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4日 星期六

王甫昌 (2001) 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

台灣史研究 8(2): 145-208。

研究目的:釐清《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風波所突顯的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記憶之間的關係。

本文具體提問:
  • 為何歷史教科書的爭議在一九九○年代後期發生?造成這種衝突的社會條件是什麼?
  • 為何爭議內容除了包括檢討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外,也包括了對於日本統治時期歷史的爭論?
  • 為何民族想像爭議會扯上歷史詮釋爭議?
  • 為何關於歷史的爭議和族群的議題糾纏不清?

本文論點:《認識台灣》爭議的意義在於不同史觀提出及爭奪進入代表國家歷史詮釋立場的教科書中,而這樣的爭議必須放到「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之間長期對抗脈絡中,才能夠理解其發生時機及具體爭議內容。王甫昌認為對於未來的期望(統獨立場)影響到對於過去的選擇與呈現(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日本統治的評價)。而參與爭議民眾的心理基礎在於擔心自己族群文化與歷史記憶的滅絕。

內容摘要:
1997/6/3 李慶華「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內容是否妥當」公聽會,對教科書的質疑包括四個方向:(1)台灣與中國的歷史關係;(2)台灣與日本的歷史關係;(3)台獨(一般的討論並沒有大力呼應李慶華對於教科書將台灣視為一個國家的質疑);(4)李登輝的功過。(153-154)


本文將「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定義為戰後台灣社會中所發展出來、具有現代社會中民族想像(national imagination)意涵及對抗性作用的兩種政治意識型態。此定義特點在於(1)突顯戰後的政治與社會脈絡;(2)排除沒有政治意涵的鄉土意識;(3)強調這兩種意識做為群體之間「對抗論述」政治性格。

為何一九八○年代以後才出現對於「大中國史觀」的挑戰?分成四個時期討論:

一九七○以前中國意識全面優勢。官方全面控制文化語言政策、意識型態生產工具,又有國際政治情勢的配合,導致戰後出生的本省第二代在歷史記憶、經驗和語言文化上,與父母的斷裂。

一九七○外交挫敗下台灣意識萌芽。外部衝擊的情況下出現政治改革與民主化的訴求,但其中隱含的「台灣意識」,缺乏一套以台灣為主體的歷史、文化論述,也沒有追求政治上獨立自主的目標,而只是在既有體制中要求族群平等,因此不算是有民族主義意涵的「台灣意識」。而政府則以「推行國語運動」加以制衡,並且以中國民族主義的國難訴求將本土意識刻畫為分化團結、與台獨勾結的「地域意識」

一九八○年代台灣意識崛起。美麗島事件以及政府多起重大錯誤,使得更多人接受改革的重要性。美麗島事件之後,激進理念逐漸浮現,反對陣營開始提出台灣民族主義,與民主訴求相結合。

在這樣政治環境及理念推動下,「台灣主體意識」逐漸成為民間文化活動及學術活動新的發展方向。一九八○年代初期,台灣文化界與知識界對於所謂「台灣結」與「中國結」的討論,由文學領域,延伸到其它領域(包括歷史和社會科學),說明了台灣意識崛起、與中國意識逐漸形成分庭抗禮之趨勢。戰後出生的第二代知識份子及一般民眾,為了對成長環境有更多瞭解,開始試圖瞭解過去長期被忽略的台灣歷史及台灣文化。這個轉變清楚地反映在此一時期, 台灣歷史研究及書籍的大量增加之上。(167)


台灣意識高漲,除了引發執政者及保守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反應外,也造成民主運動陣營內部辯論與分裂。雖然民主運動陣營中,對於應該多瞭解台灣歷史有共識,但是一旦牽涉到歷史歷史內容應該如何定位或書寫的實質討論時,因為不同族群歷史經驗的差異,就比較沒有共識,甚至引起很多爭議。(171)


《夏潮》集團成員站在反帝國主義及反殖民主義立場上,完全無法接受台灣人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史觀。因此,除了一貫強調台灣人抗日以外,《夏潮》也致力揭露日本殖民政府歧視、鎮壓或屠殺台灣人民的史實事蹟、及闡述殖民政府各種建設背後剝削的意圖與本質。同時,為了反制肯定日治成績的說法,《夏潮》集團也特別強調清朝統治台灣末期的建設。……對於日本統治時期應該如何定位的歷史觀點論戰,因為主要發生在黨外不同團體(本土派與中國左派)之間,在主流媒體刻意忽視、以及被黨外發展路線之爭蓋過的狀況下,並沒有在一般民眾之間引起太大注意與迴響。但是這個論戰培養出一批反對台灣意識肯定日治的學者,以及一套反對論述。直到《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事件中,這個議題才因為不同因素配合再度被提起,受到廣泛注意。(172-173)

一九九○年代: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對抗(教科書爭議的背景因素)。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開放民選、總統直選等重大政治變革,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政治本土化或台灣化的實現,使「中國意識」對於台灣和中國政治關連的宣稱和現實情況越來越脫節。「一個中國」逐漸變成未來目標而非現狀的認知與描述。台灣意識由文化或地方認同的層次,升到民族主義的政治層次。而外省人較不願意接受台獨的原因,在於害怕自己的文化與歷史記憶不被尊重。因此民族想像與族群扣連在一起。(173-175)


戰後第二代對台灣的過去所採取之立場,與第一代外省人的中國意識(親中、反日)想法、以及第一代本省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之台灣意識(反中)、親日想法,都有明顯差異。他們以台灣為主體,重新去思考台灣和中國、與日本的歷史關係。因此,對於台灣歷史上各個統治政權對於台灣的貢獻和影響,也形成了不同於前一世代之評價與對待立場……企圖比較「客觀」地評價台灣與中國的歷史淵源,以及日本統治台灣基礎建設。(177-178)(但是王甫昌似乎認為第二代的本省人,又比第二代外省人更能夠放下「歷史包袱」,見圖四)


本文統計1971-1999以台灣為主題的282篇碩士論文,發現以清朝為主題的比例不斷下降(七○年代64%,八○年代43%,九○年代18%),而日本統治時期為主體則不斷上升(七○年代12%,八○年代28%,九○年代30%)。王甫昌認為「台灣史碩士論文中,比較傾向台灣意識之研究(特別是)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研究,在一九八○年代就已經開始大量增加,其中相當高比例的研究者是第二代本省人。而第一代本省人是在一九九○年代以後,才將他們的集體記憶注入台灣歷史的公共討論中。」(178-180)


教科書爭議事件,造成第一代本省人紛紛在報紙上投書,表達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集體記憶,以及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對於中國統治者的失望。(186-187)


在這樣的爭論中,「歷史」是爭議雙方用於合理化自己對於台灣「未來」主張之重要根據。無論是主張「與中國統一」或「台灣獨立」的陣營當中,都有人透過對台灣和中國(甚至和日本)歷史關連之詮釋,來闡述主張的合理性、以及攻擊對手。他們認為自己對於國家未來主張之正當性,是來自歷史事實的自然推衍。(188-189)


在戰後台灣社會中,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都是以同質化做為政策導向的訴求,在同質化政策導向下,弱勢者擔心自己的歷史記憶或文化將不會受到優勢者尊重,甚至將面臨消失之命運。……這種追求保存我族群文化認同之動機,正是吸引一般人參與族群衝突的主要原因。(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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