而只是在既有體制中要求族群平等，因此不算是有民族主義意涵的「台灣意識」。而政府則以「推行國語運動」加以制衡，並且以中國民族主義的國難訴求將本土意識刻畫為分化團結、與台獨勾結的「地域意識」
一九八○年代台灣意識崛起。美麗島事件以及政府多起重大錯誤，使得更多人接受改革的重要性。美麗島事件之後，激進理念逐漸浮現，反對陣營開始提出台灣民族主義，與民主訴求相結合。
在這樣政治環境及理念推動下，「台灣主體意識」逐漸成為民間文化活動及學術活動新的發展方向。一九八○年代初期，台灣文化界與知識界對於所謂「台灣結」與「中國結」的討論，由文學領域，延伸到其它領域（包括歷史和社會科學），說明了台灣意識崛起、與中國意識逐漸形成分庭抗禮之趨勢。戰後出生的第二代知識份子及一般民眾，為了對成長環境有更多瞭解，開始試圖瞭解過去長期被忽略的台灣歷史及台灣文化。這個轉變清楚地反映在此一時期， 台灣歷史研究及書籍的大量增加之上。(167)
台灣意識高漲，除了引發執政者及保守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反應外，也造成民主運動陣營內部辯論與分裂。雖然民主運動陣營中，對於應該多瞭解台灣歷史有共識，但是一旦牽涉到歷史歷史內容應該如何定位或書寫的實質討論時，因為不同族群歷史經驗的差異，就比較沒有共識，甚至引起很多爭議。(171)
《夏潮》集團成員站在反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立場上，完全無法接受台灣人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史觀。因此，除了一貫強調台灣人抗日以外，《夏潮》也致力揭露日本殖民政府歧視、鎮壓或屠殺台灣人民的史實事蹟、及闡述殖民政府各種建設背後剝削的意圖與本質。同時，為了反制肯定日治成績的說法，《夏潮》集團也特別強調清朝統治台灣末期的建設。……對於日本統治時期應該如何定位的歷史觀點論戰，因為主要發生在黨外不同團體（本土派與中國左派）之間，在主流媒體刻意忽視、以及被黨外發展路線之爭蓋過的狀況下，並沒有在一般民眾之間引起太大注意與迴響。但是這個論戰培養出一批反對台灣意識肯定日治的學者，以及一套反對論述。直到《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事件中，這個議題才因為不同因素配合再度被提起，受到廣泛注意。(172-173)
一九九○年代：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對抗（教科書爭議的背景因素）。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開放民選、總統直選等重大政治變革，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政治本土化或台灣化的實現，使「中國意識」對於台灣和中國政治關連的宣稱和現實情況越來越脫節。「一個中國」逐漸變成未來目標而非現狀的認知與描述。台灣意識由文化或地方認同的層次，升到民族主義的政治層次。而外省人較不願意接受台獨的原因，在於害怕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記憶不被尊重。因此民族想像與族群扣連在一起。(173-175)
戰後第二代對台灣的過去所採取之立場，與第一代外省人的中國意識（親中、反日）想法、以及第一代本省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之台灣意識（反中）、親日想法，都有明顯差異。他們以台灣為主體，重新去思考台灣和中國、與日本的歷史關係。因此，對於台灣歷史上各個統治政權對於台灣的貢獻和影響，也形成了不同於前一世代之評價與對待立場……企圖比較「客觀」地評價台灣與中國的歷史淵源，以及日本統治台灣基礎建設。(177-178)（但是王甫昌似乎認為第二代的本省人，又比第二代外省人更能夠放下「歷史包袱」，見圖四）
本文統計1971-1999以台灣為主題的282篇碩士論文，發現以清朝為主題的比例不斷下降（七○年代64%，八○年代43%，九○年代18%），而日本統治時期為主體則不斷上升（七○年代12%，八○年代28%，九○年代30%）。王甫昌認為「台灣史碩士論文中，比較傾向台灣意識之研究（特別是）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研究，在一九八○年代就已經開始大量增加，其中相當高比例的研究者是第二代本省人。而第一代本省人是在一九九○年代以後，才將他們的集體記憶注入台灣歷史的公共討論中。」(178-180)
教科書爭議事件，造成第一代本省人紛紛在報紙上投書，表達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集體記憶，以及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對於中國統治者的失望。(186-187)
在這樣的爭論中，「歷史」是爭議雙方用於合理化自己對於台灣「未來」主張之重要根據。無論是主張「與中國統一」或「台灣獨立」的陣營當中，都有人透過對台灣和中國（甚至和日本）歷史關連之詮釋，來闡述主張的合理性、以及攻擊對手。他們認為自己對於國家未來主張之正當性，是來自歷史事實的自然推衍。(188-189)
在戰後台灣社會中，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都是以同質化做為政策導向的訴求，在同質化政策導向下，弱勢者擔心自己的歷史記憶或文化將不會受到優勢者尊重，甚至將面臨消失之命運。……這種追求保存我族群文化認同之動機，正是吸引一般人參與族群衝突的主要原因。(190)
台灣民主季刊 5(2): 89-140。
引用Schumpeter與Huntington，認為台灣在1996年的總統直選後，已經具備民主制度的形式要件，完成民主化轉型。（90）
目前台灣民主化轉型的解釋中，對於幾乎是同時發生的「民主化轉型」與「_族群議題公共化」兩者之間的關係，絕大多數認為：沒有因果關係，或是「民主化是因、族群政治是果」。本文認為目前這些解釋低估了「族群」的概念或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可能有更積極的作用。……本文將提出不同的看法：「族群」概念出現所帶來的觀念轉化，是台灣民主化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轉變—「國會全面改選」，能夠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91-91）
王振寰根據O'Donnel與Schmiter，認為1986年以後國民黨進行的改革是自由化而非民主化。林佳龍亦引用Linz與Stepan，將轉型過程區分為1986-1990（國是會議）自由化；1990-1996（總統直選）民主化；1996之後則為「民主鞏固」。（92-93）
過去研究者在解釋台灣民主轉型時，主要採用的理論觀點是強調政治精英之間競爭與互動的「政治過程論」。相對於「結構論」所注意的民主化之社會與經濟條件，「政治過程論」強調民主化發生的過程和機制。（93）
過去解釋台灣民主化的研究中，大多將解釋停留在描述或說明在這些情勢下，政治精英之間實際的政治互動過程，而沒有去追問更深層的問題：在這樣的政治過程（蔣經國）被迫採取「自由化」改革，以及李登輝必須而且成功的推動「民主化」改革）能夠發生的條件為何能夠出現。……如果沒有解釋這些「發生條件」如何產生，上述的解釋只是說明了台灣_的民主化轉型是「如何」進行的，而未能對民主轉型「為何」能夠發生，提供完整的解釋。（95）
在「政治過程論」的理論取向下，解釋台灣民主轉型的主要「變數」是大環境的變化、或是精英行動或政治聯盟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改變。這個「省籍不平等眾人皆知」的假設在政治精英間或許是成立的，但是，對於沒有直接參與政治的一般民眾來說，這個假設卻不一定成立。（96）
引用吳乃德與施正鋒討論族群政治的理論架構：不論是「族群意識」或是「族群集體認同」，都是指定族群對於自身處在不平等的結構位置的集體體認，_而產生的政治意識_或認同。但認為在1980年代以前，多數的本省籍民眾並不接受「本省人弱勢族群」的說法（從黨外候選人得票率在三成以下，以及「社會變遷調查」中民眾認為本省人的社會影響外省人的調查結果中，得到如此的觀察）（96-99）
上述這些現象顯現了1980年代以前，本省籍的反對精英和一般民眾之間在「族群政治意識」或「政治化的族群認同」上的巨大落差。前述吳乃德與施正鋒的族群政治意識理論中，所提到的族群意識或認同由「族群文化差異」發展到「族群不平等認知」或是集體的「相對剝奪感」，在一般民眾間，顯然不是個簡單的過程，而是需要被解釋的重要變數。（99）
本省閩南人在1984年，只有20.2%的受訪者認為外省人的影響力比較大，但到了1994年卻升高為66.1%。而1994年國會已經全面改選，台灣省長及北高市長也即將選舉。這說明了：現實中的不平等結構，如果沒有經過適當的集體詮釋，不必然能夠直接被轉化為主觀的不滿或相對剝奪感。如果本省籍民眾族群意識的增長，是導致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政治精英得以採取不同領導或行動策略的重要因素，……那麼本省籍民眾為何有此轉變，本身就是需要被解釋的重要課題。（102）
過去台灣民主轉型的解釋比較忽略了對一般民眾來說可能更有意義的「說理」面向。如果由精英以「說理」動員一般民眾的角度，重新檢視台灣民主化的挑戰，可能會因為提出不同的問題而得到不同的答案。（103）
絕大多數本省籍民眾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接受程度上，和少數本省籍政治反對精英有重大落差的原因：第一個原因在性質上屬於政治精英用於合理化「外省—中央／本省—地方」的暫時性政治安排的政治合法性論述；主要是奠基於「中國國家想向」（遷台的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國）及動員戡亂的「非常時期」論述。第二個因素則是不利於類似「省籍政治歧視」這樣的現代性政治想像或動員的傳統社會人際關係及政治取向。第三個因素則是統治者將「省籍」因素排除在實際的選舉過程之外的具體策略（讓本省人優先參加地方層次的政治）。這些因素的存在與互動，共同形成了一個讓「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不容易在本省籍民眾之間形成、擴散、進而成為政治行動中重要考量因素之環境，也間接合理化了被本省籍反對精英認為「省籍歧視」或「省籍不平等」的政治結構，也使得國民黨政府能夠繼續拖延或抗拒完全的民主化改革。（107）
1970年代以後的轉變：戰後新生代的民主化訴求（107-114）
儘管有組成份子（知識份子開始參與）與組織形態（脫離傳統社會關係試圖連結全台灣的「黨外」）的差異，1970年代的政治反對運動，在挑戰理念上和過去老一輩的地方性黨外政治人物差異並不大。……除了要求保障基本人權、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等過去的訴求外，也已經公開提出了「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但是，他們當時並沒有公開而直接的挑戰更高層的國家定位與非常時期假設。當時「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訴求，至少就公開提出的部分來說，主要被討論的是「世代」之間政治代表權差異的問題，而不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被比較討論的「省籍」或「族群」政治代表性不平等的問題。（108-109）
不但如此，反對陣營此時在言論與主張上，雖然已經漸漸出現一些剛萌芽的台灣主體意識，但是在公開言論中，似乎仍然無法完全揚棄「中國意識」。（110）
……就「說理」的面向來說，台灣民主化訴求最困難的挑戰，其實是「非常時期」背後以全中國為範圍的國家想像。……反對陣營所要求的大幅度民主化改革（特別是國會全面改選、或總統直選），似乎是將台灣當成一個「國家」來思考，在當時可能被許多民眾認為是超過合理範圍的要求。（113）
在1980年代以前，反對陣營追求「民主化」下的「省籍平等」之「族群政治」訴求，相當程度被國民黨政府以「中國意識」、「民族團結」、「社會安定」的反制論述所主導而移轉。不但絕大多數外省人接受「中國意識」，大多數的本省人也認可這樣的國家定位。他們對於「省籍問題」的看法，也因此連帶受到影響：他們大多數不認為台灣人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歧視，甚至接受談論省籍問題是挑撥民族團結，不利社會安定的說法。（113）
「國家定位」議題，漸漸成為反對陣營在1980年代以後挑戰國民黨的重點。……新潮流辦公室在1984年前後出版的《到獨立之路：新潮流與台灣獨立》，應該是黨外書籍中，最早討論「台灣獨立」議題的著作。（115）
本文特別公開主張（出版書籍、雜誌、國會質詢、選舉政見），是針對上述「一般民眾如何被說服」的問題意識而產生的論點。（116）
國民黨遷台後政治制度與安排，特別是在中央級政府制度設計上，不僅剝奪了台灣省民參與中央政府政治的權利，引起黨外精英長期的抗議外，也剝奪了少數權貴之外，多數外省籍一般民眾的參政權。（117）
關於誰才是弱勢者的論辯與爭議，顯現了台灣社會中長期以來即存在著兩種針鋒相對的「弱勢族群」論述：本土反對陣營所強調的本省籍在政治上及文化上居於弱勢的論述，以及外省籍（特別是第二代）強調外省人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是弱勢者的論述。（119）
吳淑珍於1987/3/25在立法院提出「國民黨歧視本省人」的質詢，涉及三項觀念的改變：（1）社會體系範圍之界定，以台灣做為完整的想像；（2）外省籍人士不再是各省在台灣的代表，而是台灣社會中公民的一部份（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3）公平與否應以社會團體人口比例來衡量。（120-121）
由這個質詢所引發的「省籍問題」討論被高度公共化，上述這套新的評價省籍公平標準的不同元素，也因為被大量討論，而漸漸為一般人所熟知。……這些過去只有少數政治精英或學術工作者知悉或關切的「事實」，也跟著這些討論的公共化，進入一般人對生活世界的意識中。（122）
……1980年代末期以後，台灣政治場域中也出現了一項過去沒有的狀況及條件：本省籍與外省籍候選人大規模地在選舉中進行實質的競爭。「省籍」的族群因素在選舉過程中的作用，不再只是背景或動機，也成為選舉動員的手段。過去外省籍（尤其是眷村）的選票，在少有外省籍候選人的狀況下，經常被國民黨動員來支持同黨籍的本省籍候選人，現在可以轉移到外省籍候選人的身上。……這種競爭也提供了一個有利於不同類型「弱勢族群意識」擴散的機制。（123）
以「國會全面改選」做為族群概念影響台灣民主的觀察案例。（123-131）
……1980年代初期以後，黨外陣營及民進黨對所謂的「萬年國會」正當性的抨擊，雖然無法讓過去多數國民黨的支持者改變其政黨支持的立場，但是卻成功地讓不少人接受了「國會全面改選」的說法及詮釋。其中主要的關鍵之一，就是在於他們以評價族群公平的新概念，重新定義過去國民黨主導建立的中央政府體制及安排，對於本省人形成了「省籍歧視」的結果。這個新觀念相當有效地鬆動了、甚至可以說瓦解了過去在「中國國家定位」下中央政府及國會的安排的合理性。在1987年省籍問題的公共化以後，過去缺乏「弱勢族群意識」的本省籍民眾，也開始發展出這樣的意識。……本省籍民眾之間這樣普遍的「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正是讓李登輝能夠在1990年運用來對抗黨內的保守派，而推動老代表全面無條件退職、及不設大陸省分的國會全面改選之方案的重要民意支持之因素。（131）
1980年代中末期台灣社會中出現的「族群」分類概念，最重要的特質，在於其現代國家普遍與平等的公民權觀念結合，而強調文化社會群體之間雖有差異，但是這些差異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應該受到國家一視同仁的平等對待與保障，免於受到國家或其它社會群體「身份歧視」的待遇。……新的族群概念要求的族群關係，比較類似「族群多元主義」的理想。這個新的概念所帶來的政治解放潛力，不但改變了戰後以來台灣主要的政治結構安排，也使社會群體關係朝向多元並存的方向發展。（133）
（族群政治對立出現）不過，這種對立似乎不再是發生在「族群身份團體」（「本省人」相對「外省人」）之間，而是發生在不同的「族群意識論述」，特別是過去被用來合理化抗拒民主改革的「中國主體意識」、與被用來支持要求民主改革的「台灣主體意識」之間。國會全面改選之後，繼續發生的民主化轉型中，族群議題到底如何發生何種作用，是本文未竟處理，也是未來可以深究的問題。（134）
當所有的人們在這個邊界內獲得愈來愈高的政治、社會參與的機會，當他們充分地實現了自由的向上流動，當他們在參與民主生活的過程中，日益習慣以這個邊界內的人作為他們最自然的夥伴，這個政治邊界的合法性，將日益升高，而這正是最終形成以台灣為範圍的「想像的共同體」堅實的礎石。一個既存的主權政治疆界給予台灣以民主化的空間與時間，而民主化的開展，則將住民整合到一個共同空間之內，為他們灌輸堅強的台灣意識。但是，重新閱讀陳偉智〈論楊照、陸森寶與台灣史研究：回應宋家復〉這篇精彩的文章後，對於公民民族主義立場的歷史書寫逐漸有所保留。即便是公民民族主義，國族史學書寫造成的問題並非對於其它種類歷史知識的壓迫：
其壞的部分，恰恰正是在鼓勵其它種歷史知識在國族史的架構下的生產。結果是，雖然地方史、族群史、以及各種邊緣史，或是社會少數的歷史越來越多，但是卻越來越少存在感。……儘管內容本身是歷史化的，一國一地或是一社會雲體內發的歷史特殊性也總是會被強調，但是國族歷史的形式本身，卻往往是非歷史的，「古來有之」，無時間性的。最後，國族歷史的形式反而決定了內容。國族史的架構再加上現代化背後的線性史觀，帶來的問題是「輕易的以國族國家的時間，來代替某些本土語言承載某些群體、或是社會團體自己的時間」。因此陳偉智認為我們必須把「時間」問題化，並且反省學院歷史知識背後國家的制度性支持。詳情先不多說，建議閱讀以下幾篇文章，期待與各位有更多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