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夏天，我的博士論文寫作已近尾聲，且再過幾個月，將回台灣教書。在經歷了這漫長的美國求學生涯（七年多）之後，「回台灣後準備做些甚麼」往往是即將回台灣的留學生們的一個熱門話題，這也是我那時的問題。在十年前，對台灣政治與社會相當關心的學生們而言。那個問題不是關於你在台灣準備「如何謀生」。而是以如何的行動去介入台灣社會、進而改變一點台灣。
在那時，除了花一部份時間在自己的專業科學哲學與科學史之外。我與當時哥大一些「讀書會」的朋友們。其實對其高度批判性及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也用心研讀了不少著作，並在討論與辯論之餘，企圖借用之來討論台灣社會。當時除了書籍之外，我也開始接觸一些左派或基進的學術期刊，如Past and Present、Theory and Practice、Monthly Review、Third World Quarterly、New Left Review等等。這些具有社會實踐及理論批判的刊物，還有它們一圈圈小社群合作奮鬥的性質，在那時逐漸引起了我的興趣。留美七年，除了自己專業之外，我很少與美國人在一起，課餘聚會的幾乎都是關心台灣社會的台灣人或台灣留學生。在當時紐約的哥大，熟朋友之間除了有私下的讀書會，還有公開的「台灣同學會」，而在哥大之外，幾年來透過連絡訪問、透過一些當年的地下政治團體及其「夏令營」等等，也認識了不少深思而熱情的台灣知識份子，也有不少人熱切地計劃回台灣「做點事」。在這種氛圍之下，我開始有了一點具體的想法，起先只是隨意想想，後來卻愈來愈認真：為甚麼不連結一些具有批判性知識的台灣朋友們，在台灣辦一個認真批判且具「基進」學術水平的期刊？（註1）台灣那時並沒有這種基進學術期刊，在當年「黨外時代末期」的台灣。我們有不少黨外雜誌、選舉叢書、大河小說與政治詩等等，但卻很少有批判性地進入「學術戰場」、進行理論性戰鬥的刊物。在當時的報章雜誌中，台灣的「學術界」比較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一些「自由派」學者，常常往來穿梭於國民黨與黨外之間溝通（或稱「溝通派」學者）。一般而言他們的政治立場往往搖擺不定，我們並不喜歡他們。
在構思與籌劃這個基進學術期刊的過程中，我與當時尚在SUNY（Binghamton）社會系讀書的柯志明有過相當的討論，還有當時在加州搞地下運動的蔡建仁、在芝加哥寫人類學論文的邱延亮、來美國走走的工運工作者汪立峽等等，我都邀請他們加入這個在籌備中的編輯陣營中。大概在八六年的夏天吧，我在台灣進行了一些接觸與籌劃之後回美一趟，然後在紐澤西廖珮如那邊聚集了一些哥大及紐約的老朋友們，正式地提出這個基進期刊的構想，並藉機向朋友們「募款」，表明希望這是個群策群力的計劃。記憶所及，當時在New School讀書的賀端蕃也來參加了這個聚會，當時在哥大同學會的一些老朋友們，如張復、李淑惠、吳作樂、周璐華、潘世姬、鄒武鑑等等，也都慷慨解囊，在物質及精神上支持這個計劃在台灣的繼續發展。就憑當時這總共約二十萬台幣的捐款（註2），一個台灣基進學術期刊的夢想，終於有了進一步的物質基礎。十年後今天的「台社」不管如何，我至今仍然衷心感謝當時許多朋友還有廖珮如的支持──當時大家對台灣的誠心期待，也比我今天所看到的更令我感動。最後，關於期刊總編輯的人選，在一些討論與推薦的過程中，則指向了當時的「民間學者」陳忠信。
這個基進學術期刊，後來在台灣正式的編委會中通過取名為「台灣社會研究」（簡稱「台社」）。從我開始構思與籌畫「台社」到今天的「台社」，可說已經十年（註3）。從開始的熱心籌劃、到今天我的遠離與「淡出」台社，這個心路歷程。我想也部份地反映了一些近十年來知識／文化界、或說知識／學術／意識型態「戰場」的變遷與變化。以下我想就簡單地回溯幾個過程中的要點，並說一點我對今天「台社」的感想，也算回憶或了結一段不算短的關係吧。
在黨外時代末期的台灣，反對文化中的學院知識份子的「反抗」型態，一般來說比較是靜態文字性的。不要說大型的示威遊行或巡迴演講幾乎沒有，連後來習以為常的大型串聯簽名活動都很少有。我還記得剛去清華任教時，曾指著報紙上報導韓國有約一百多位教授簽名聯署者反對政府之事，對同事說這種事情在台灣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所以這部份也解釋了為甚麼當初我希望標定「台社」以學術戰場為主戰場，企圖去基進化與顛覆化台灣過去極端靜態止水式的學術界。另方面，關於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在「統獨」意識的取向問題上，我當時在籌組「台社」成員時希望採取一種共事與合作的態度。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早在美國已經解決，故在台灣時並不想多談它；並非逃避，而是不想浪費時間在唇舌上，多做一些具體的事情較好。所以當時我覺得統獨與實其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分析與參與」台灣社會的基本觀點上。基於「基進」的取向，我們當時當然比較傾向找基進的、左派的、乃至批判式自由派的年輕學術份子做為一起共事的同伴。（註4）
在上述的一種組合，還有組合中相當一批開始在諸學院中積極活動的年輕學者之情況下，「台社」開始在黨外末期，民進黨初期、國民黨被迫選擇「解嚴」的台灣新時空裏出發。一開始的「台社」賣得驚人的好，甚至有後來的再版等，且在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界、還有年輕研究生諸圈子中，多少產生了一點小小的衝擊。雖然「台社」一開始在台灣學術戰場中的介入就是多元多向度的，我自己當時的一個介入點值得在這裏一提，因為它會牽涉到後來我與「台社」的關係：檢討台灣五０年代以來「自由主義」的傳統，並對後來被馴化過的台灣「自由派」教授群、「溝通」教授等等的「實證主義社會科學觀點」作歷史性、知識社會學性的批評。這條對台灣「實證／自由主義」歷史知識社會學的批評，是我自己這些年來一直堅持的一條基進路線，它除了引起一些自由派教授的不滿之外，甚至在「台社」內部也引起了一些懷疑與異議。不過就我個人而言，如果「台社」的基進性不能與台灣當代的「自由派」傳統做出一個基本的批判性區別，這個基進性自然就大打折扣。
「台社」初期所面對的台灣，其實是黨外末期的一種延續。但這個延續，很快就被解嚴後台灣長久被壓抑的社會力的爆發所掩蓋與衝破。學院份子過去靜態文字性的「反抗」也即將很快地被動態行動性的新反抗所取代。大約從國民黨鎮壓五二０農民遊行引起大批學院教授聯署抗議開始，到同時間裏幾個大學蘊釀籌組大學的「教授聯誼會」、「教師人權協會」、「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等等，台灣的學術界與學術份子群開始經歷了也許是三四十年來最大的一個變動過程。所以，從五二０石頭記科學實驗，到後來連續幾年五二０的社會活動，還有籌組與經營清華「教師聯會」的發展等等，我也熱烈地進入那個動態行動的新反抗潮流之中。進一步，除了過去的基進取向外，我逐漸發展出一些對我而言是相當新的基進路線：因為長年在台北的邊緣「新竹」工作，我開始愈來愈重視到「新竹」這個地方性、地方自主性文化發展的重要性（故與一些新竹朋友們慘淡經營了一陣子「新竹風」的地方文化性刊物）。同時令我自己驚訝的是，過去部份的我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一個充滿著身體的激情與性政治的黑暗世界中，一半來自激情一半來自傷痛，我開始一點一滴地重新學習與認識性政治與性別關係的新思維。在過去自以為是的舊思想的碎片上，我從新摸索新的、基進的可能性。也是在這個摸索的過程中，我開始接觸到許多異質的女性主義的聲音，還有許多其他邊緣的歷史雜音。是這些邊緣、但卻充滿憤怒的巨大歷史雜音，使我逐漸與「台社」早年的我產生距離。也是這種摸索來的新基進立場，使我逐漸認識到像女性主義、原住民文化等等這類性別與族群的「邊緣」議題，其實是其他基進觀點的最佳盟友，並對挑戰主流中心的議題有巨大的顛覆潛力。今天回憶起來，也許相當程度就是這些原因，我積極參與新竹在地性並發展新的基進性，遂而與開會、編輯、印刷、發行都在台北（更正確的說在「台大附近」且多少以陳忠信夏鑄九等人為中心）的「台社」距離逐漸拉大，觀點上的歧異也愈來愈明顯。
學術界中的反對文化從過去的「靜態文字」到新的「動態行動」這個變化，「台社」怎麼去應對？怎麼去安排它自己的相對位置？同時，在這個學術份子群人變動的過程中，其他的學術份子群體也起了相對應的變化。傳統「實證／自由派」教授群中一些比較具自由理想的份子們，成立了「澄社」，後來並明白地批評國民黨，取得了一個相當確定的政治／文化立場，並回歸到台灣當代自由主義傳統的早期，有點類似殷海光式的強硬自由主義態度。稍後，許多更具本土及（國家）台獨鮮明立場、講“台灣話＂（即台灣的鶴佬或福佬話）的大學教授們，也聯合成立了「台教會」，全幅地投入台灣的政治變革與選舉事業中去（註5）。在一段較狂熱的時期中，許多反對陣營的報紙上充滿了像「澄社論壇」或「台教論壇」之類的文字。這些新的變化與影響，當然也會再引起前面的問題：「台社」怎麼去安排它自己的相對位置？
回想起來，雖然當時有些異議要求重新反省與再出發，但「台社」的主流並沒有明確的新立場，多少只是希望以當時的「現狀」維持下去，「潛沈」、或相濡以沫等等，保持靜態的（基進？）學術研究格局。所以在最近幾年下來，雖然「台社」一些比較具批判性的社會科學論文等，仍然具有相當高的研究水平，但台社當初希望有的「學術實踐與學術戰場」之路線，卻逐漸在快速變化的台灣社會中，愈來愈模糊不清。有趣的是，據我所知，這幾年的「台社」取向有些吊詭。雖然「台社」的路線本身仍然靜態學術研究、保持潛沈，但大部份「台社」的編委或學者們在社會中都異常活躍，另有天地。從「台社」的主流開始，大概有一半的成員均已加入「澄社」，有的相當活躍、或曾任要職、或為其編刊物等等。另外像陳忠信則正式任民進黨要職，同時也勸「台社」要保持潛沈。在這個重要的趨向上面，我清楚地看到，所謂「台社」的基進性，已經愈來愈與解嚴後才在台灣重新抬頭的老自由主義傳統彼此分不清楚。我們可以在「台社」開會時基進，在寫批判論文時基進，但卻在其他重要的學術份子關係、公共場域中走自由主義路線，進行「改革與自由化」的論述？我個人自己當然做不到，這當然也是我近年來對「台社」愈趨消沈的部份原因。
上述那種對我而言的吊詭，在今年稍早「新新聞」一篇談台灣「自由主義」的文章中，更多少印證了我自己的感受（註6）。該文的主題是台灣「自由主義的空氣」，作者感嘆它在台灣愈來愈稀薄，但同時卻提到了近來三個新活動系列，似乎稍稍可以補償原先的遺憾：一是「殷海光基金會」推出「自由論談」系列，這是正統，當然沒有問題；二是自由派的「科學月刊」集團成立「羲和書屋」慶祝自己二十五歲的生日；三則是「台社」將舉辦「什麼是台灣社會研究」的研討會！「台社」的新聞會在這種脈胳中出現，真的令我吃驚。然後這位記者作者又訪問了一位「台社」編委談到「台社」本身，描述它是「一開始就沒有明顯特定的立場，但可以說是個認同左派的團體。七年來，為了嚴格控制稿件的水平，不惜拖期延遲出刊」云云。總之，「台社」在這樣一個稱讚「自由主義精神不死」的脈胳中，又有這樣模糊的關於「台社」的陳述，在相當的程度上，我個人覺得倒是呈現了「台社」內外位置吊詭性的一種癥狀。
除了「台社」的基進性已經部份與「自由主義」失去區別之外，找他想到近年來「台社」裏面另一種有點極端的趨向。它是一種「反台獨」、甚至有時質疑到「族群論述」有任何正當性的趨向。基於一些左派的立場，這些朋友常常質疑與挑戰近年來反對陣營主流中的一種族群論述「優先論」，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懷疑台獨的意義、甚至不覺得左派思想與某種形式的台獨有充份銜接的可能性，這當然也是他們的理論見解，應該予以尊重。不過，有時我感覺，就像今天國家台獨中有些人隨意以「統派」的帽子加諸給不同意他們的人一樣，「台社」裏面的部份朋友則隨時準備作激烈的反彈，以抽象的左派理論對幾乎所有的台獨或族群論述做全面的強烈批評。激烈的反彈與不作區別的全面批評往往只是給下一回合的誤解、批評與反彈舖路而已。我覺得這樣子的纏鬥下去可能沒有太多的益處，既無法深化台獨乃至台灣文化的思想水平，也無法真正地拓展基進路線的空間與可能性。
固然，如我前面所提過的，我在「台社」早期所想像的在「獨與不獨」兩邊朋友間的「共事與合作」，在今天台灣的知識文化圈裏可能比過去更為困難，但起碼今天的知識／文化空間比以前寬廣許多，不必充滿激情但沒有焦點的圍繞在一個老問題轉。更何況，做為一歷史學者，我知道一點過去台灣人四五十年來對當年統治階級深刻的怨及深沈的無奈。這種深沈的歷史傷痛有時往往就不是在理論與抽象邏輯的層次可以去溝通與辯論的。近年來國家台獨者的激越及有時的獨斷，在台灣歷史的層次去看，也是可以理解的。反過來說，不曾經歷或傳承過那種深沈歷史傷痛的知識份子朋友，在拿看似犀利的理論來判定對方的獨斷之前，最好能先進入一個「歷史的同情」的視野，如此也許能相當避免開一些無謂。做為一個外省族群中的台灣人，我自己也常問我自己「歷史同情」的視野在那裏。
進一步，前面所提到的那種吊詭，似乎也會在「台社」裏那些強烈「反獨」的朋友中出現。無論從一些基進或左派的觀點來看，他們都需要回答，是不是有可能他們對國家台獨論者（絕大部份也是站在台灣主體主權立場發言的“自由主義者＂）的論點特別激烈地想批評，但對以「澄社」為主的台灣自由主義傳統中人，卻以另外一種態度來對待？
最後，再回歸到我自己以後該走的路，還有一些相關的雜感。
從十年前開始構思、籌劃與奔走，到「台社」早期我在社中投入了極多的情感與精力，雖然近幾年來我早已逐漸遠離，但欲對「台社」說話，或公開地回溯自己和「台社」的關係史，仍然不是件容易之事。一是缺乏距離而不易有真正的反思，一是路線的歧異又混雜了太多個人的恩怨與複雜的情緒。不過從去年以來，我努力地一步步邁離「台社」，總算能夠透氣與自由思考的空間愈來愈多了。今天我終於得到了真正在時空上的距離，使我能像談台灣任何一件當代文化史或事件一樣地來談「我與台社十年」，畢竟是一個可喜的轉機。另外，在台灣近代知識份子的「基進史」往往是那麼的短暫、那麼時常被權力宰制所任意抹殺的背景之下，作為當代基進史的一種嚐試的「台社」，仍然是相當重要的，這也是為甚麼我覺得即使從我一個非常個人的角度來談談「我與台社」的過去一些關係，仍然或許有一讀的價值。
寫完這篇回憶之後，若仍有朋友問我「台社」之事，我將不再迴避地會回溯一些過去找所了解的「台社」，另方面，如果可能的話，這是我第一篇也是最後一篇透過文字來回憶「台社」的短文。畢竟，在我所期望與夢想的台灣未來的「基進史」將是多元或多線進行的。我需要更積極地去發展與開拓一些未來可能的基進之路，而不是在原地踏步。從幾年前我就開始構思與發展的「邊緣戰鬥」，會是我未來在理論與實踐上下功夫的重點。「台社」在近幾年來逐漸有少數女性主義者的加入，我想是相當好的現象，它可能會改變一點過去是極端「男性氣息」的台社氛圍，但相對來說，「台社」以目前我所了解的吊詭“基進＂之路，究竟能與女性主義的基進思維產生甚麼樣的互動，仍然值得進一步觀察。或許，當台灣女性主義的基進學者群達到一個關鍵數量時，新的女性主義基進學術期刊也會出現，這也正是台灣未來基進史多線進行的另一種可能。十年來，進進出出「台社」的朋友其實相當多，有的年輕學者最近才加入「台社」，而有的早年朋友在「台社」尚未正式之時便已遠離，更不用說在中間逐漸進出的人們了。今天回想起來，「台社」的確是當代台渴的一種基進學術的嚐試，今天在「台社」中負責的朋友們固然在發展一條可能的路線，但是相當一些有過「進出」經驗，或起碼曾相當認真於基進實踐的朋友們，這些經驗往往有另外一種重要的意義。因為這些經驗都可能是更新的基進之路的種子。
完稿於九五年春．倫敦後來發表於新生版的「台灣文藝」第十期，1995年八月20日出刊。頁50-55.
2003年十月的「後記」：
九五年後到今天，這些年間，斷斷續續都有朋友向我要這篇文章來讀。也許，我當年決定將此文在老友李喬辦的「台灣文藝」來發表，使得另外的一些朋友不易看到此文吧。最近台社十五年慶，錢永祥問我是否願意對台社社慶的主論文「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作點評論。基於過去的忘年之誼、也基於與人為善的想法，我接受了這件事，並且說了些我心裡對此主論文的想法。當然，這個評論又引起了一些朋友對我過去這篇文字的興趣。與其偶而影印寄人，不如將此文數位化，掛在網頁上，供人自由下載。聽昡海說現在的中文辨識軟體已經大有改進，所以我就請昡海來數位化此文，掛在我的首頁上。今天八年之後，我再來看自己此文，有時似曾相識、有時則驚訝或驚喜於當時會那樣寫。但是，讀來其實並不容易，情感的衝擊也不小。我還記得當年在倫敦的令方家，時時對台社的情形不免長吁短嘆。令方有一次就對我說，為何不乾脆寫篇文字，好好檢討一下你與它的關係。感謝令方的提醒，我當時才能寫完此文，並且正式退出台社，還我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天地。
最後，我簡單引用一下我在台社十五年社慶中「評論稿」發言大綱的最後一小段，作為此後記的結尾：對我而言，從構想與籌畫，到十八年（我自己的算法，與台社說十五年不同）後的今天，台社已經成年。台社與我分離八年，很高興看到祂已然成年。在脫離原生家庭之後，祂自主、改頭換面、改變語言、方向、與認同，並在台灣社會發揮積極而批判性的功能。我覺得很欣慰、並且深切祝福祂！
《全文尾註》
（註1.）把“Radical＂詮釋成「基進」，一個社會位置性的概念，而非普通的「激進」一個單單表示心理狀態的名詞，是我當年在美國一個台灣地下左派雜誌中看到的。當時就喜歡那種說法，以後也就一直沿用它。
（註2.）當時在台灣清華大學的同事朋友之中，則有方聖平、張月琴、徐正光等教授們的熱心捐款。同時，我也邀請了當時歷史所的戰友錢新祖教授、以及中語系的呂正惠教授加入籌備中的編輯群中。「台社」的發行人，台北紫藤廬茶館的老板周渝先生，也是多年來「台社」的熱心支持者，過去每個月「台社」的編委會，都是在他的茶館中免費「闢室」開會。
（註3.）「台社」在今年年初開了一個「七周年」的研討會，「七周年」大概是今天編委會的算法，我並不清楚。從去年（九四）春天開始，因為總總原因，我已不再參加編委會，並淡出（或說退出）「台社」。
（註4.）除了賀端蕃外，當時也找了吳乃德等人加入陣營中。在「台社」的初期發展過程中，我們也曾向幾位台獨色彩頗厚的學術份子邀稿、或邀請為編輯顧問等。
（註5.）關於「國家台獨」與「人民台獨」（這是我的認同）的區分意義，請見我「走出神聖家族」一文。關於所謂“台灣話＂，應該至少有四種或更多到十幾種的看法，請見我「寬廣大道上的台灣官北話」一文，其中我希望特別強調，一般所謂的“台灣話＂，在今天似更好以「台灣鶴佬／福佬話」來稱呼，而一般所謂的“台灣國語＂能更好以「台灣官北話」來稱呼。二文均收在我的知識、權力與女人一書中（自立，1993）。
（註6.）新新聞，409期，九五年一月八日出刊，謝金蓉寫的"自由主義的空氣在愈自由化的台滑愈稀薄"，PP.8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