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通，派系政治與陳儀治台論

收於賴澤涵主編，《台灣光復初期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按：本論文篇幅達八十頁，不太容易完整呈現其中繁複的敘事，因此本摘要僅列出作者最主要欲提出的命題）

1. 國家機關組織民間利益，動員與控制民間社會的四種模式：多元主義（pluralism）、統合主義（corporatism）、依持主義（clientelism）、民粹主義（populism）。民國初期相當長的時間，中國盛行以依持主義為基礎的派系政治。派系政治的特點：（1）基本構成單位是二元聯盟；（2）派系是由二元聯盟構成的人際網絡的總稱；（3）是一種非正式團體；（4）行動與目標具有整體性；（5）目標在於取得及分配公部門或準公部門的資源。派系政治的後果：（1）政治腐化；（2）政府決策僵局；（3）應付政治危機能力遲緩。（225-240）
2. 本文分國民黨統治中央、陳儀的派系班底、本土社會三個層次，分析接收初期的派系環境。（1）國民黨統治中央，屬於蔣介石的派系有CC派、軍統、孔宋集團、政學系、團派。（2）陳儀屬於政學系，其自身的派系又有李澤一派、徐學禹派、沈仲九派、國家主義派，另外還有葛敬恩、周一鶚、錢宗起、蔣授謙等心腹。（3）本土社會中則分半山派、台中派、阿海派（每派中又可細分出許多不同的集團）。（240-252）
3. 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與國民黨中央其他四個派系一直處於激烈對立的情況，使得陳儀在台灣的施政備受牽制。而陳儀對於台灣本土的派系，則是利用半山派，排斥台中派，打擊阿海派。來台的國民黨中央派系，則是「友陳儀所敵，敵陳儀所友」。至於本土派系之間，也處於競爭對立的情勢。半山派仗著與新政府的關係打壓其他本土派系，其中台中派退讓、觀望，阿海派（尤其是蔣渭川系）則以其他中央派系為奧援主動反擊。（252-256）
4. 派系政治對於陳儀統治的影響：（1）職位爭奪；（2）腐化貪污；（3）杯葛對抗；（4）統治崩潰（發生二二八事件時，各派系都想藉由對危機的處理極大化個別派系的利益與勢力，包括奪權與消滅對方等等，使真正的危機無法處理，終於導致統治勢力的全面崩潰，不得不依靠中國派兵鎮壓來重整政治秩序）。（264）
5. 仔細分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內的成員派系身份，及會議中的派系鬥爭過程，即不難瞭解這一委員會何以會與原來設定的目標（緝煙血案的調查）愈來愈遠。（1）國家機關的角度：中統及軍統勢力相互較勁，既要利用本土派系，打擊屬於政學系的陳儀政府，也要趁勢削弱或消滅部分本土勢力的過程。（2）民間社會的角度：阿海派借助國家機關中的CC派及軍統勢力，向半山派奪權的過程，也是原本基於橋樑地位的半山三青團系統回歸到民間社會後，更直接向外來國家機關挑戰奪權的過程。（276-277）
6. 陳儀治台的失敗與國民黨撤退來台，都與派系政治有關。因此蔣介石決定改造國民黨，拔除既有的派系勢力（不論中央或地方），並進而集權在自己的威權領導上。為了統治的穩固，仍必須運用過去依附於三大派系（半山、台中、阿海）的地方勢力，但採取四大策略：（1）侷限化；（2）平衡化；（3）經濟籠絡；（4）逐步替換。（280-288）

作者透過細緻的派系分析，勾畫出陳儀治台時期中央與地方層次錯綜複雜的政治網絡。藉由派系領導人物之間各種利益鬥爭的詳細敘事，本文確實很能夠解釋陳儀失敗的結構性因素。與〈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討論政治新貴參與的「時機」相比，本文分析從中國傳入的「派系政治」，似乎也更能夠有力地說明台灣之後政治發展的圖像。但是，作者主要引用柯遠芬的回憶錄和戴國煇的研究，是否足以證明二二八事件的惡化完全是因為派系鬥爭所引起？二二八的慘劇只是上層的菁英利益鬥爭的後果嗎？底層民眾的憤怒在其中又具有什麼重要的地位？

8/3讀書會公告

1. 時間：8/3 Sun 14:00
   
2. 地點：台大舊公衛大樓（直接在這裡集合比較方便）
3. 討論書目：（1）吳乃德、陳明通，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2）陳明通，派系政治與陳儀治台論。
4. 報告人：東吳社會所魏龍達
   

希望明天能使用有冷氣的研究室阿（汗）

吳乃德、陳明通，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

收於賴澤涵主編，《光復初期台灣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1. 為什麼要研究政治菁英？因為政治觀察者很難忽略政治菁英的氣質、決定、領導，對於政治過程和政治變遷的影響。而且，結構性的因素自身不能推動歷史；它們必須透過政治菁英（統治的與反對的）對結構性因素的認知、反應、決策，才能發揮作用。（304-305）
2.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地方層級的政治菁英。近代台灣連續接受兩個威權主義政權的統治：日本與國民黨。雖然中央的少數菁英決定了整體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方向，但他們無法單獨統治，必須有地方政治菁英協助。雖然地方菁英的權力內容限於執行中央菁英制定的政策，但是他們是唯一和基層民眾直接接觸，能夠組織、動員基層民眾的菁英，也是政權最可能的敵人。（305-306）
3. 日本與國民黨政權最大的相同點就是：中央的統治菁英都由來自社會外部的統治團體組成；而本土的政治菁英一直停留在地方的層次。本文的核心問題是：政治活動領域一直被限定在地方的基層政治菁英，其連續、汰換、形成，是如何受到外在政權轉移、新政權底下的政治動亂、社會改革的影響？作者先分別討論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本土菁英的形成，接著再分析二二八事件導致的重大影響。（306-307）
4. 地方政治菁英一直無法爬升到中央的位置，到了1988年政治自由化才有改變。作者認為地方政治菁英對於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有很大的鞏固作用（我認為，這是作者最重要的命題），但無法以經驗資料說明究竟發生何種效果。（307-308）
5. 關於日據時期的台灣本土政治菁英，愈基層的選任公職，台人所佔的比率愈高，最底層的街庄協議會員（鄉鎮級的諮詢顧問）高達八成以上。日本殖民政府透過這種無權無實，接近榮譽職的地方公職來拉攏台人的社會領袖。由於這些擔任公職者絕大部分都是由日本殖民政府選任，僅最後兩屆（協）議會員才開放半數由人民選舉，被選任者顯然是能與殖民政府充分合作者，因此成員的流動性就相當的低。可是一旦這些職位開放民選，則很多人難逃選民的淘汰。（311-315）
6.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不久，舉行各級民意代表的選舉。作者具體上要問兩個問題：（1）在新政權所舉辦的地方選舉中，這些日據時代的本土政治菁英遭遇和表現如何？他們是否如某些舊政權底下的政治菁英，因政權的轉移而受到整肅，或至少因而失勢？或者他們有有沒有受到政權轉移的影響？甚至因台灣的「回歸祖國」而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和地位？（2）雖然他們的政治生命在新政權底下是延續下來了，可是他們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是因而降低或提高？問題的答案影響他們對新政權支持的程度。（319-322）
7. 歷經恐怖屠殺與逮捕之後，本土菁英產生對新政權的疏離以及對政治的冷漠，從最高層級的省參議會和到基層的選舉，都有菁英退出政壇的全省性現象。二二八事件造成本土菁英空前絕後的斷層，其影響遠大於政權的轉移。由於傳統政治菁英的消失，隨之出現一批政治新貴。二二八事件引起民眾對於國民政府的敵意，卻也帶來一批忠實的盟友。（323-325）
8. 1950-1951年選出的縣市議員，有86.6%是新當選者，這些人在日治時期與二二八之前都不是地方菁英，他們填補了傳統政治菁英對新政權感到疏離和失望而撤出政治領域之後，所遺留下來的政治空缺。他們可以說是新政權（以及鎮壓行動）的受益者。他們日後能和新政權合作無間，或者他們對於新政權的馴服，因此也就毫不為奇了（我認為這樣的命題，臆測的成分多過論證）（326-328）
9. 雖然無法瞭解政治新貴的「氣質」與「風格」和過去的傳統菁英有什麼不同，但作者認為可以確知的是（1）從參與政治的「時機」來看，這些人具有共同的特質，可以解釋其日後的政治馴服；（2）他們是新政權與壓迫統治的受益者，可以解釋日後作為「合作者」（collaborators）的角色。（328-329）

簡單來說，作者認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如此風聲鶴唳的「時機」參與政治，這樣的政治菁英必然有問題。但我認為以參政的時機推論其特質與日後的政治發展，無法有力地論證其中的因果關係。或許其人格特質與參政的「時機」不是重點，從中國帶來的「派系政治」才是真正的關鍵。另一方面，過去的議員是因為具有風骨，與國民政府對抗而被殺害，還是由於捲入派系鬥爭而喪生？新舊之間是不同意識結構的行動者的代換，抑或不過是派系的更替？如果政治新貴確實作為新政權的「合作者」，那麼又是什麼樣的民眾選出來的，為何能持續擔任？最後，我認為這篇要研究政治菁英，但文章中卻沒有討論任何一個菁英，只是從參與政治的「時機」來推論日後的發展，未免過於粗糙。

殖民、再殖民與nation building

大家對於黃英哲最感興趣的部份，好像還是國民政府1945-1947年的統治，究竟應不應該定性為「殖民」。繼宗達和瑋鴻學長之後，也與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按照黃英哲的說法，之所以國民政府1945-1947的施政雖有不妥，但卻不能認為是殖民統治，原因在於這是一個nation building的過程，試圖將台灣人重新轉變為中國人。從黃英哲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他認為殖民與nation building這兩個概念是互斥的。

而我的主要想法在於兩點，請大家指教：

1. 殖民與nation building可以同時並存。
2. 日本與國民政府的統治某些層面有高度的相似性。

第一點的部份，殖民與nation building這兩個概念並不是衝突的，因為日本的殖民統治（吳叡人老師稱為oriental colonialism）與西方強國的殖民模式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日本有將殖民地吸納入其民族國家內部的目的（這來自於日本的殖民地都與其本土相當接近，與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與本國遙遠的情況大不相同）。日本人認為己跟殖民地並沒有無法消除的根本性差異，都是同文同種的黃種人。有的只是文化的差異及文明的差異，而文化及文明的差異又意味著忠誠可能有問題，但這些都是可以透過同化被消除的。這種同化是有科學的基礎的。同化是一種漸進的過程，有多少人能夠取得公民身份，公民權獲得保障端視同化的程度及數量的增加。日本人相信語言的同化是消除文化／文明差異及忠誠問題最佳的方式，同化的程度也成為忠誠的指標。在人民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民度之前，並不適合被現代化及文明的機構治理，例如憲法、議會等等。而所謂的「民度」其實指的是對日本民族認同或日本性（Japaneseness）的程度。（這部份來自於吳老師博士論文的第二章，感謝雯如學姐詳盡的無敵摘要）

因此，日本的統治一方面是殖民（呈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二元對立的態樣），但另一方面卻也是nation building，一個日本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連續過程，終極目的是要將台灣納進日本的國家版圖之中。

第二點的部份，日本與國民政府這兩個不同政權的高度相似性在於，都將台灣人視為不「純正」的國民，必須加以同化或再教育，待台灣人有所改變，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公民權。日本統治方面，雖然到了原敬擔任首相推行內地延長主義，傾向逐漸將台灣人看作與內地人同等的地位，但由於被認為「民度」或「日本性」不夠，完整的公民權仍在不可知的未來。而國民政府的統治方面，不管陳儀對於台灣殘留的日本文化究竟持包容或嚴厲的態度，也不管許壽裳的文化政策因為推廣魯迅而多麼具有進步思想，一個相當清楚的重點在於，台灣人基本上被認為是「奴化」的，必須經過再教育的。在重新受教育，成為真正的中國人之前，台灣人是思想有問題、待觀察的，因而也沒有完整公民權（服公職、選舉等）

因此，這兩個政權的高度的類似在於，都將台灣人置於一種institutional liminality的處境，台灣人先是作為「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後來又作為「不是中國人的中國人」。呈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為軸線劃分的社會分歧，兩個範疇之間涇渭分明。因此，我認為國民政府在1945年的統治即帶有殖民的成份在內（除了統治者的施政之外，究竟應否定性為殖民統治，我認為還應該分析被統治者的意識結構。但這裡就先不提了）

龍達

吳乃德博士論文

瑋鴻學長幫讀書會規劃的第六個主題是「國民黨威權體系」，其中一個讀本是吳乃德老師的博士論文：

Wu, Nai-Teh (吳乃德)（1987）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我最近從花蓮教育大學調借過來，需要一起影印的同學請在版上留言。

龍達

吳叡人老師「進步本土主義」講談會

大家好：

吳叡人老師的「進步本土主義」講談會，時間確定改到8月6號星期三下午兩點，在中研院台史所舉行，請大家踴躍參加。

龍達

殖民、再殖民與後殖民

諸位，由於平日忙碌，未能把讀書會後的一些想法即時地提出來予各位討論，請見諒。以下是我對於上次討論黃英哲著作後的一些想法，就教於各位。

一、「再殖民」疑義
上次讀書會大家基本上是環繞在黃英哲的結論部分，他斷言：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此段時期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之文化改造政策，雖然「心態值得非議」，但「在台灣重歸中國版圖後的時間點上，不能將此『國民建設』等同於『再殖民』。」（頁223）
我基本的論點是：
1、從黃英哲所描述的那段時間（1945-1947）的文化政策來看，或許不能直接判定為「再殖民」；但對於「再殖民」必須從更為整體的經濟政治層面來加以討論。
2、對於脫殖民的殖民地而言，究竟何種文化政策是適當的？黃英哲有意無意地透露，以當時行政長官公署所採用的自由開明或左翼的魏建功、許壽裳等人物，以及較為包容性的政策施行來看，似乎相對於當時更為保守的C.C.派等中華民族主義者，在台灣的「文化統合」或「國民建設」是更為恰當的。而此點似乎也構成他判定此時期並非「再殖民」的一項理據。

二、文化的政治性
讀書會結束後，我又更進一步去思考上述問題的複雜性，並想提出一些正反理由來說服自己。暫且先不論此一過短的時期（僅兩年）、或甚至並無實現的理念，並不足以我們判定是或不是「再殖民」；我認為這更牽涉到從文化途徑所進行的政治學研究，其限制所在。1980年代後「後殖民主義」研究開始盛行，不少研究重新指向了殖民時期，甚至是脫殖民後的殖民地文化層面。眾多文學與文化研究或許成果斐然，但似乎也帶來了混亂與模糊不清之處。
以黃英哲的著作來看，文化研究的途徑是否可以判定一個政治學上的問題：此時期是否為「再殖民」？我想提出幾個層面供大家思考：
1、殖民地統治的多樣性：殖民主義在語言與文化政策上，本來就不存在單一形態，宗主國或可獨尊殖民地語、同化、一國多語；因此，從文化統合的角度，殖民母國在心靈與意識形態控制上所關注的是有效與否，或許可以「鞭子與糖」為比喻，給什麼糖端視接受者而定；因此，黃英哲從行政長官公署短暫的兩年文化構想，雖然可以看到美意甚佳，但並不代表以此可以判定為不是「再殖民」；同樣地，是否是「再殖民」需要有另外的判準。
2、對此，我想起上次原本想提出的，關於語言的政治性問題。國府接收台灣初期，雖可能採取暫不廢除日文的方式，或以魏建功所設想以方言學習國語等較為和緩的策略，但官方語言認定所造成的政治效應，也不可忽略。以不同於台灣當初所常用的語言為「標準語」，事實上，將造成一個政治上的失語期，亦即政治菁英或文化菁英在語言轉換的同時，將無法以過去的語言直抒己見；而此對於統治者而言，是便於統治的。

以上幾點，是我的一些粗略想法，供大家參考；或許下次我們從政治學層面來理解這個時期，會有更深入的討論，期待與各位下次的會面。


瑋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