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寰 (1993) 反對運動與台灣的政治轉型

見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轉型，頁21-60。台北：台灣社會研究。

國民黨政府在1972年與1986年兩次政治的轉型，都來自正當性或權力基礎發生危機。第一次的轉型是由外而內的轉化，第二次則是由上而下的正當化。比較兩次轉型的差異，王振寰提出兩個問題：什麼因素造成了國民黨的政治轉型？反對運動扮演什麼角色？

1970年代美國與中國關係逐漸正常化。在失去了外在的支持，而對內又有國家與社會明顯隔離時，國民黨政府所採的策略是強化對內的正當化，開啟了國民黨政府「台灣化」與「本土化」的時期：（1）國會增額選舉；（2）國民黨內部啟用台籍青年才俊；（3）吸收台籍黨員（王振寰似乎並非如湯志傑所說，逕自認定1970年代國民黨即與地方勢力結盟）。但這次轉型，國民黨仍呈顯相當的自主性，因為：（1）國營企業對中下游的民間企業有制約作用；（2）台灣的財團仍是中小型的，且對政治民主的要求不高，而與國民黨休戚與共；（3）此時還沒有強勢的政治反對運動。因此這個階段只是「台灣化」，而非對於社會大眾的「自由化」。

為什麼國民黨開始鎮壓反對運動？（1）1977年省議員與縣市長選舉，反對運動已經有聯合的趨勢，帶來選舉的壓力；（2）選舉期間使得反對運動組織化，對於國民黨成威脅。而1972年以來的加強正當性與1978年的高經濟成長率，使得國民黨認為鎮壓是可行的（而湯志傑則認為之所以鎮壓是因為國民黨的象徵正當性已經瀕臨瓦解）。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之後，進入退縮正當化時期：國民黨壓抑新興社會力量，之後進一步的強化與尋求它原支持者的認可與支持。包含三個面向：地方派系、資本家、軍人。但1980年代又興起另一波正當性危機：國內資本不投資、反對運動重新崛起與新興的社會運動

1980以及1981年的選舉之後黨外成為組織化的競爭者。反對運動在80年代的選舉的得票率，大致維持在20～30％之間。即使國民黨政府在1979年大量逮捕了反對運動人士，並以叛亂的罪名將一部份領導人送入監獄，但社會仍有一部份人認為黨外的反對運動是應被支持的。

國民黨政府在1986年4月十三中全會以後，即已著手要吸納社會的不同聲音與利益到政治體系裡面，要將衝突制度化。因為造成這次國民黨正當化危機的，不只是原來其支持者，而且也包括了來自民間的社會運動。國民黨政府強化其正當性的做法，不只包括了資本家（透過經濟改革委員會），而且也期吸納來自民間的權力進入體制。（不同的正當性危機導致不同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