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訊月刊11月號260期】
俗話總是說，一個人的成功絕非偶然。不過，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注定會成功。台北市長馬英九就是其中之一。
長久以來，關於馬英九現象的探討一直圍繞在他無以倫比的個人魅力上打轉。事實上，馬英九之所以會是馬英九，除了那超短的短褲以及超帥的外表之外，還牽涉到社會、族群、歷史、政治的諸多因素。在社會上，他是台灣媒體所集體編織出來的虛幻個體；在族群上，外省人視他為該族群的中流砥柱、中興「少主」；在歷史上，馬英九所代表的是一個有著淡淡悔意的壓迫者；在政治上，他則是墮落國民黨中的一股清流。
◎一個是媒體上的馬英九，一個是真實的馬英九
照現在的局勢看起來，似乎沒有人可以在選舉上擊敗這個有著淡淡悔意又充滿帥氣的外省人，也沒有可以人取代這個象徵清流卻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虛幻個體。圍繞著馬英九的是一種與個人能力無關，只與大環境有關的幻覺。要解構這種幻覺的唯一方法便是如馬克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寫的，「要求人民拋棄關於自身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也就是說，要解構馬英九不能直接解構那個幻覺，而是解構那些產生幻覺的歷史、政治、族群及社會處境。
就讓我們先從媒體講起。媒體是馬英九之所以為馬英九的一個最重要社會因素。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體認，這個世界上有兩個馬英九。一個是媒體上的馬英九，一個是真實的馬英九。那個真實的馬英九早在他從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回來任職總統府之後便一點一滴地消失，到了他當台北市長前後，媒體上的馬英九完全取代真實的馬英九，一直要到他跑去財團招待所吃魚翅的事件，因為媒體那一陣子一直對內政部長余政憲吃鮑魚窮追猛打，而不得不「平衡報導」一下之後，那個久未露面的真實馬英九才又浮上檯面。調出以往的資料來看，最遲在一九九○年馬英九任職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時，他便被全台灣的電子及平面媒體封為「媒體寵兒」。
當然，以台灣媒體這幾年來的弱智程度，絕對不會了解「媒體寵兒」這四個字事實上剛好代表著媒體的無能。媒體是永遠的在野黨，它的職責是監督政治人物，如果這個說法是可被接受的，那媒體怎麼可以養「寵兒」呢？既然連養「寵兒」都不允許，那麼台灣當前媒體集體製造虛幻馬英九的現象則更是荒誕不經。
我們看到納莉風災台北市損失慘重，可是我們看不到主流媒體對馬英九的批判。我們看到 SARS 疫情從台北市的和平醫院開始蔓延全台灣，可是我們看不到主流媒體對馬英九的批判。在這兩件事情上，一再出現電視畫面上的是馬英九關切地巡視受災戶，以及他深入疫情險境的勇敢負責任的鏡頭。如果風災及疫情是出現在台北市之外的任何縣市，那該縣市長早就被罵得滿頭包，哪裡會保持完整之身，滿意度還高達七○％以上呢？主流媒體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它們集體製造的寵兒，捨不得打，捨不得罵，從來不會質疑馬英九的去留，媒體對一個政治人物溺愛至此，是不是人民的福氣實在必須打上個大問號。
◎「辭職以示負責」是累積聲望的最佳方法
諷刺的是，回顧一下馬英九本人的從政歷史，我們會發現辭職以示負責乃是他個人的特色以及他累積聲望的最佳方法。九七年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他辭掉行政院政務委員，他的民間聲望剎時衝到最高點。在當時馬英九的辭職聲明全文中，有以下的這段話：「國內接續發生重大事件，社會為之震驚，民怨為之沸騰，英九忝為內閣之一員，對此發展深感痛心、無力，為表負責，乃決定辭去現職。」對此，當時有位記者問他，「最近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你並沒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做出這麼大的決定」，馬英九則回答：「有沒有關係，我覺得是個人感受的問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身為政務委員的馬英九對社會重大事件感受如此強烈，強烈到必須辭職以示對社會大眾的歉意，而身為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對自己管轄範圍內之嚴重疏失所導致的災難，竟然感受如此遲鈍膚淺，淺到只需一句道歉就一筆勾消。
當然，類似的疑慮絕少會發自於跑台北市市政的記者口中，這些記者每天只要處理馬市長在慢跑、游泳、剪綵的新聞，然後在生日的時候收到馬市長親筆簽名的賀卡就飄飄欲仙了，根本別說提什麼尖銳的問題。何況，就算有記者不識抬舉地問了，主流媒體的編輯們也會自動予以消解，別忘了，眼前這個「馬英九」是它們所製造出來的寵兒。
◎外省人族群的象徵
除了不爭氣的媒體之外，馬英九之所以是馬英九還與他所屬的族群有關。外省族群在蔣經國死後面對台灣社會的巨變，一直充滿著一種無法化解的空虛、焦慮與危機感。稍微能填補心中空虛的方法便是竭盡所能地看到自己的族群位居統治階層，這是人類為了維持過去的統治慣性自然而然所做出的動作。在兩次馬英九參與的台北市長選舉中，皆有超過七○％的所謂外省人把票投給他。在這一點上，台北市是一個特別的地方，它不僅僅是台灣的首善之區，更是四九年國民黨自中國撤退來台時最多外省家庭的集中地區。
保守估計，如今約有三○％的台北市民是來自於這些外省家庭中。在今日的台灣，一片禁止談論族群分化的肅殺氣氛之中，馬英九所代表的族群卻有著一種別的族群所沒有的優勢，這是典型的後殖民族群分化的社會所展現出來的政治現象：某些族群由於長期以來被拆解、分割而動員不起來，而另一個族群（往往是過去的統治族群）卻不需動員便自然而然有著相同的投票行為。「本省人」在政治上是被教育、階級、性別、城鄉、地方派系等社會因素所區隔的群體，而「外省人」在政治上卻是一個不用去考量上述這些差異的集合體。這就是為什麼當年陳水扁以七成以上的高施政滿意度連任市長失敗後，很想問問外省族群到底是什麼地方得罪他（她）們的原因。
◎表現壓迫者的悔意與誠意
作為外省人族群象徵的馬英九，在一些重要的場合上常常會表現出他與該族群的緊密連結。比如說，在蔣經國靈前哭泣、唱國歌特別莊嚴認真、與蔣方智怡在公共場合賣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以及盡量與李登輝劃清界限等等。當國民黨強烈操作蔣經國牌時，馬英九的表現更為明顯。同樣是他的頂頭上司，馬英九有著「隔代」的記憶與技藝：跳過李登輝，懷念蔣經國。最著名的例子是二○○一年一月，他在蔣經國的忌日時對媒體表示：「經國先生擔任國民黨主席致力民主改革，但辭世十三年，國民黨中央即失去政權，令人百感交集。」前一陣子，社會上在爭論蔣經國是不是獨裁者，對此馬英九沒有出人意料的言論，他表示：「沒有這樣的感覺，經國先生最令人懷念的包括十大建設，最後階段的解除戒嚴，帶領台灣走上民主之路。」
如果蔣經國解除戒嚴對台灣來說是件功德，那麼理論上蔣介石實施戒嚴應該是件罪惡吧？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馬英九四十歲生日的時候所寫一篇叫做〈反哺的一代：四十感懷〉的文章中找到答案。在該文中，馬英九對蔣介石有過這麼一段歌功頌德的話：「蔣公在當時那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下，猶能辦理並非「當務之急」的地方選舉，其魄力與遠見確非常人所及」。照馬英九的意思，蔣介石所決定辦的地方選舉，「為往後台灣四十年的民主化，奠立了堅實的基礎。」簡言之，馬英九的邏輯很奇怪，實施戒嚴的蔣介石為台灣的民主化奠立了基礎，而宣布解嚴的蔣經國則更進一步帶領台灣邁向民主之路。像這種完全沒有道理的道理竟會出自一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筆下，除了用「族群效忠」來解釋之外，還有其他更合理的答案嗎？
◎很少人可以不原諒一個外表出眾又懂得改過自新的男人
然而，如果說馬英九一心一意效忠他所屬的外省族群，則又太過低估他的政治判斷力。自從當選市長以來，他便非常努力的學習台語及客語。這是他表現壓迫者悔意與誠意的重要方法之一。誰都不容否認，在歷史上，馬英九所屬的政黨過去幾十年來對台灣人民的種種壓迫。從二二八事件到美麗島事件，國民黨與台灣人民始終是維持在一種鎮壓與反抗的關係。馬英九並沒有扭轉這種關係，嚴格說起來，他根本也沒有試圖要去扭轉這種關係。我們不要忘了，他曾經主張中華民國的總統應該採取一種叫「委任直選」的奇怪選舉方法，我們也不要忘了他對過去刑法第一百條言論叛亂罪的廢除也頗有意見，總之，關於過去種種不合理的統治，馬英九並沒有「不在場證明」，他是整個壓迫過程的參與者。不過，對馬英九來說，幸運的地方在於，參與歸參與，可是他的位子卻還沒有大到主謀的地位。這一點就把他與宋楚瑜區隔開來，他有著比宋楚瑜更佳的「改過自新」機會，以及更重要地，隨之而來的選舉優勢。若就這個角度來看，馬英九絕對不是宋楚瑜的接班人，而是後者的競爭對手。
很少有人可以不原諒一個外表出眾又懂得改過自新的男人，光就這一點，宋楚瑜這輩子不管怎麼努力都望塵莫及。
除了媒體、族群及歷史的因素之外，造就今日馬英九至高無上的地位還有其政治因素。馬英九與凡間事都隔著一層距離，與市民、與財團、與媒體、與其他縣市，都可以觀察到這種距離的存在。在這種種或近或遠的距離之中，馬英九保持最優美的一種姿態應該是他與國民黨之間的距離。這得追溯到過去他當法務部長的位置。在三年多的法務部長任內，在那個改革的位子上，他最成功的作為是造就了一種與國民黨政績成反比的個人政治聲望成長趨勢。也就是說，他不僅僅讓民眾看到了長期以來國民黨的腐敗結構，他還讓民眾看到了他改革的決心以及阻力。這看起來有點奇怪，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國民黨愈爛，馬英九的聲望便愈高。這種成反比的發展關係一直持續到今日，民眾普遍相信國民黨的腐敗與他無關，甚至民眾相信他就是要來改革國民黨的腐敗。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要為馬英九的乾淨從政予以肯定。但不要忘了，他之所以可以純潔得像小白鴿（某主流媒體用語），是因為他周遭的若干同志及所屬的政黨已經黑到極點。這是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萬一國民黨人人都是小白鴿時，馬英九就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隻了，換句話說，國民黨每乾淨一分，馬英九的獨特性便消失一分。
全世界只有國民黨這個政黨可以培養出像馬英九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前者的惡襯托出後者的善；前者的骯髒襯托出後者的乾淨。民進黨不可能有馬英九，就算民進黨找到一個長得比馬英九還帥的人，還是無法達到馬英九的地步。為什麼？因為，第一，站主流地位的統派媒體不會寵他；第二，民進黨找出來的人一定不是外省人，所以他的選票是從零起跳而不是從數十萬；第三，他不是來自於過去的壓迫者，所以不會有「改過自新」的機會；第四，民進黨的爛才四年，比起國民黨五十年的爛還算小巫見大巫，所以民進黨找出來的人不會有著像馬英九一樣「出污泥而不染」的政治效果。
總之，馬英九是整個社會、族群、歷史與政治的產物，他在台灣的歷史上只可能出現一次。在現實政治上，他沒有罩門。他沒有罩門是因為他不是以一個真實的個體存在於現實政治之中。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四個產生幻覺的處境，沒有一個可以更改的。也就是說，想打敗他的人，仍舊是無能為力。所以，我一開始才會說，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注定會成功，馬英九就是其中之一。
2008年10月25日 星期六
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從龔濟（張作錦）的一篇投書文章談起 /郭力昕
總統大選馬英九勝出後至今，媒體有許多檢討兩黨與台灣政治前景的聲音，也有一些在各報的投書文章，省視藍綠媒體在此次大選中的效應。近日兩篇出自資深媒體人的投書，都從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被要求要負責民進黨的敗選開始說起；一是前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林照真的〈談話節目偏頗，選民皆輸〉（中時，2008.4.1.），另一篇則是前聯合報總主筆張作錦、以龔濟為筆名所寫的〈要政治退出媒體，不如媒體退出政治〉（聯合報，2008.4.4.）。
林照真根據其目前任教的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學生，在選前對各家電視談話節目的一個月觀察結果，說明其實藍綠各台的談話節目，問題都一樣，它們一起摧殘著台灣的選舉政治和公共領域。她的同事魏玓教授，也在與林文同一天的蘋果日報投書裡，根據這些觀察紀錄具體指出，「文茜小妹大」、「頭家來開講」與「2100全民開講」，和「大話新聞」一樣，其實都是特定政黨/候選人的助選機器。
然而，曾長期主掌聯合報社論版的龔濟先生，在其投書裡，則依照其一貫的政治觀點和高蹈腔調，只評論三立、民視、和未直接點名的自由時報，如何由於其政治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而令民眾反感、對民進黨之敗選大有「貢獻」。言下之意，好像這位退休的資深總主筆，從來沒注意到TVBS、中天、中視、和他自己曾服務的聯合報等等媒體，用同樣的媒體邏輯，對國民黨勝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龔濟進一步評論，政府想箝制媒體是一種規律，但國、民兩黨過去控制媒體的程度和意義不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以停刊、吊照、判刑等手段逼迫媒體屈從，因此「新聞界是無奈的，只能說可憐」；而民進黨執政後的綠營媒體甘願被政府誘之以利，則「已流於可恥」。意思也就是，國民黨執政時的所有媒體與媒體人，都能拒絕成為執政黨傳聲筒的任何形式的利誘，而純然只是不得不從，因此他們是有格調的。龔濟還認為，民進黨執政後，「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其毫不掩飾的作風，得心應手的程度，較國民黨『進步』多多」。
我其實沒有多少興趣跟龔濟或他的政治言論計較。他代表著過去一個被時代錯置、被歷史情境挫折、驚嚇、鬱悶的流離族群，站在他們精神上一直與之疏離（如果不是歧視）、從未曾有意願謙卑地理解過的另一個土地上，一面以言論掌握既得利益，一面以懷舊情緒（或曰「向後看」）做為唯一之自我治療和自我拯救的方法。這樣的歷史產物，我借用龔濟先生的詞，「只能說可憐」，其實無法也不必再做計較。我在乎的，是在像聯合報這類媒體裡、極具代表性的龔濟的文章中，至今仍不斷製造並強化的一種話語效果；一言以蔽之，即強勢語言/文化裡所生產的一種「偽理性」的話語和政治效應。
回到交大學生的電視觀察結果。如果我們可以相信這個集體觀察計畫，與林照真、魏玓的觀察結果整理，具有一定的研究調查意義，那麼藍綠陣營的啦啦隊媒體，對於製造選舉中「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的民粹式動員效果，其實並無明顯差別。當然，民進黨的大敗，主要似乎應歸咎於該黨執政的成績太差；但是對執政成績、以至於陳水扁總統個人作為/形象的評鑑，難道與媒體如何製造、引導話語沒有關係？我毫無意願幫陳水扁與民進黨卸責，並且認為他們面對內外挑戰的集體無能，應該被這樣的選舉結果教訓。但我認為這些不同的意義與評鑑，不能混同在一起看待。
無論依據交大學生的、和我過去以來自己的觀察，不但藍營電視台（與收音廣播電台）的所謂政論談話節目，和綠營的電子媒體一樣，聯合報的大小社論與讀者投書版裡的言論內涵，也與自由時報裡同樣功能的文字無異，其差別只在藍綠立場上的對立而已。在同樣吸引、鞏固著各自陣營裡鐵桿閱聽觀眾的集體亢奮、顏色族群再確認、或同仇敵愾情緒之餘，這些藍綠媒體最後的區別，是否結果在於他們對所謂「中間選民」所產生的反感/好感之閱讀或視聽效果？也就是龔濟所說的，綠營媒體之偏頗、挑撥、激進，「在在令民眾反感」這個效果上。
以報紙投書版為例，我們可以發現，「自由廣場」裡的投書文章，比較常看到語言直接、未經修飾的意見，而聯合報的「民意論壇」裡，像龔濟這樣立論偏頗、對事實與歷史做選擇性強調或忽視、但文字犀利引經據典振振有詞的文章，則是常見的內容。再看電子媒體，電視談話節目的主持人與那些名嘴們，藍營的多半以比較沈穩冷靜的普通話/國語進行表述或表演，綠營則幾乎一律以長期以來被（國民黨執政時）視為粗俗且曾被禁用的閩南語為之，無論他們在做理性陳述或激情表演。也有藍營媒體主持人或名嘴，故意以閩南語講話，以製造泛藍立場並不限定在外省族群的效果，如唐湘龍、陳揮文等；或者，以相當標準的國語能力、以增其理性思辯能力之「印象分數」的閩南人，如陳文茜。
這就是台灣社會裡強勢語言/文化，在媒體政治駕馭一切的時代裡，長期累積、創造的話語效應：字正腔圓的國語是理性的，「台灣國語」或閩南語是民粹的；能引經據典、或轉個彎諷刺人的書寫文字是理性的、高級的，直接開罵的、無文字雕琢能力的書寫是民粹的。而因為「理性媒體」的訴求或影響對象，是台北政治文化圈與中產階級社群的讀者，也就是普遍能夠介入或左右國內意見市場的這群人，這個邏輯就讓藍營媒體，普遍取得了「理性」的執照，與廣泛地發揮其對「中間選民」之較大影響力的效果。
這種話語效應的延伸，就會是：北部是理性的，中南部是民粹的（我不知聽過多少次支持藍營的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一般市民或台北知識菁英）；泛綠陣營的政治動員是訴諸民粹的（因為他們總在集會時悲情嘶喊），而「紅衫軍」則是理性自主的反扁民眾集結（因為他們的示威方式有創意語言、有嘉年華造型與歡笑、場地乾淨、井然有序）；或者，斯文禮貌英語流暢的馬英九是理性的，而似乎做為其極端之對照者、講粗口的莊國榮，則顯然毫無疑問是民粹的（儘管他們兩位都是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法學博士）。
我要聲明，對莊國榮教授在競選場合的出言不遜，我個人並不認同，更不認為這種說話方式，可能為他帶來的某種群眾中的英雄感或成就感，是什麼值得稱頌的境界。我關切的是，莊國榮事件反映的意義，是（泛藍）媒體和藍營支持者，可以將粗口的個人道德問題，全面上綱為政治與選舉裡最巨大、最優先的議題，而以此遮蔽其他太多更需要議論的政治道德議題。這個媒體政治效果得以達成，就不能小看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和這種偽理性愈加明顯出現的法西斯肅殺氣息。
偽理性是理性政治的另一個殺手，鯨吞蠶食著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動能。台灣媒體改造的工程，恐怕也必須及於做為實質主導著政治菁英與其他電子媒體的報紙媒體。做為偽理性之媒體語言的長期受害者，我們恐不能夠再以壓抑的方式面對，而讓那些玩弄這套語言邏輯的人，繼續得了便宜還賣乖（是的，我們得要問龔濟先生，終究是誰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要魔高一丈呢），讓這個社會不斷處在集體性格扭曲、壓抑、或者張狂的狀態，讓他們成為永不需輪替的「全民最大黨」。那些無法跳脫歷史限制與經驗包袱的上一代人，讓他們走入歷史，無須再與之計較，但是我們得終結他們遺留、甚至還在不斷製造的這套媒體文化。
林照真根據其目前任教的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學生，在選前對各家電視談話節目的一個月觀察結果，說明其實藍綠各台的談話節目，問題都一樣，它們一起摧殘著台灣的選舉政治和公共領域。她的同事魏玓教授，也在與林文同一天的蘋果日報投書裡，根據這些觀察紀錄具體指出，「文茜小妹大」、「頭家來開講」與「2100全民開講」，和「大話新聞」一樣，其實都是特定政黨/候選人的助選機器。
然而，曾長期主掌聯合報社論版的龔濟先生，在其投書裡，則依照其一貫的政治觀點和高蹈腔調，只評論三立、民視、和未直接點名的自由時報，如何由於其政治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而令民眾反感、對民進黨之敗選大有「貢獻」。言下之意，好像這位退休的資深總主筆，從來沒注意到TVBS、中天、中視、和他自己曾服務的聯合報等等媒體，用同樣的媒體邏輯，對國民黨勝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龔濟進一步評論，政府想箝制媒體是一種規律，但國、民兩黨過去控制媒體的程度和意義不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以停刊、吊照、判刑等手段逼迫媒體屈從，因此「新聞界是無奈的，只能說可憐」；而民進黨執政後的綠營媒體甘願被政府誘之以利，則「已流於可恥」。意思也就是，國民黨執政時的所有媒體與媒體人，都能拒絕成為執政黨傳聲筒的任何形式的利誘，而純然只是不得不從，因此他們是有格調的。龔濟還認為，民進黨執政後，「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其毫不掩飾的作風，得心應手的程度，較國民黨『進步』多多」。
我其實沒有多少興趣跟龔濟或他的政治言論計較。他代表著過去一個被時代錯置、被歷史情境挫折、驚嚇、鬱悶的流離族群，站在他們精神上一直與之疏離（如果不是歧視）、從未曾有意願謙卑地理解過的另一個土地上，一面以言論掌握既得利益，一面以懷舊情緒（或曰「向後看」）做為唯一之自我治療和自我拯救的方法。這樣的歷史產物，我借用龔濟先生的詞，「只能說可憐」，其實無法也不必再做計較。我在乎的，是在像聯合報這類媒體裡、極具代表性的龔濟的文章中，至今仍不斷製造並強化的一種話語效果；一言以蔽之，即強勢語言/文化裡所生產的一種「偽理性」的話語和政治效應。
回到交大學生的電視觀察結果。如果我們可以相信這個集體觀察計畫，與林照真、魏玓的觀察結果整理，具有一定的研究調查意義，那麼藍綠陣營的啦啦隊媒體，對於製造選舉中「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的民粹式動員效果，其實並無明顯差別。當然，民進黨的大敗，主要似乎應歸咎於該黨執政的成績太差；但是對執政成績、以至於陳水扁總統個人作為/形象的評鑑，難道與媒體如何製造、引導話語沒有關係？我毫無意願幫陳水扁與民進黨卸責，並且認為他們面對內外挑戰的集體無能，應該被這樣的選舉結果教訓。但我認為這些不同的意義與評鑑，不能混同在一起看待。
無論依據交大學生的、和我過去以來自己的觀察，不但藍營電視台（與收音廣播電台）的所謂政論談話節目，和綠營的電子媒體一樣，聯合報的大小社論與讀者投書版裡的言論內涵，也與自由時報裡同樣功能的文字無異，其差別只在藍綠立場上的對立而已。在同樣吸引、鞏固著各自陣營裡鐵桿閱聽觀眾的集體亢奮、顏色族群再確認、或同仇敵愾情緒之餘，這些藍綠媒體最後的區別，是否結果在於他們對所謂「中間選民」所產生的反感/好感之閱讀或視聽效果？也就是龔濟所說的，綠營媒體之偏頗、挑撥、激進，「在在令民眾反感」這個效果上。
以報紙投書版為例，我們可以發現，「自由廣場」裡的投書文章，比較常看到語言直接、未經修飾的意見，而聯合報的「民意論壇」裡，像龔濟這樣立論偏頗、對事實與歷史做選擇性強調或忽視、但文字犀利引經據典振振有詞的文章，則是常見的內容。再看電子媒體，電視談話節目的主持人與那些名嘴們，藍營的多半以比較沈穩冷靜的普通話/國語進行表述或表演，綠營則幾乎一律以長期以來被（國民黨執政時）視為粗俗且曾被禁用的閩南語為之，無論他們在做理性陳述或激情表演。也有藍營媒體主持人或名嘴，故意以閩南語講話，以製造泛藍立場並不限定在外省族群的效果，如唐湘龍、陳揮文等；或者，以相當標準的國語能力、以增其理性思辯能力之「印象分數」的閩南人，如陳文茜。
這就是台灣社會裡強勢語言/文化，在媒體政治駕馭一切的時代裡，長期累積、創造的話語效應：字正腔圓的國語是理性的，「台灣國語」或閩南語是民粹的；能引經據典、或轉個彎諷刺人的書寫文字是理性的、高級的，直接開罵的、無文字雕琢能力的書寫是民粹的。而因為「理性媒體」的訴求或影響對象，是台北政治文化圈與中產階級社群的讀者，也就是普遍能夠介入或左右國內意見市場的這群人，這個邏輯就讓藍營媒體，普遍取得了「理性」的執照，與廣泛地發揮其對「中間選民」之較大影響力的效果。
這種話語效應的延伸，就會是：北部是理性的，中南部是民粹的（我不知聽過多少次支持藍營的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一般市民或台北知識菁英）；泛綠陣營的政治動員是訴諸民粹的（因為他們總在集會時悲情嘶喊），而「紅衫軍」則是理性自主的反扁民眾集結（因為他們的示威方式有創意語言、有嘉年華造型與歡笑、場地乾淨、井然有序）；或者，斯文禮貌英語流暢的馬英九是理性的，而似乎做為其極端之對照者、講粗口的莊國榮，則顯然毫無疑問是民粹的（儘管他們兩位都是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法學博士）。
我要聲明，對莊國榮教授在競選場合的出言不遜，我個人並不認同，更不認為這種說話方式，可能為他帶來的某種群眾中的英雄感或成就感，是什麼值得稱頌的境界。我關切的是，莊國榮事件反映的意義，是（泛藍）媒體和藍營支持者，可以將粗口的個人道德問題，全面上綱為政治與選舉裡最巨大、最優先的議題，而以此遮蔽其他太多更需要議論的政治道德議題。這個媒體政治效果得以達成，就不能小看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和這種偽理性愈加明顯出現的法西斯肅殺氣息。
偽理性是理性政治的另一個殺手，鯨吞蠶食著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動能。台灣媒體改造的工程，恐怕也必須及於做為實質主導著政治菁英與其他電子媒體的報紙媒體。做為偽理性之媒體語言的長期受害者，我們恐不能夠再以壓抑的方式面對，而讓那些玩弄這套語言邏輯的人，繼續得了便宜還賣乖（是的，我們得要問龔濟先生，終究是誰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要魔高一丈呢），讓這個社會不斷處在集體性格扭曲、壓抑、或者張狂的狀態，讓他們成為永不需輪替的「全民最大黨」。那些無法跳脫歷史限制與經驗包袱的上一代人，讓他們走入歷史，無須再與之計較，但是我們得終結他們遺留、甚至還在不斷製造的這套媒體文化。
吳叡人老師浪漫感性的那一面
渡海之後 ◎吳叡人
渡海之後—為Eleo Pomare，石井綠，以及蔡瑞月而寫
“ I’ve known rivers:Ancient, dusky rivers.
My soul has grown deep like the rivers.” --Langston Hughes
渡海之後，妳望見什麼？妳聽見什麼？
妳的笑顏如花綻放了嗎？
妳的自由如山嶺綿延了嗎？
日光在風中湧動
雨水在日光中飛舞
彩虹在妳美麗的眼中掠過，向妳宣告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黑水溝之後是永夜
大西洋之後是虛空，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還是渡海
妳渡過相思樹海棉花田妳渡過長長的藍調
妳數過稻穗百合妳的淚水流出那憂傷憂傷的芝加哥河
河水流向島外之島在那裡我們革命並建立養豬的農莊
然後妳乘坐貝殼出海航向空白航向遺忘航向雙手永遠的顫抖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沒有幸福，就夢見幸福吧
沒有救贖，就想像救贖吧
用我黑色的身體，用妳被烙印的雙腳
用我們的羞辱舞動榮耀吧
讓奴隸的脈搏歌唱解放吧」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我們一起渡海了
我們的靈魂獲得了重量
我們會找到許諾的土地
（2008/10/20，南港）
※【青春男女，玫瑰告白】第三屆蔡瑞月舞蹈節 （10/31-11/2）http://www.dance.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24
渡海之後—為Eleo Pomare，石井綠，以及蔡瑞月而寫
“ I’ve known rivers:Ancient, dusky rivers.
My soul has grown deep like the rivers.” --Langston Hughes
渡海之後，妳望見什麼？妳聽見什麼？
妳的笑顏如花綻放了嗎？
妳的自由如山嶺綿延了嗎？
日光在風中湧動
雨水在日光中飛舞
彩虹在妳美麗的眼中掠過，向妳宣告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黑水溝之後是永夜
大西洋之後是虛空，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還是渡海
妳渡過相思樹海棉花田妳渡過長長的藍調
妳數過稻穗百合妳的淚水流出那憂傷憂傷的芝加哥河
河水流向島外之島在那裡我們革命並建立養豬的農莊
然後妳乘坐貝殼出海航向空白航向遺忘航向雙手永遠的顫抖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沒有幸福，就夢見幸福吧
沒有救贖，就想像救贖吧
用我黑色的身體，用妳被烙印的雙腳
用我們的羞辱舞動榮耀吧
讓奴隸的脈搏歌唱解放吧」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我們一起渡海了
我們的靈魂獲得了重量
我們會找到許諾的土地
（2008/10/20，南港）
※【青春男女，玫瑰告白】第三屆蔡瑞月舞蹈節 （10/31-11/2）http://www.dance.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24
2008年10月15日 星期三
多元敘事與非策略的情境式認同
關於後殖民的綱領與多元文化並存的觀點，基本上我同意友全所提的幾點，包括同時對日本殖民與中華國族主義兩者在政治文化上的殘留進行批判，從而建立主體的反省意識，以及台灣多元族群與文化的兼容並蓄、同時並呈的論點。以下是我提出的幾點討論：
何謂「多元」？
呈現台灣日本元素是否就是不加思索地媚日、親殖民主義，老許跟小中的兩篇文章對劇情的解讀，恐怕還太過於一廂情願。席林歐轉述周婉窈的「不仇日≠親日」說法確實能有效的回應如此的看法。另外，我的解讀是：我們在書寫多元社會時，無法遺漏歷史縱的繼承與延續。現今的多元往往依照族群的分野加以評比衡判，但此一視角卻忽略了台灣歷史的曲折與變遷，台灣人的身分與文化認同是在不同歷史情境裡茁生的。用平面式的「族群」概念是否能足以反應台灣歷史上的「多元性」？生長在日治時期的祖父輩們，他們至今仍構成台灣內部文化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是否可以將他們所承襲的文化與記憶，以「殖民的惡殘留」一語勾消？若同樣以朱天心的口吻問道：難道他們的記憶都不算數？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應適切地給予表現？更何況，不要忽略了中華民國轉進台灣後，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策略下，他們身分所受的污名與重新調整，因而這塊歷史的記憶早就被掩埋隱藏。所以現今要反思在台灣裡的日本文化元素時，重點恐怕不是為什麼是日本，而是為什麼沒有日本。這種世代上的身分以及所屬的語言符號的差異，至今仍未消逝，也恐怕不能忽略。我想同屬於左翼台社的鄭鴻生先生的一些家族記憶的文章已經有所觸及。當然，我同意，對日本文化也必須清理與反省，但單純使用劇情中男女的戀愛關係為據，用以批判這是「被殖民慾望」，仍過於粗疏，更有一種刻意放大與選擇性批判的味道。
後殖民與多元主義不是選擇性的批判（或選日、或選中、或指出缺乏外省元素、或指出缺乏原住民元素）就能成事的，相反地如何具體地提出一條後殖民之路恐怕才具實質的意義。友全對台灣與中華民國並存史的試想，是個從歷史學角度所進行的嘗試，我覺得是個不錯的討論。
海角作為「非工具論的情境式認同」
另外，一部電影是否必須承載如此厚重的道德份量：必須同時是後殖民綱領、也必須是多元文化代表作，我想見仁見智，但我基本上也同意友全說的導演有「某種有意的拼盤 ∕ 秩序的想像與安排」。那麼，重點就在於這個「有意」意味著什麼。我看完的基本感想，並不是從大敘事的後殖民與多元文化角度來解讀，而只是想分析它之所以能引領風潮、吸住人心的原因（最後附上我個人的觀後感）。在我解讀下，似乎也有點類似於上次我們閱讀的蕭阿勤的作品。海角七號的效應與目的，類似於一種「非工具論的情境式認同」，亦即它是在特殊情境下，人們自我敘事的建構產物。當然，導演是否有意如此，並無法直接得知，但電影所造成的文化效應恐怕已有某些成效，也就是，它能在親中的大情境下，畫出台灣文化的某些認同的邊界。更何況我並不認為，電影裡完全無外省人的元素。因為，劇中不論閩南人、原住民、客家人都能操持「北京話」（國語），在後殖民情境裡，語言的多重性使用與同時游移在多種語言中，本來就是主體形成的策略。而這正代表著一種中國文化在台灣的呈現，因為那種在台的「北京話」早已並非對岸的「北京話」。如果要指責電影裡完全沒有描述眷村文化或外省人的流亡經驗，那就可能過於選擇性的批判。台灣外省人協會已有某些努力，我們是該期待且樂見其成，抑或指出他們的「離散」、「失根」、缺乏台灣元素？而何者又會是老許跟小中的立場？
我個人的觀後感：
http://blog.roodo.com/kojeve520/archives/7204949.html
何謂「多元」？
呈現台灣日本元素是否就是不加思索地媚日、親殖民主義，老許跟小中的兩篇文章對劇情的解讀，恐怕還太過於一廂情願。席林歐轉述周婉窈的「不仇日≠親日」說法確實能有效的回應如此的看法。另外，我的解讀是：我們在書寫多元社會時，無法遺漏歷史縱的繼承與延續。現今的多元往往依照族群的分野加以評比衡判，但此一視角卻忽略了台灣歷史的曲折與變遷，台灣人的身分與文化認同是在不同歷史情境裡茁生的。用平面式的「族群」概念是否能足以反應台灣歷史上的「多元性」？生長在日治時期的祖父輩們，他們至今仍構成台灣內部文化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是否可以將他們所承襲的文化與記憶，以「殖民的惡殘留」一語勾消？若同樣以朱天心的口吻問道：難道他們的記憶都不算數？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應適切地給予表現？更何況，不要忽略了中華民國轉進台灣後，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策略下，他們身分所受的污名與重新調整，因而這塊歷史的記憶早就被掩埋隱藏。所以現今要反思在台灣裡的日本文化元素時，重點恐怕不是為什麼是日本，而是為什麼沒有日本。這種世代上的身分以及所屬的語言符號的差異，至今仍未消逝，也恐怕不能忽略。我想同屬於左翼台社的鄭鴻生先生的一些家族記憶的文章已經有所觸及。當然，我同意，對日本文化也必須清理與反省，但單純使用劇情中男女的戀愛關係為據，用以批判這是「被殖民慾望」，仍過於粗疏，更有一種刻意放大與選擇性批判的味道。
後殖民與多元主義不是選擇性的批判（或選日、或選中、或指出缺乏外省元素、或指出缺乏原住民元素）就能成事的，相反地如何具體地提出一條後殖民之路恐怕才具實質的意義。友全對台灣與中華民國並存史的試想，是個從歷史學角度所進行的嘗試，我覺得是個不錯的討論。
海角作為「非工具論的情境式認同」
另外，一部電影是否必須承載如此厚重的道德份量：必須同時是後殖民綱領、也必須是多元文化代表作，我想見仁見智，但我基本上也同意友全說的導演有「某種有意的拼盤 ∕ 秩序的想像與安排」。那麼，重點就在於這個「有意」意味著什麼。我看完的基本感想，並不是從大敘事的後殖民與多元文化角度來解讀，而只是想分析它之所以能引領風潮、吸住人心的原因（最後附上我個人的觀後感）。在我解讀下，似乎也有點類似於上次我們閱讀的蕭阿勤的作品。海角七號的效應與目的，類似於一種「非工具論的情境式認同」，亦即它是在特殊情境下，人們自我敘事的建構產物。當然，導演是否有意如此，並無法直接得知，但電影所造成的文化效應恐怕已有某些成效，也就是，它能在親中的大情境下，畫出台灣文化的某些認同的邊界。更何況我並不認為，電影裡完全無外省人的元素。因為，劇中不論閩南人、原住民、客家人都能操持「北京話」（國語），在後殖民情境裡，語言的多重性使用與同時游移在多種語言中，本來就是主體形成的策略。而這正代表著一種中國文化在台灣的呈現，因為那種在台的「北京話」早已並非對岸的「北京話」。如果要指責電影裡完全沒有描述眷村文化或外省人的流亡經驗，那就可能過於選擇性的批判。台灣外省人協會已有某些努力，我們是該期待且樂見其成，抑或指出他們的「離散」、「失根」、缺乏台灣元素？而何者又會是老許跟小中的立場？
我個人的觀後感：
http://blog.roodo.com/kojeve520/archives/7204949.html
2008年10月11日 星期六
關於上兩篇
我會特別貼這兩篇主要的原因是做為自我警惕和反省的用途，以及希望在下次讀書會在原定議程結束後針對反殖民／後殖民／去殖民與台灣主體性的議題和大家討論討論。基於一種吹毛求疵的要求，台灣主體性不能蘊含著依附日本、眷戀殖民時代的要素，而這是老一輩本土派人士常有的心態，吳老師的後殖民論綱也有所提及並規劃具體方略，這方略是否合理有效也是值得討論的。許介麟、陳宜中做為反日的大中華主義者對這個關聯的嗅覺相當敏感，在這點上我跟他們有同感，我也在劇中看到台灣與日本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連帶，劇中人物牽涉到日本的愛情可以被象徵化為台日殖民關係在後殖民階段的種種再現。而我對台灣主體性的其中一個理解是，台獨的正當性往往來自於進步價值的追求，我不曉得是否就是吳老師所談的本土進步主義。從日治反殖民到國民黨治下解嚴追求民主自由，本土派對主體性的論述都有以台灣是進步的來區隔不進步的日本殖民／落後的中國，如果這個脈絡的理解可以成立，那麼理想上我們要追求進步價值就不該有緬懷殖民狀態的投射，這樣才是比較貨真價實、具有正當性的主體性與進步價值；如果進步價值必須要在日本的框架下取得，那我認為這只是消極的做出區隔中國認同／中華文化，而沒有積極的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一些更細節的當面討論再提吧，我先說個大概的立場。
另外，導演魏德聖刻意營造台灣各族群燦然並呈的局面，但確實獨缺以北京話或中國大陸各省方言為母語的外省人(嚴格來說客家人也是消聲的，馬拉桑沒說過一句客家話，不過這有可能在某個層面上是一種寫實的表現，因為很多客家人只跟客家人面前說客家話，對外人都說國語或台語)，原先我看的時候想的是也許因為國語是台灣最強勢的語言所以不用刻意凸顯，導演刻意安排原住民語和大量台語的發聲場合也許是一種關懷弱勢的傾向；但後來想想考量到台語在民間社會的強勢以及外省眷村文化的明顯凋零，這樣的安排我想還是不得不指向導演的某種有意的拼盤／秩序的想像與安排。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像陳宜中「指控」的，在導演的潛意識中外省人扮演了一種負面形象的角色，所以讓其消聲，只在接收台灣之際短暫出現？
最後，當年陳宜中發表〈大歷史與小歷史〉一文時口氣之凌厲凶悍，每當我思考轉型正義相關課題時仍印象鮮明；現在他大概因為看到大量年輕人對海角七號處理集體記憶與認同意識的預設框架似乎有高度共鳴與接受的現象，在語氣上似乎保留許多，居然問起自省性的問題，例如國民黨的統治是否很失敗、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是否仍需要很大的努力。我的媽呀，這種危機感來的太晚了吧，本省人對外省權貴把持的國民黨的憤怒在這二十年間還不夠劇烈嗎？也許老一輩的對立基於族群認同或其他什麼原因在他眼中不值一哂，年輕人的認同卻會主導未來的方向才讓他憂慮。
不過我確實很關心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該用什麼形式進行，以及台灣與中華民國的歷史敘事應該怎麼併存，目前很粗糙的一個構想是，把台灣和中國大陸當成像一對男女主角，以雙元並存、雙軌並進的方式進行。舊石器時代到三皇五帝的新石器時代一路寫下去時，在同樣的時代階段分別說明這兩者的狀態，例如新石器時代談中國大陸的三皇五帝傳說與國家的出現(杜正勝談的國與城)，台灣則談大坌坑文化；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中國大陸就照舊，台灣則談談原住民的定居和遷移史，到這邊為止大致上台灣與中國都是各自獨立發展；宋代中國海運發達，從元代開始又在澎湖設了第一個官方單位巡檢司，加上來台當海盜的人漸多，明清兩代更是台灣被納入中國版圖的關鍵，因此宋元明清以後的敘事就放在台灣與中國雙元互動；1895割台到1949是一個階段，中國的敘事主軸是革命、建立民國、抵抗列強(尤其是日本)，台灣的敘事主軸是隨著反日本殖民而逐漸升高的台灣認同和本位主義，並在二二八事件達到高峰；1949年以後是二元交會、並存於台灣這個空間上卻又綿延著各自不同時間感的開始，乃至我們現在。
如同蕭阿勤老師整理的敘事理論所言，「情節」安排的意義在於敘事中每個事件對結局的影響，我這樣的構想是為了追求「台灣化的中華民國」，讓四大族群在歷史敘事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個位子。對有受壓迫經驗的本省人而言，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把台灣放在中國自古的一部分這樣的敘事不會被接受；但如果純談台灣人四百年史，不但原住民被忽略了，隨著國民政府來台且透過黨國教育深植台灣的大中華認同無法被定位；以及最後，基於國際政治秩序的現實考量，我對台灣獨立建國是非常悲觀的，要凝聚足夠的共識更改國號、去除所有殘餘的中原文化色彩、又不引起毀滅性的戰爭而得以生存幾乎是不太可能，中華民國體制在務實層面上還有工具性的利用價值，所以我才會夠想這樣一個各自成長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歷史主體，最終匯聚、交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敘事情節。
其實我才剛睡醒，頭還昏沉沉的，剛好看到陳宜中的文章，萌生了點想法，又想到光頭上次交代不要只把想法波在自己的個板或部落格，要貼出跟大家分享討論，所以一時興起打了落落長的一堆不知所云的東西。有很多細節我沒仔細想過，例如我沒有用敘事理論試圖推論，在我那樣的敘事下所形成的認同真的會是我想像的樣子嗎？我的手段達到我的目的了嗎？這些就留待大家的回應或讀書會上的討論吧。小弟才疏學淺，望各位不吝海涵、指教。
鍾友全
另外，導演魏德聖刻意營造台灣各族群燦然並呈的局面，但確實獨缺以北京話或中國大陸各省方言為母語的外省人(嚴格來說客家人也是消聲的，馬拉桑沒說過一句客家話，不過這有可能在某個層面上是一種寫實的表現，因為很多客家人只跟客家人面前說客家話，對外人都說國語或台語)，原先我看的時候想的是也許因為國語是台灣最強勢的語言所以不用刻意凸顯，導演刻意安排原住民語和大量台語的發聲場合也許是一種關懷弱勢的傾向；但後來想想考量到台語在民間社會的強勢以及外省眷村文化的明顯凋零，這樣的安排我想還是不得不指向導演的某種有意的拼盤／秩序的想像與安排。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像陳宜中「指控」的，在導演的潛意識中外省人扮演了一種負面形象的角色，所以讓其消聲，只在接收台灣之際短暫出現？
最後，當年陳宜中發表〈大歷史與小歷史〉一文時口氣之凌厲凶悍，每當我思考轉型正義相關課題時仍印象鮮明；現在他大概因為看到大量年輕人對海角七號處理集體記憶與認同意識的預設框架似乎有高度共鳴與接受的現象，在語氣上似乎保留許多，居然問起自省性的問題，例如國民黨的統治是否很失敗、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是否仍需要很大的努力。我的媽呀，這種危機感來的太晚了吧，本省人對外省權貴把持的國民黨的憤怒在這二十年間還不夠劇烈嗎？也許老一輩的對立基於族群認同或其他什麼原因在他眼中不值一哂，年輕人的認同卻會主導未來的方向才讓他憂慮。
不過我確實很關心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該用什麼形式進行，以及台灣與中華民國的歷史敘事應該怎麼併存，目前很粗糙的一個構想是，把台灣和中國大陸當成像一對男女主角，以雙元並存、雙軌並進的方式進行。舊石器時代到三皇五帝的新石器時代一路寫下去時，在同樣的時代階段分別說明這兩者的狀態，例如新石器時代談中國大陸的三皇五帝傳說與國家的出現(杜正勝談的國與城)，台灣則談大坌坑文化；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中國大陸就照舊，台灣則談談原住民的定居和遷移史，到這邊為止大致上台灣與中國都是各自獨立發展；宋代中國海運發達，從元代開始又在澎湖設了第一個官方單位巡檢司，加上來台當海盜的人漸多，明清兩代更是台灣被納入中國版圖的關鍵，因此宋元明清以後的敘事就放在台灣與中國雙元互動；1895割台到1949是一個階段，中國的敘事主軸是革命、建立民國、抵抗列強(尤其是日本)，台灣的敘事主軸是隨著反日本殖民而逐漸升高的台灣認同和本位主義，並在二二八事件達到高峰；1949年以後是二元交會、並存於台灣這個空間上卻又綿延著各自不同時間感的開始，乃至我們現在。
如同蕭阿勤老師整理的敘事理論所言，「情節」安排的意義在於敘事中每個事件對結局的影響，我這樣的構想是為了追求「台灣化的中華民國」，讓四大族群在歷史敘事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個位子。對有受壓迫經驗的本省人而言，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把台灣放在中國自古的一部分這樣的敘事不會被接受；但如果純談台灣人四百年史，不但原住民被忽略了，隨著國民政府來台且透過黨國教育深植台灣的大中華認同無法被定位；以及最後，基於國際政治秩序的現實考量，我對台灣獨立建國是非常悲觀的，要凝聚足夠的共識更改國號、去除所有殘餘的中原文化色彩、又不引起毀滅性的戰爭而得以生存幾乎是不太可能，中華民國體制在務實層面上還有工具性的利用價值，所以我才會夠想這樣一個各自成長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歷史主體，最終匯聚、交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敘事情節。
其實我才剛睡醒，頭還昏沉沉的，剛好看到陳宜中的文章，萌生了點想法，又想到光頭上次交代不要只把想法波在自己的個板或部落格，要貼出跟大家分享討論，所以一時興起打了落落長的一堆不知所云的東西。有很多細節我沒仔細想過，例如我沒有用敘事理論試圖推論，在我那樣的敘事下所形成的認同真的會是我想像的樣子嗎？我的手段達到我的目的了嗎？這些就留待大家的回應或讀書會上的討論吧。小弟才疏學淺，望各位不吝海涵、指教。
鍾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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