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的看法是，台灣研究的主體性，並非來自於任何「本質上」的特殊性（當然，這並不代表我認為台灣史沒有異於中國史之處），而是來自於主觀上設定其為主體的這個「決定」。從陳奕麟〈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這篇論文中，可以清楚看出即便是「中國」這個看似清楚穩固的實體，其存在本身都是相當曖昧不明的。再從韋伯強調應然與實然必須區分的方法論來說，「什麼值得研究，得以做為研究的主體」，這本身都決定於自己的「價值關連」之下。我認為何以中國研究似乎天經地義，而我們卻必須證成台灣研究，這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我的看法是，問題不在於「台灣究竟有沒有作為共同體的資格」，而是在於「在台灣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前提之下，台灣史與台灣研究的書寫，如何讓在這裡生存的所有人都能被納進而沒有排除的情況」。
我原先的想法相當接近吳叡人〈民主化的弔詭與兩難？對於台灣民族主義的再思考〉，一種公民民族主義的概念（友全好像對於多元文化與單一民族之間的張力如何解決有所疑問）：
當所有的人們在這個邊界內獲得愈來愈高的政治、社會參與的機會，當他們充分地實現了自由的向上流動，當他們在參與民主生活的過程中，日益習慣以這個邊界內的人作為他們最自然的夥伴，這個政治邊界的合法性，將日益升高，而這正是最終形成以台灣為範圍的「想像的共同體」堅實的礎石。一個既存的主權政治疆界給予台灣以民主化的空間與時間，而民主化的開展，則將住民整合到一個共同空間之內，為他們灌輸堅強的台灣意識。但是，重新閱讀陳偉智〈論楊照、陸森寶與台灣史研究：回應宋家復〉這篇精彩的文章後，對於公民民族主義立場的歷史書寫逐漸有所保留。即便是公民民族主義，國族史學書寫造成的問題並非對於其它種類歷史知識的壓迫：
其壞的部分，恰恰正是在鼓勵其它種歷史知識在國族史的架構下的生產。結果是，雖然地方史、族群史、以及各種邊緣史，或是社會少數的歷史越來越多，但是卻越來越少存在感。……儘管內容本身是歷史化的，一國一地或是一社會雲體內發的歷史特殊性也總是會被強調，但是國族歷史的形式本身，卻往往是非歷史的，「古來有之」，無時間性的。最後，國族歷史的形式反而決定了內容。國族史的架構再加上現代化背後的線性史觀，帶來的問題是「輕易的以國族國家的時間，來代替某些本土語言承載某些群體、或是社會團體自己的時間」。因此陳偉智認為我們必須把「時間」問題化，並且反省學院歷史知識背後國家的制度性支持。詳情先不多說，建議閱讀以下幾篇文章，期待與各位有更多的討論：
- 楊照 (2008) 中國史是台灣史的一部份：尋找新的台灣史料態度。中國時報，3月18日。
- 宋家復 (2008) 中國史是台灣史的一部分？論楊照的台灣史意識型態構想。思想 9: 273-282。
- 陳偉智 (2008) 論楊照、陸森寶與台灣史研究：回應宋家復。思想 9: 283-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