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志傑 (2006) 重探台灣政體轉型：如何看待1970年代國民黨政權的「正當化」

台灣社會學 12: 141-190。

「台灣的政治轉型始於何時？又是如何發生？」是了解台灣戰後政治發展的關鍵問題。

湯志傑反對以「有權者之間的相互認可」定義正當性，這個偏向唯物論的定義導致王振寰認定國民黨在遭遇外部正當性危機時，會強化與地方派系的結盟。但根據陳明通的研究，國民黨在1970年代並未加強與地方派系合作。國民黨內部正當化的方式手段之一，是在選舉時提名形象清新的黨工。這不是要拉攏內部特定的有權者，反而是直接訴諸一般的統治者相信國民黨的統治的正當的。湯志傑以「象徵鬥爭」的觀點，認為內部的脈絡才決定了台灣的政治轉型。

1970年代開始諸多國際政治上的挫敗，引發學生保釣運動以及大學雜誌等公共領域諸多抨擊，使得一向缺乏內部正當性（只訴諸暴力，未充分發揮權力的象徵潛能），又正喪失外部正當性（推出聯合國、美國親中）的國民黨遭受很大的壓力。蔣經國此時推動「革新保台」的政策，營造改革勢在必行的輿論，既收割民意又順利解決鬥爭繼承權力。而「革新保台」之所以能成為國民黨政權與呼籲改革者共同接受的理念，人們可以各取所需地把現實或本土理解成中國架構下的台灣，或只指台灣而不及於中國，並共同在保護台灣這個前提下團結起來，加強內部的正當性。（以蕭阿勤、王甫昌的論點似有不同）

湯志傑認為1972年儘管只開放了有限的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但使得不同於執政者的聲音得以進入大眾媒體，而且反對人士也開始得以邁向全國性結盟，進而籌組正式組織的階段，成為影響接下來政治發展的主要力量。不論是要解釋反對運動的興起或是政體轉型，勢必要回溯到1970年以來的政治轉型。

而反對運動逐漸不但要求進一步的民主化，更質疑中華民國體制的正當性，不但就政治支持進行族群動員，而且以日益往台灣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在反對勢力於1979年「美麗島事件」遭受鎮壓後尤其如此。

幾個理論架構的反省：
（1）正當性宣稱的文化建構是正當性概念的核心指涉
（2）內部／外部正當性的區分
（3）正當性與政權的穩定性無必然的因果關係
（4）應從象徵建構和鬥爭的角度來看正當化策略的競逐
（5）減低正當性概念的價值意涵
（6）權力主要繫於暴力的象徵性使用
（7）同樣的物質基礎可創造出不等量的權力
（8）引入民主機制有助於正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