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陳明通，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

收於賴澤涵主編，《光復初期台灣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1. 為什麼要研究政治菁英？因為政治觀察者很難忽略政治菁英的氣質、決定、領導，對於政治過程和政治變遷的影響。而且，結構性的因素自身不能推動歷史；它們必須透過政治菁英（統治的與反對的）對結構性因素的認知、反應、決策，才能發揮作用。（304-305）
2.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地方層級的政治菁英。近代台灣連續接受兩個威權主義政權的統治：日本與國民黨。雖然中央的少數菁英決定了整體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方向，但他們無法單獨統治，必須有地方政治菁英協助。雖然地方菁英的權力內容限於執行中央菁英制定的政策，但是他們是唯一和基層民眾直接接觸，能夠組織、動員基層民眾的菁英，也是政權最可能的敵人。（305-306）
3. 日本與國民黨政權最大的相同點就是：中央的統治菁英都由來自社會外部的統治團體組成；而本土的政治菁英一直停留在地方的層次。本文的核心問題是：政治活動領域一直被限定在地方的基層政治菁英，其連續、汰換、形成，是如何受到外在政權轉移、新政權底下的政治動亂、社會改革的影響？作者先分別討論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本土菁英的形成，接著再分析二二八事件導致的重大影響。（306-307）
4. 地方政治菁英一直無法爬升到中央的位置，到了1988年政治自由化才有改變。作者認為地方政治菁英對於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有很大的鞏固作用（我認為，這是作者最重要的命題），但無法以經驗資料說明究竟發生何種效果。（307-308）
5. 關於日據時期的台灣本土政治菁英，愈基層的選任公職，台人所佔的比率愈高，最底層的街庄協議會員（鄉鎮級的諮詢顧問）高達八成以上。日本殖民政府透過這種無權無實，接近榮譽職的地方公職來拉攏台人的社會領袖。由於這些擔任公職者絕大部分都是由日本殖民政府選任，僅最後兩屆（協）議會員才開放半數由人民選舉，被選任者顯然是能與殖民政府充分合作者，因此成員的流動性就相當的低。可是一旦這些職位開放民選，則很多人難逃選民的淘汰。（311-315）
6.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不久，舉行各級民意代表的選舉。作者具體上要問兩個問題：（1）在新政權所舉辦的地方選舉中，這些日據時代的本土政治菁英遭遇和表現如何？他們是否如某些舊政權底下的政治菁英，因政權的轉移而受到整肅，或至少因而失勢？或者他們有有沒有受到政權轉移的影響？甚至因台灣的「回歸祖國」而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和地位？（2）雖然他們的政治生命在新政權底下是延續下來了，可是他們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是因而降低或提高？問題的答案影響他們對新政權支持的程度。（319-322）
7. 歷經恐怖屠殺與逮捕之後，本土菁英產生對新政權的疏離以及對政治的冷漠，從最高層級的省參議會和到基層的選舉，都有菁英退出政壇的全省性現象。二二八事件造成本土菁英空前絕後的斷層，其影響遠大於政權的轉移。由於傳統政治菁英的消失，隨之出現一批政治新貴。二二八事件引起民眾對於國民政府的敵意，卻也帶來一批忠實的盟友。（323-325）
8. 1950-1951年選出的縣市議員，有86.6%是新當選者，這些人在日治時期與二二八之前都不是地方菁英，他們填補了傳統政治菁英對新政權感到疏離和失望而撤出政治領域之後，所遺留下來的政治空缺。他們可以說是新政權（以及鎮壓行動）的受益者。他們日後能和新政權合作無間，或者他們對於新政權的馴服，因此也就毫不為奇了（我認為這樣的命題，臆測的成分多過論證）（326-328）
9. 雖然無法瞭解政治新貴的「氣質」與「風格」和過去的傳統菁英有什麼不同，但作者認為可以確知的是（1）從參與政治的「時機」來看，這些人具有共同的特質，可以解釋其日後的政治馴服；（2）他們是新政權與壓迫統治的受益者，可以解釋日後作為「合作者」（collaborators）的角色。（328-329）

簡單來說，作者認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如此風聲鶴唳的「時機」參與政治，這樣的政治菁英必然有問題。但我認為以參政的時機推論其特質與日後的政治發展，無法有力地論證其中的因果關係。或許其人格特質與參政的「時機」不是重點，從中國帶來的「派系政治」才是真正的關鍵。另一方面，過去的議員是因為具有風骨，與國民政府對抗而被殺害，還是由於捲入派系鬥爭而喪生？新舊之間是不同意識結構的行動者的代換，抑或不過是派系的更替？如果政治新貴確實作為新政權的「合作者」，那麼又是什麼樣的民眾選出來的，為何能持續擔任？最後，我認為這篇要研究政治菁英，但文章中卻沒有討論任何一個菁英，只是從參與政治的「時機」來推論日後的發展，未免過於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