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季刊 5(2): 89-140。
引用Schumpeter與Huntington，認為台灣在1996年的總統直選後，已經具備民主制度的形式要件，完成民主化轉型。（90）
目前台灣民主化轉型的解釋中，對於幾乎是同時發生的「民主化轉型」與「_族群議題公共化」兩者之間的關係，絕大多數認為：沒有因果關係，或是「民主化是因、族群政治是果」。本文認為目前這些解釋低估了「族群」的概念或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可能有更積極的作用。……本文將提出不同的看法：「族群」概念出現所帶來的觀念轉化，是台灣民主化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轉變—「國會全面改選」，能夠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91-91）
王振寰根據O'Donnel與Schmiter，認為1986年以後國民黨進行的改革是自由化而非民主化。林佳龍亦引用Linz與Stepan，將轉型過程區分為1986-1990（國是會議）自由化；1990-1996（總統直選）民主化；1996之後則為「民主鞏固」。（92-93）
過去研究者在解釋台灣民主轉型時，主要採用的理論觀點是強調政治精英之間競爭與互動的「政治過程論」。相對於「結構論」所注意的民主化之社會與經濟條件，「政治過程論」強調民主化發生的過程和機制。（93）
過去解釋台灣民主化的研究中，大多將解釋停留在描述或說明在這些情勢下，政治精英之間實際的政治互動過程，而沒有去追問更深層的問題：在這樣的政治過程（蔣經國）被迫採取「自由化」改革，以及李登輝必須而且成功的推動「民主化」改革）能夠發生的條件為何能夠出現。……如果沒有解釋這些「發生條件」如何產生，上述的解釋只是說明了台灣_的民主化轉型是「如何」進行的，而未能對民主轉型「為何」能夠發生，提供完整的解釋。（95）
在「政治過程論」的理論取向下，解釋台灣民主轉型的主要「變數」是大環境的變化、或是精英行動或政治聯盟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改變。這個「省籍不平等眾人皆知」的假設在政治精英間或許是成立的，但是，對於沒有直接參與政治的一般民眾來說，這個假設卻不一定成立。（96）
引用吳乃德與施正鋒討論族群政治的理論架構：不論是「族群意識」或是「族群集體認同」，都是指定族群對於自身處在不平等的結構位置的集體體認，_而產生的政治意識_或認同。但認為在1980年代以前，多數的本省籍民眾並不接受「本省人弱勢族群」的說法（從黨外候選人得票率在三成以下，以及「社會變遷調查」中民眾認為本省人的社會影響外省人的調查結果中，得到如此的觀察）（96-99）
上述這些現象顯現了1980年代以前，本省籍的反對精英和一般民眾之間在「族群政治意識」或「政治化的族群認同」上的巨大落差。前述吳乃德與施正鋒的族群政治意識理論中，所提到的族群意識或認同由「族群文化差異」發展到「族群不平等認知」或是集體的「相對剝奪感」，在一般民眾間，顯然不是個簡單的過程，而是需要被解釋的重要變數。（99）
本省閩南人在1984年，只有20.2%的受訪者認為外省人的影響力比較大，但到了1994年卻升高為66.1%。而1994年國會已經全面改選，台灣省長及北高市長也即將選舉。這說明了：現實中的不平等結構，如果沒有經過適當的集體詮釋，不必然能夠直接被轉化為主觀的不滿或相對剝奪感。如果本省籍民眾族群意識的增長，是導致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政治精英得以採取不同領導或行動策略的重要因素，……那麼本省籍民眾為何有此轉變，本身就是需要被解釋的重要課題。（102）
過去台灣民主轉型的解釋比較忽略了對一般民眾來說可能更有意義的「說理」面向。如果由精英以「說理」動員一般民眾的角度，重新檢視台灣民主化的挑戰，可能會因為提出不同的問題而得到不同的答案。（103）
絕大多數本省籍民眾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的接受程度上，和少數本省籍政治反對精英有重大落差的原因：第一個原因在性質上屬於政治精英用於合理化「外省—中央／本省—地方」的暫時性政治安排的政治合法性論述；主要是奠基於「中國國家想向」（遷台的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國）及動員戡亂的「非常時期」論述。第二個因素則是不利於類似「省籍政治歧視」這樣的現代性政治想像或動員的傳統社會人際關係及政治取向。第三個因素則是統治者將「省籍」因素排除在實際的選舉過程之外的具體策略（讓本省人優先參加地方層次的政治）。這些因素的存在與互動，共同形成了一個讓「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不容易在本省籍民眾之間形成、擴散、進而成為政治行動中重要考量因素之環境，也間接合理化了被本省籍反對精英認為「省籍歧視」或「省籍不平等」的政治結構，也使得國民黨政府能夠繼續拖延或抗拒完全的民主化改革。（107）
1970年代以後的轉變：戰後新生代的民主化訴求（107-114）
儘管有組成份子（知識份子開始參與）與組織形態（脫離傳統社會關係試圖連結全台灣的「黨外」）的差異，1970年代的政治反對運動，在挑戰理念上和過去老一輩的地方性黨外政治人物差異並不大。……除了要求保障基本人權、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等過去的訴求外，也已經公開提出了「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但是，他們當時並沒有公開而直接的挑戰更高層的國家定位與非常時期假設。當時「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訴求，至少就公開提出的部分來說，主要被討論的是「世代」之間政治代表權差異的問題，而不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被比較討論的「省籍」或「族群」政治代表性不平等的問題。（108-109）
不但如此，反對陣營此時在言論與主張上，雖然已經漸漸出現一些剛萌芽的台灣主體意識，但是在公開言論中，似乎仍然無法完全揚棄「中國意識」。（110）
……就「說理」的面向來說，台灣民主化訴求最困難的挑戰，其實是「非常時期」背後以全中國為範圍的國家想像。……反對陣營所要求的大幅度民主化改革（特別是國會全面改選、或總統直選），似乎是將台灣當成一個「國家」來思考，在當時可能被許多民眾認為是超過合理範圍的要求。（113）
在1980年代以前，反對陣營追求「民主化」下的「省籍平等」之「族群政治」訴求，相當程度被國民黨政府以「中國意識」、「民族團結」、「社會安定」的反制論述所主導而移轉。不但絕大多數外省人接受「中國意識」，大多數的本省人也認可這樣的國家定位。他們對於「省籍問題」的看法，也因此連帶受到影響：他們大多數不認為台灣人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歧視，甚至接受談論省籍問題是挑撥民族團結，不利社會安定的說法。（113）
「國家定位」議題，漸漸成為反對陣營在1980年代以後挑戰國民黨的重點。……新潮流辦公室在1984年前後出版的《到獨立之路：新潮流與台灣獨立》，應該是黨外書籍中，最早討論「台灣獨立」議題的著作。（115）
本文特別公開主張（出版書籍、雜誌、國會質詢、選舉政見），是針對上述「一般民眾如何被說服」的問題意識而產生的論點。（116）
國民黨遷台後政治制度與安排，特別是在中央級政府制度設計上，不僅剝奪了台灣省民參與中央政府政治的權利，引起黨外精英長期的抗議外，也剝奪了少數權貴之外，多數外省籍一般民眾的參政權。（117）
關於誰才是弱勢者的論辯與爭議，顯現了台灣社會中長期以來即存在著兩種針鋒相對的「弱勢族群」論述：本土反對陣營所強調的本省籍在政治上及文化上居於弱勢的論述，以及外省籍（特別是第二代）強調外省人在政治上及經濟上是弱勢者的論述。（119）
吳淑珍於1987/3/25在立法院提出「國民黨歧視本省人」的質詢，涉及三項觀念的改變：（1）社會體系範圍之界定，以台灣做為完整的想像；（2）外省籍人士不再是各省在台灣的代表，而是台灣社會中公民的一部份（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3）公平與否應以社會團體人口比例來衡量。（120-121）
由這個質詢所引發的「省籍問題」討論被高度公共化，上述這套新的評價省籍公平標準的不同元素，也因為被大量討論，而漸漸為一般人所熟知。……這些過去只有少數政治精英或學術工作者知悉或關切的「事實」，也跟著這些討論的公共化，進入一般人對生活世界的意識中。（122）
……1980年代末期以後，台灣政治場域中也出現了一項過去沒有的狀況及條件：本省籍與外省籍候選人大規模地在選舉中進行實質的競爭。「省籍」的族群因素在選舉過程中的作用，不再只是背景或動機，也成為選舉動員的手段。過去外省籍（尤其是眷村）的選票，在少有外省籍候選人的狀況下，經常被國民黨動員來支持同黨籍的本省籍候選人，現在可以轉移到外省籍候選人的身上。……這種競爭也提供了一個有利於不同類型「弱勢族群意識」擴散的機制。（123）
以「國會全面改選」做為族群概念影響台灣民主的觀察案例。（123-131）
……1980年代初期以後，黨外陣營及民進黨對所謂的「萬年國會」正當性的抨擊，雖然無法讓過去多數國民黨的支持者改變其政黨支持的立場，但是卻成功地讓不少人接受了「國會全面改選」的說法及詮釋。其中主要的關鍵之一，就是在於他們以評價族群公平的新概念，重新定義過去國民黨主導建立的中央政府體制及安排，對於本省人形成了「省籍歧視」的結果。這個新觀念相當有效地鬆動了、甚至可以說瓦解了過去在「中國國家定位」下中央政府及國會的安排的合理性。在1987年省籍問題的公共化以後，過去缺乏「弱勢族群意識」的本省籍民眾，也開始發展出這樣的意識。……本省籍民眾之間這樣普遍的「本省人弱勢族群意識」，正是讓李登輝能夠在1990年運用來對抗黨內的保守派，而推動老代表全面無條件退職、及不設大陸省分的國會全面改選之方案的重要民意支持之因素。（131）
1980年代中末期台灣社會中出現的「族群」分類概念，最重要的特質，在於其現代國家普遍與平等的公民權觀念結合，而強調文化社會群體之間雖有差異，但是這些差異沒有高下優劣之分，應該受到國家一視同仁的平等對待與保障，免於受到國家或其它社會群體「身份歧視」的待遇。……新的族群概念要求的族群關係，比較類似「族群多元主義」的理想。這個新的概念所帶來的政治解放潛力，不但改變了戰後以來台灣主要的政治結構安排，也使社會群體關係朝向多元並存的方向發展。（133）
（族群政治對立出現）不過，這種對立似乎不再是發生在「族群身份團體」（「本省人」相對「外省人」）之間，而是發生在不同的「族群意識論述」，特別是過去被用來合理化抗拒民主改革的「中國主體意識」、與被用來支持要求民主改革的「台灣主體意識」之間。國會全面改選之後，繼續發生的民主化轉型中，族群議題到底如何發生何種作用，是本文未竟處理，也是未來可以深究的問題。（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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