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回歸現實一書外
我想和大家討論一下之前波上來的關於台灣歷史敘事的課題
一方面也是因為蕭阿勤老師書中有許多關於敘事與認同的理論彙整可以參考
再來就是一個我想會撼動整個媒體生態的大事件
那就是壹傳媒集團併購中國時報的消息
也許明天可以來討論一下
2008年11月1日 星期六
回歸現實 第五章與附錄二
第五章 日據時代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與黨外新生代的歷史建構
問題意識
在政治、文化界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建構，實際上承襲了七零年代回歸現實世代所挖掘關於台灣的種種過去，以做為敘事情節的現成素材，但以新的敘事主體而賦予這些素材新的意義。本章的第一個目的就在探討七零年代的黨外做為回歸現實世代的重要份子，他們對於台灣過去(尤其是台灣人抗日)的歷史建構究竟如何。本章的第二個目的就在於針對七零年代黨外新生代的歷史建構經驗，從敘事認同理論的角度，分析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的關係，以指出工具論對認同與歷史敘事變化的理解，並不恰當。
康寧祥的開端：做為中華民國歷史財富的台灣人抗日史
1969年底，本省籍的黃信介和康寧祥，在改制後的台北市第一屆市議員與國代、立委增補選中，分別當選市議員與立法委員，黃、康的當選，可說是七零年代台灣「黨外」反對運動的開端。七零年代的黨外人士普遍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或歷史感，表現在：第一、對世代身分的強烈自覺；第二、對台灣歷史的強烈關懷，尤其是對日據時期台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興趣。
這個時期無論是文化界回歸現實世代對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探索或是康寧祥對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的重新發現，都是在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參考架構下，關於台灣的「中國抗日史」的集體記憶重構。(p281)這種改良主義的集體記憶建構，將日據時代台灣人抗日活動納入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以指認台灣先民與歷史中的中國性，就某種程度而言，反而有助於國民黨教化中國認同、反攻復國的意識形態，因此並沒有加以壓制。
康寧祥與年長世代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接觸、對日據時代歷史的熟悉、在競選活動中的言論，象徵日據時代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與七零年代戰後世代成員為主的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的一絲微弱聯繫。
戰後世代的身分自覺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
具有政治社會改革意識的年輕知識份子，相當地自覺自己做為戰後世代的身分。這種自覺最直接表現在他們普遍以「新生代」一詞指稱自己所屬的世代位置與特質。他們在戰後台灣二十幾年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環境中接受教育與成長，並對這種環境與教育給予自己正面的陶冶而感到自豪。從七零年代初就逐漸浮現，而在1975-1978年間大量投入黨外的回歸現實世代成員，是這個相當自覺的「新生代」的一個主要部分。
1979年8月，黨外的《美麗島》雜誌創刊，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許信良擔任社長，總編輯則為張俊宏。這份雜誌的出現，象徵以康寧祥為主的溫和論政路線與《美麗島》雜誌社人士的激烈群眾運動路線的分歧。而對《美麗島》核心人士來說，這個戰後世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就是民主。不過在這些以本省籍為主的黨外人士，在對自己戰後世代位置的強烈自覺上，不管是強調自己所屬的世代是如何異於年長世代，或是自我期許在政治社會的公共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是站在一個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主體位置來思考。從民族主義政治或國族認同的角度來看，當他們企圖從比較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界定、理解自我存在的意義、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政治社會改革方針與行動、自己的世代在時代變局中的角色時，顯然依賴一個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本的歷史敘事，尤其是關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中期後、近百年來抵抗外國強權、追求獨立、民主、自由發展的敘事。
七零年代黨外人士對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內化，顯示了國民黨統治與教育體制成功地教化戰後世代。中國人主體位置的思考，使他們面對省籍問題時，基於體制內改良主義的民主訴求，強調台灣歷史、文化經驗的「中國性」，以「本省人當然也是中國人」的態度，要求本省人的公民身分被充分承認，應享有平等公民權與政治權。黨外人士雖不時有外省人不了解外省人、不太認同台灣的批評，但在當時台灣遭受外交挫敗、面臨生存危機時，黨外人士則以「大家都是中國人」的態度，對本、外省人能和諧相處、共度難關，充滿懇切期待。
從歷史經驗來正當化黨外運動：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史
雖然戰後世代的知識份子深受中國國族認同的教化，但是他們不論本省或外省籍，對於中國國族歷史與命運都有某種隔閡感，而且對自幼所接觸的台灣本地的過去，知之甚少。日據時期是最接近國民黨統治的歷史階段，與戰後世代的父祖輩的生活經驗密切相連。同時日本殖民統治也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的近代國家統治模式，與戰後世代所經歷的國民黨統治具有共同之處。對於批評國民黨的黨外人士而言，兩者都是少數統治者以不平等方式凌駕多數人。因此黨外人士在正當化政治反對運動時，殖民統治下的反抗運動成為他們可以援引而切近的歷史經驗。
代表性人物：黃煌雄先生
將七零年代投入黨外運動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比擬於半世紀前投身於反抗日人統治的台灣知識青年。強調「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的中國近代革命運動」與「以蔣渭水先生為代表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兩者所代表的歷史潮流必須結合，期望承繼前者的國民黨與接續後者的黨外，都應超越黨派與省籍之爭，共同奉獻於追求民主。
七零年代黨外歷史敘事的尾聲：呂秀蓮與「中華民國獨立」
七零年代黨外以中國民族主義敘事來理解反對運動，在實際的行動目標上，則以保衛台灣為目的。經歷喪失聯合國席位到與美國斷交，黨外人士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確保「台灣中國」，以對抗「大陸中國」。而呂秀蓮公開提出的「中華民國獨立」主張，可以說是黨外理念的極致表現，這也預示了美麗島事件後、八零年代上半葉黨外「台灣意識」宣揚中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和認同，以及獨立建國的行動主張。
結論
八零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是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辯證的、過程的關係，而非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之最終展現。
認同研究中的歷史：過去的事實、社會的過程與人類經驗的歷史性/敘事性
此篇短文的目的在探討關於台灣民眾國族認同變遷的研究所涉及的「歷史」之可能意義與作用，並且討論這些對於歷史的理論意義的掌握，如何與認同現象的理解密切相關。同時也探討將歷史帶入社會學研究的意義與作用何在。
歷史做為名詞的過去代表的是過去的事實，在研究這些後來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的「人文知識份子」時，筆者發現過去的事實並非如他們所描繪的其作品具有政治意味的覺醒，並且激發後來的台灣反對運動，而是嘗試結合「中國的」與「現代的」創作理想。而以歷史做為一種過程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人文知識份子是受到政治反對人士影響才參與民族主義的運動，顯示他們的台灣民族認同，並非他們所說的有如埋藏在泥土中的種子，等待適當條件就可發芽茁壯。相反的，筆者指出這種認同是政治變遷激發的意識，是在台灣過去二十年左右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中才逐漸浮現的。此符合Tilly所提倡的「關係的現實主義」[1]。
認同是人們努力瞭解他們所處的情境、並對情境做出反應的產物。認同因此是人的創造物，只有我在我們思考自己與他人、社會的過程中才存在。認同的建構是一種不斷進行的詮釋行動，既受到我們在情境中面臨的機會與限制所左右，也受到涉入情境中的我們既存之特質所影響。因此，八零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是美麗島事件及八零年代上半葉黨外與國民黨衝突對抗等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過程的、相互生成的關係，而非理性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之最終展現。
[1] 社會過程往往不是處身其中的人們所明白可見或力能控制，不過人們在事後卻習於以故事來綜結論定，將參與者描繪成深思熟慮而具有先見之明地在行動，將社會過程述說成自我激勵的行動者的故事。
問題意識
在政治、文化界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建構，實際上承襲了七零年代回歸現實世代所挖掘關於台灣的種種過去，以做為敘事情節的現成素材，但以新的敘事主體而賦予這些素材新的意義。本章的第一個目的就在探討七零年代的黨外做為回歸現實世代的重要份子，他們對於台灣過去(尤其是台灣人抗日)的歷史建構究竟如何。本章的第二個目的就在於針對七零年代黨外新生代的歷史建構經驗，從敘事認同理論的角度，分析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的關係，以指出工具論對認同與歷史敘事變化的理解，並不恰當。
康寧祥的開端：做為中華民國歷史財富的台灣人抗日史
1969年底，本省籍的黃信介和康寧祥，在改制後的台北市第一屆市議員與國代、立委增補選中，分別當選市議員與立法委員，黃、康的當選，可說是七零年代台灣「黨外」反對運動的開端。七零年代的黨外人士普遍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或歷史感，表現在：第一、對世代身分的強烈自覺；第二、對台灣歷史的強烈關懷，尤其是對日據時期台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興趣。
這個時期無論是文化界回歸現實世代對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探索或是康寧祥對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的重新發現，都是在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參考架構下，關於台灣的「中國抗日史」的集體記憶重構。(p281)這種改良主義的集體記憶建構，將日據時代台灣人抗日活動納入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以指認台灣先民與歷史中的中國性，就某種程度而言，反而有助於國民黨教化中國認同、反攻復國的意識形態，因此並沒有加以壓制。
康寧祥與年長世代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接觸、對日據時代歷史的熟悉、在競選活動中的言論，象徵日據時代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與七零年代戰後世代成員為主的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的一絲微弱聯繫。
戰後世代的身分自覺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
具有政治社會改革意識的年輕知識份子，相當地自覺自己做為戰後世代的身分。這種自覺最直接表現在他們普遍以「新生代」一詞指稱自己所屬的世代位置與特質。他們在戰後台灣二十幾年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環境中接受教育與成長，並對這種環境與教育給予自己正面的陶冶而感到自豪。從七零年代初就逐漸浮現，而在1975-1978年間大量投入黨外的回歸現實世代成員，是這個相當自覺的「新生代」的一個主要部分。
1979年8月，黨外的《美麗島》雜誌創刊，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許信良擔任社長，總編輯則為張俊宏。這份雜誌的出現，象徵以康寧祥為主的溫和論政路線與《美麗島》雜誌社人士的激烈群眾運動路線的分歧。而對《美麗島》核心人士來說，這個戰後世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就是民主。不過在這些以本省籍為主的黨外人士，在對自己戰後世代位置的強烈自覺上，不管是強調自己所屬的世代是如何異於年長世代，或是自我期許在政治社會的公共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是站在一個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主體位置來思考。從民族主義政治或國族認同的角度來看，當他們企圖從比較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界定、理解自我存在的意義、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政治社會改革方針與行動、自己的世代在時代變局中的角色時，顯然依賴一個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本的歷史敘事，尤其是關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中期後、近百年來抵抗外國強權、追求獨立、民主、自由發展的敘事。
七零年代黨外人士對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內化，顯示了國民黨統治與教育體制成功地教化戰後世代。中國人主體位置的思考，使他們面對省籍問題時，基於體制內改良主義的民主訴求，強調台灣歷史、文化經驗的「中國性」，以「本省人當然也是中國人」的態度，要求本省人的公民身分被充分承認，應享有平等公民權與政治權。黨外人士雖不時有外省人不了解外省人、不太認同台灣的批評，但在當時台灣遭受外交挫敗、面臨生存危機時，黨外人士則以「大家都是中國人」的態度，對本、外省人能和諧相處、共度難關，充滿懇切期待。
從歷史經驗來正當化黨外運動：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史
雖然戰後世代的知識份子深受中國國族認同的教化，但是他們不論本省或外省籍，對於中國國族歷史與命運都有某種隔閡感，而且對自幼所接觸的台灣本地的過去，知之甚少。日據時期是最接近國民黨統治的歷史階段，與戰後世代的父祖輩的生活經驗密切相連。同時日本殖民統治也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的近代國家統治模式，與戰後世代所經歷的國民黨統治具有共同之處。對於批評國民黨的黨外人士而言，兩者都是少數統治者以不平等方式凌駕多數人。因此黨外人士在正當化政治反對運動時，殖民統治下的反抗運動成為他們可以援引而切近的歷史經驗。
代表性人物：黃煌雄先生
將七零年代投入黨外運動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比擬於半世紀前投身於反抗日人統治的台灣知識青年。強調「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的中國近代革命運動」與「以蔣渭水先生為代表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兩者所代表的歷史潮流必須結合，期望承繼前者的國民黨與接續後者的黨外，都應超越黨派與省籍之爭，共同奉獻於追求民主。
七零年代黨外歷史敘事的尾聲：呂秀蓮與「中華民國獨立」
七零年代黨外以中國民族主義敘事來理解反對運動，在實際的行動目標上，則以保衛台灣為目的。經歷喪失聯合國席位到與美國斷交，黨外人士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確保「台灣中國」，以對抗「大陸中國」。而呂秀蓮公開提出的「中華民國獨立」主張，可以說是黨外理念的極致表現，這也預示了美麗島事件後、八零年代上半葉黨外「台灣意識」宣揚中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和認同，以及獨立建國的行動主張。
結論
八零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是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辯證的、過程的關係，而非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之最終展現。
認同研究中的歷史：過去的事實、社會的過程與人類經驗的歷史性/敘事性
此篇短文的目的在探討關於台灣民眾國族認同變遷的研究所涉及的「歷史」之可能意義與作用，並且討論這些對於歷史的理論意義的掌握，如何與認同現象的理解密切相關。同時也探討將歷史帶入社會學研究的意義與作用何在。
歷史做為名詞的過去代表的是過去的事實，在研究這些後來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的「人文知識份子」時，筆者發現過去的事實並非如他們所描繪的其作品具有政治意味的覺醒，並且激發後來的台灣反對運動，而是嘗試結合「中國的」與「現代的」創作理想。而以歷史做為一種過程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人文知識份子是受到政治反對人士影響才參與民族主義的運動，顯示他們的台灣民族認同，並非他們所說的有如埋藏在泥土中的種子，等待適當條件就可發芽茁壯。相反的，筆者指出這種認同是政治變遷激發的意識，是在台灣過去二十年左右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中才逐漸浮現的。此符合Tilly所提倡的「關係的現實主義」[1]。
認同是人們努力瞭解他們所處的情境、並對情境做出反應的產物。認同因此是人的創造物，只有我在我們思考自己與他人、社會的過程中才存在。認同的建構是一種不斷進行的詮釋行動，既受到我們在情境中面臨的機會與限制所左右，也受到涉入情境中的我們既存之特質所影響。因此，八零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是美麗島事件及八零年代上半葉黨外與國民黨衝突對抗等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過程的、相互生成的關係，而非理性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之最終展現。
[1] 社會過程往往不是處身其中的人們所明白可見或力能控制，不過人們在事後卻習於以故事來綜結論定，將參與者描繪成深思熟慮而具有先見之明地在行動，將社會過程述說成自我激勵的行動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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