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阿勤-回歸現實3.4章摘要

〈回歸現實〉第三、四章摘要 ／蕭阿勤　　　　　　　　趙文益 97.11.2
第三章：回歸現實世代、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與抗日集體記憶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在日據時期發起新文學運動，在他逝世50年後到了1990年代初期，隨著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發展，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產生新的詮釋與定位。學者開始以「台灣民族主義」去了解歷史，強調台灣新文學是在台灣人自身文化與文學的主觀意願之下，發展而來。以台灣民族主義出發，強調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是漢民族而非中國人，雖有日本國籍但不是大和民族，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概念。相對地，台灣文學是台灣文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情感記載，與中國文學無干，也非日本文學。

一、日據時期與台灣人抗日集體記憶
　　在國民黨政府強行植入的集體記憶建構中，台灣是經歷五十多年異族統治的地區，在光復後理當同仇敵愾面對日本，並以終於回歸祖國來慰勉抗日英雄所付出的血汗。戰後直到70年代左右，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本、外省人的政治、社會、文化關係不平等，以及國共鬥爭的歷史形構下，在台灣社會的公共領域中，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集體記憶，大致有以下要素：（一）強調台灣與大陸人民血緣、歷史與文化上的密切同緣；（二）強調中華民族、中國人對台灣開發的貢獻；（三）強調台灣同胞心繫祖國的民族主義精神；（四）強調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對台灣人抗日行動的影響；（五）強調八年抗戰對台灣的貢獻；（六）強調台灣在反攻復國任務中的重要性。90年代末，對於官方色彩的「抗日史觀」不再時興。(周婉窕 1997:109；蕭阿勤 2008:147)
　　作者企圖探討在70年代對於過去日據時期的歷史是如何被記憶與被「民族化」的過程。

二、70年代之前對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回顧
　　王錦江、葉石濤認為台灣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支流，台灣文學固然要循著中國文學的路線，建設台灣地方文學與鄉土文學。從50年代中期《台北文物》刊行特輯，到70年代初戰後新生代重新探究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17年間，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的老一輩本省籍文學作家在公開回顧當時台灣新文學發展時，均強調「抗日」的重點。既然已經回歸祖國了，則作品產量停滯似乎也沒有關係。文壇便拱手讓給了中國文學，本省籍年輕世代作家自然也追尋戰後從大陸撤台的中國作家，融入中國文學的世界。

三、回歸現實世代與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中國性的再確認
（一）陳少廷的開端與改良主義的集體記憶建構
　　1972年陳少廷在《大學雜誌》上發表〈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一文，重探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1971年時值一連串外交挫敗與政治衝擊，如釣魚台主權爭議、大專生保釣運動由熱轉衰、國民黨政府被迫退出聯合國而喪失合法代表中國的地位、美國與中共簽訂「上海聯合公報」而開始正常關係、國民黨政府因日本與中共建交而對日斷交等。
　　陳少廷認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一環，而台灣的抗日民族運動，是認同祖國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他提出台灣新文學運動是承繼中國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化運動，是其文學革命的一支流。陳少廷以此文回顧日據時期，將台灣人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關係納入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模式，避開本、外省人長期間地位不平等的互不信任感，將兩者歸入「我們」的概念。在此時他也提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主張，這顯然是非常激進的意見，但他以在體制內的改良主義行動，以台灣兒女在過去對祖國的愛國表現－英勇抗日，強調改良台灣人的不平等待遇，促成省籍平等。

(二)批判現代主義文學與探索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
　　現代詩論戰中批評文學的角色不該逃避現實、思想不清，要求文學必須具有「民族性」與「社會性」，即重視傳統與現實。高信疆強調70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這種對於我們自身傳統和現實的正視」，也是對於自己的中國屬性的再覺悟。這是一種「再認同」的過程。

(三)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與中國性的再確認
　　1973年外省籍戰後世代的尉天驄等人再籌辦《文季》，由本省籍重要鄉土小說家王拓主編，僅三期的《文季》，呈現了回歸鄉土文化潮流在文學領域的三方面發展，即批判現代主義文學、社會批判意識強烈的鄉土小說和探索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此外，創刊號刊登了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表現他在寫作風格上的轉變，他從60年代後期描寫小人物的苦難，轉變成70年代初具強烈社會批判意識的剖析城市生活與人物。
　　林載爵、鍾理和、張良澤等作家就像保釣之後熱切關懷台灣的國際地位變化與社會改革的學生與知識份子一樣，懷抱著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與情感。他們重新探究台灣本地文學遺產的舉動，是70年代初返外國強權文化侵略而尋求文化獨立自主的解決方案之一。對王拓而言，從日本殖民到抗戰勝利這期間內，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是典型的台灣鄉土文學，因其表現出「反帝、反封建、反壓迫的民族精神與社會正義」的精神。

(四)楊逵：抗日英雄作家與回歸現實世代
　　楊逵的作品明顯地批判日本殖民統治，因此在70年代初突然聲名大噪，因為楊逵被認為結合了文學創作與實際行動的抗日特質，使回歸現實世代賦予他如「台灣人民的老英雄」、「文化界偉大的巨人與鬥士」等美名。正因其當時仍健在，是一部活的歷史書，對於現實世代而言是種抗日的精神寄託，銜接過去與現在，因而備受推崇。

(五)探索鄉土過去：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世代的重新加入
　　葉石濤指出70年代初以來接二連三的政治衝擊，使新一代知識分子驚覺美、日殖民主義者對自己社會的壓迫，因而使他們重新探索鄉土。在70年代末因為回歸鄉土的概念興起，敲響了以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建構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之集體記憶之喪鐘。又逢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隨即80年代前半葉黨外政治反對運動人士鼓吹「台灣意識」，公開進行「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動員，反對運動由體制內的民主化轉變到民族主義的族群訴求。

四、結論
　　對於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角色定位，50年代受到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的強行輸入，因而將台灣文學定位成中國文學的一支，但從70年代對於外交與政治的困境相逼，使得年輕的台灣人回頭省視自己，並重新探究鄉土，進而思考「我群」的概念。文學上從70年代的中國角度到80年代後的台灣角度，在本土化原則的集體記憶，從台灣本身的觀點詮釋歷史經驗。也為80年代後文化界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追求「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掀起序幕。
　　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集體過去與集體自我的關係是相生相成的，我群主體的塑造都是受到特定的歷史階段與特定政治力量所左右。　　
第四章：鄉土文學、國族認同與回歸現實世代
一、從中國民族主義到反帝國主義，從回歸現實到關心大眾
　　對本省或外省籍的戰後世代而言，回歸現實就是反省批判家庭或學校教育所教化、缺乏實際生活經驗基礎的(半)擬流亡、(半)擬漂泊心態。同時，受左傾思想影響的知識青年也批判國民黨政府偏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導致了資本過度集中、貧富不均、過度依賴國外市場等問題，並指責美、日投資為「經濟侵略」。此外，他們也稱美國文化的大量輸入是「文化侵略」。當時回歸現實世代的知識青年普遍的想法是反帝國主義與反資本主義。

二、鄉土文學興起的世代因素
　　《文季》和之前的文學雜誌，培養了陳映真、黃春明與王禎和這些70年代鄉土文學的本省籍主要作家。鄉土文學的作品主要是小說，其共同特色是「寫實精神」，劉紹銘歸納出鄉土小說重要的主題包括：(1)批判美、日的在文化與經濟上的帝國主義，(2)要求社會福利改革與財富的公平分配；(3)描寫小鎮與鄉村小人物的基本美德；(4)中國人面對「醜陋的美國人」與「貪婪好色的日本人」無恥粗俗的行為時，應維持民族自尊。
　　在國民黨的制式歷史教育與言論控制下成長，戰後世代只能依賴國民黨一綱說法來理解中國或台灣過去的歷史，因而就算是鄉土文學興起初期，文學與作家仍然流露出濃濃的中國國族認同。在鄉土文學刺激下，表現社會現實的「報導文學」受到戰後新世代讀者的歡迎。這些新讀者主要是年輕的知識份子和踏進中產階級的社會青年，不同於前人的悲情色彩、不再崇拜美國文化，反過來認識自己，即是自我認同。

三、鄉土文學作家的覺醒、回歸現實與國族歷史敘事
　　尉天驄、陳映真、王拓、黃春明等人回顧自己與其他年輕知識份子的重大轉變，都談到明確地轉向關心社會、國家、民族的問題，提出文學的社會關懷與民族性，思索國家民族的命運，並尋求自身的角色與付諸行動，而舞台是鄉土文學與保釣運動。
　　對當時國民黨政府與反共作家與批評家而言，鄉土文學的發展，彷彿中國五四運動之後左翼社會寫實主義文學的復興。國民黨遂大肆抨擊、譴責鄉土文學左傾的色彩。但國民黨最難以忍受的不是鄉土文學的地域傾向（因其仍然信奉中國國族主義），而是其文學中的社會寫實主義所傳達對當時社會經濟體制的尖銳批判。

四、另一個「鄉土文學」與回歸現實的文化潮流
　　1964年在日本殖民時期成長，以日文寫作建立聲譽的吳濁流創辦了《台灣文藝》（下稱《台文》）。同年，吳瀛濤、陳千武、趙天儀等人組織了「笠詩社」並發行《笠詩刊》（下稱《笠》）。這兩份刊物成員大多是本省籍，也有部分成員相同，並登載彼此成員的作品。從80年代初開始，逐漸與本省人為主的黨外政治反對運動者，發展公開而密切的關係。1977年在鍾肇政接掌主編《台文》時，推出了「鍾理和作品研究專輯」，探討鍾理和在台灣文學史或中國學史上的地位。
　　對70年代身處復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回歸鄉土潮流中的笠詩人來說，「鄉土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環」，而「台灣文學」包括「光復前的台灣文學」，都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他們定為自己屬於自由中國的現代詩人身分，追求既中國又現代，既現代又鄉土的詩歌。

五、70年代葉石濤的文學評論中之鄉土文學
　　葉石濤認為台灣鄉土文化既然是漢民族文化的一支，保存作品的鄉土色彩，也就彰顯了民族風格；所謂鄉土色彩就是「整個中國的地域情感的濃縮」。此外，他強調鄉土意識要擴充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更世界性的意識。1978年葉石濤受彭瑞金訪問時，表示「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學」，他認為如陳映真、黃春明等第三代作家在祖國統治下的初期工業化社會下成長，開始反省工業社會帶來的弊害及精神生活的貧困，並尋求民族文化傳統之根，因此懷著民族主義的抗議而書寫。葉石濤的批評表現出回歸現實世代的共同特色，即國民黨以學校教育充分教化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代，有鮮明的中國國族認同，但也重視鄉土與現實。

六、80年代之後台灣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集體記憶建構
(一)台灣文學敘事模式中的70年代鄉土文學：納入（蕭阿勤 2008：249：表4.2）
　　在《笠》與《台文》成員「去中國化」的「台灣文學」論述中，「台灣人」被建構為歷史上受外來迫害的受害者，以及被中國拋棄的孤兒，而台灣文學則被描述成反應台灣人的經驗感受、具有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目標的一個傳統。在80、90年代之交，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與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是笠詩社與《台文》成員的台灣文學論述從「去中國化」到「(台灣)民族化」的中間發展階段之典型代表。陳映真提及79年美麗島事件衝擊了台灣知識分子，台籍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在政治場域受到外省人的排擠與打擊，終於使年輕人普遍悲憤並希望建立身分認同。

(二) 台灣文學敘事模式中的70年代鄉土文學：排除（蕭阿勤 2008：254：表4.3）　　
　　以葉石濤、彭瑞金為代表。90年代末葉石濤刻意忽略70年代初基於中國民族主義而以言論或行動投入政治社會事務的青年知識份子同時包括本、外省籍的事實，而認為那完全是外省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行動。他認為台灣70年代的鄉土文學發展是中國民族主義催生的，而論戰不過是新、舊不同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內鬨與對決。這樣對鄉土文學的集體記憶的建構，被排除在台灣民族主義政治與文化發展內在之中。
　　90年代中期之後，許多具有明顯的台灣民族主義信念者，逐漸參與官方的文化活動與決策並受到肯定。2003年國家台灣文學館創設並營運，「台灣文學」一名經由國家立法與行政運作，終獲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