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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們所追求的"思想"
不會是一種不起身行動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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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台灣的空氣中正滋長著一股喪失自由的憂慮。 如果失去自由， 可能需要好幾十年的折磨、恐懼、痛苦和眼淚才要得回來。 假如還要得回來的話。"
by Howard F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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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每天發生在身邊的罪惡裝作視而不見，卻在理論高峰上頭頭是道地闡述抽象的正義，在古香古色的書齋裡論證尊嚴，在酒足飯飽之餘鄭重地討論良知，在申報教授職稱時拿出一本研究消極自由的論著，在只用寬容標準苛求他人而對自己無限寬容時……這正義、尊嚴、自由、良知和寬容便是可疑的。讓人搞不清這些言說，是信念的表達還是處世謀食的便利工具。而一個每天談論自由的知識份子，從寫下關于自由的第一篇文章開始，就已經打定主意為紙上文字和實際行為劃出一條互不相干的界限。無論出於什麼樣的現實處境和內在苦衷，自由在這裡都免不了被褻瀆被出賣之嫌。
如果我們這代人已經把自由推遲到遙遠的未來，並決意什麼也不做地等待下去，那麼我們只能在“遙遠的自由，多麼渺茫！”的悲歎中了此一生。如果自由只是言說而不必踐行，那麼自由便不是道義，遑論力量！
摘自 劉曉波【中國自由主義的當代困境】
2008年12月26日 星期五
2008年12月25日 星期四
Merry Christmas
林繼文老師在中研院為大家念的一段禱詞
在台灣這個當下聽來真是感人....po出來也送給大家:)
-----
聖法蘭西斯禱文
主阿！求你使用我們造就你的和平：
在仇恨的地方散布仁愛；
怨恨的地方散布寬恕；
懷疑的地方散布信仰；
沮喪的地方散布希望；
黑暗的地方散布光明；
憂愁的地方散布喜樂。
聖善的主阿！祈願你使我們
求安慰人多於被安慰；
了解人多於被了解；
愛人多於被愛。
因為我們是在施與中接受；
在饒恕中被饒恕；
在死亡中得永生。
在台灣這個當下聽來真是感人....po出來也送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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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法蘭西斯禱文
主阿！求你使用我們造就你的和平：
在仇恨的地方散布仁愛；
怨恨的地方散布寬恕；
懷疑的地方散布信仰；
沮喪的地方散布希望；
黑暗的地方散布光明；
憂愁的地方散布喜樂。
聖善的主阿！祈願你使我們
求安慰人多於被安慰；
了解人多於被了解；
愛人多於被愛。
因為我們是在施與中接受；
在饒恕中被饒恕；
在死亡中得永生。
臺灣聲援中國《零八憲章》籲釋劉曉波
在兩岸國家暴力的歷史夾縫間
台灣的公民社會和中國的公民社會
必須連結起來! 組織起來!
台灣的公民社會有幸在前頭多走了幾步
在這個時間點
台灣的公民社會應該轉身聲援正在萌芽的中國公民社會!
臺灣政治思想史
在臺灣，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受重視，主要是因為那或者只是學院知識進口商擺擺姿態，「自我感覺良好」的遊戲，完全缺乏實踐的意義；或者只是「基本進步」「知識分子」攻擊政敵或對手的「戰略」或「策略」性「主體位置」，不是真正的信念，因此沒有一致性，也不需要一致性。最重要的，這一行因此是沒有風險的。今後，我們應該要努力創造一種不同的政治思想史：做為過去實踐的反思，做為未來實踐的引導，做為自身生命的一部份的，對權力直言無諱的－所以必然是會有風險的－政治思想史。八零年代初期的民主運動者喜歡說一句話：「住在臺灣，是一件拼命的事」面對中國和國民黨，我們作誠實的，自主的，有生命力的臺灣史研究，同樣也是一件拼命的事。我想，我們就從反省臺灣這塊土地上曾經出現過的種種政治實踐經驗開始吧。讓我們創造一種有生命的，有感情的，可以打動臺灣人的心，可以讓現實的臺灣人稍微理想主義一點，可以讓怯懦的臺灣人稍微勇敢一點，可以讓習於唾面自乾的臺灣人稍微有自尊一點，可以刺激不愛思考的臺灣人稍微開始思考，可以引領在帝國夾縫中猶豫徬徨的臺灣人面向未來，尋找出路，而且可以對人類文明的自省有所貢獻的，臺灣這塊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我們自己的政治思想史吧。
吳叡人 2008.12.23
吳叡人 2008.12.23
2008年11月10日 星期一
自由民主世代卑微的訴求
對於六年級底、七年級生以至八年級生而言，此涵蓋三十年的世代，他們成長的環境是一個承平安和樂業的臺灣，更且是前人戮力開拓漸趨穩定的自由民主年代。臺灣的人權、自由與民主對於這「自由民主世代」而言，無疑就宛如呼吸般的習以為常、不費力氣。我們回顧八○、九○年代的衝撞、抗爭，看著社會的急遽變革，看著許多臺灣引以為傲的價值孕育而生，雖怵目驚心卻也慶幸臺灣已經走過。
然而，那些習以為常的自由、人權與民主的果實，在短短的幾天內，卻一點一滴的流失消滅了。在不少主流媒體刻意掩蓋事實、刻意隱藏真相的情況下，透過許多網路的影片卻一個個呈現在眼前。我們驚懼、我們憤怒、我們懷疑：警察的權力為何能任意盤查、強制逮捕任何一個在警戒區範圍外的民眾？維安的範圍與手段為何能夠無限上綱？為何在國外受盡打壓的國旗在國內仍舊遭到同樣的命運？臺灣的未來究竟會走向何方？當我們在書上學著，法治觀念之一乃是：「私宅就是一個城堡，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但卻眼睜睜看到警察可以恣意進入民宅關掉音樂且強制拉下鐵門，他們依法依據何在？這一切一切違背著我們的成長經驗，也違背民主人權教育的內容。因此，我們「違法」靜坐。
是的！我們「違法」靜坐。但我們依舊感謝那些「波麗士大人們」在強制驅離我們的同時，小心地呵護著我們。我們批評的從不是那些第一線忙碌、飽受壓力的警察，而是那些動員大批警力、逼使他們必須跨越法治人權界線進行維安的決策者。我們憤怒的是，當民眾的人權與自由受到侵犯時，執政者可以置若罔聞，甚至轉移大眾的焦點力挺公權力違法的施行。
在這「違法」靜坐的過程中，靜坐學生受到媒體的曲解與網路朋友的惡意批評。國民黨黨團指控我們是「職業學生」、某些媒體報導我們是圍城暴民的轉移陣地、網路許多匿名人士訕笑、辱罵、指責學生不明事理地支持暴力。在黨派割據的媒體生態裡，中國時報記者江慧真對學生靜坐抗議訴求的報導（十月八日），其公允與客觀殊屬不易，值得引錄其中的一段以回應不少對靜坐學生的批評：
行政院疏忽了警、民衝撞事件逐次升高的時間序，學生發起靜坐時，是看到陳雲林抵台時從機場到圓山飯店的過當維安，已經影響到正常人民出入機場的便利；是看到警察維護在國賓飯店裡的貴賓，卻嚴格禁止附近唱片行播放〈台灣之歌〉。當街頭衝突升到最高也最失控之際，學生安安靜靜地坐在行政院前，沒有喧嘩，沒有暴力。
是的！我們的確「違法」靜坐，也願意承受法律對此行為的一切處置。只是我們深知，我們這個世代所肩負的是維繫與鞏固臺灣二十幾年來的人權、自由、民主的想像與成果。我們這個世代也同樣渴望看到執政者對許多政府暴力的回應。如此臺灣社會才會進步，如此臺灣未來才會美好。
對於那些出於惡意或善意批評的朋友，如果您只是依循著兩黨惡鬥的邏輯、懷著看笑話的心態、抑或是發洩任何不滿的情緒，那是您的權利與自由，我們坦然接受且為我們的行為負責；而若您想理解民主世代為何失望與憤怒，那麼請您在雨夜前來、在低溫的冷風裡，感受這一世代炙熱的心靈，傾聽他們最素樸的渴望。
-------------------------------------------------------
以上是昨日很快寫下的。
在未能繼續靜坐時，心裡總是不安，想想能夠做些什麼。
發點聲音吧。
參與的人繼續加油！
Kojeve
然而，那些習以為常的自由、人權與民主的果實，在短短的幾天內，卻一點一滴的流失消滅了。在不少主流媒體刻意掩蓋事實、刻意隱藏真相的情況下，透過許多網路的影片卻一個個呈現在眼前。我們驚懼、我們憤怒、我們懷疑：警察的權力為何能任意盤查、強制逮捕任何一個在警戒區範圍外的民眾？維安的範圍與手段為何能夠無限上綱？為何在國外受盡打壓的國旗在國內仍舊遭到同樣的命運？臺灣的未來究竟會走向何方？當我們在書上學著，法治觀念之一乃是：「私宅就是一個城堡，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但卻眼睜睜看到警察可以恣意進入民宅關掉音樂且強制拉下鐵門，他們依法依據何在？這一切一切違背著我們的成長經驗，也違背民主人權教育的內容。因此，我們「違法」靜坐。
是的！我們「違法」靜坐。但我們依舊感謝那些「波麗士大人們」在強制驅離我們的同時，小心地呵護著我們。我們批評的從不是那些第一線忙碌、飽受壓力的警察，而是那些動員大批警力、逼使他們必須跨越法治人權界線進行維安的決策者。我們憤怒的是，當民眾的人權與自由受到侵犯時，執政者可以置若罔聞，甚至轉移大眾的焦點力挺公權力違法的施行。
在這「違法」靜坐的過程中，靜坐學生受到媒體的曲解與網路朋友的惡意批評。國民黨黨團指控我們是「職業學生」、某些媒體報導我們是圍城暴民的轉移陣地、網路許多匿名人士訕笑、辱罵、指責學生不明事理地支持暴力。在黨派割據的媒體生態裡，中國時報記者江慧真對學生靜坐抗議訴求的報導（十月八日），其公允與客觀殊屬不易，值得引錄其中的一段以回應不少對靜坐學生的批評：
行政院疏忽了警、民衝撞事件逐次升高的時間序，學生發起靜坐時，是看到陳雲林抵台時從機場到圓山飯店的過當維安，已經影響到正常人民出入機場的便利；是看到警察維護在國賓飯店裡的貴賓，卻嚴格禁止附近唱片行播放〈台灣之歌〉。當街頭衝突升到最高也最失控之際，學生安安靜靜地坐在行政院前，沒有喧嘩，沒有暴力。
是的！我們的確「違法」靜坐，也願意承受法律對此行為的一切處置。只是我們深知，我們這個世代所肩負的是維繫與鞏固臺灣二十幾年來的人權、自由、民主的想像與成果。我們這個世代也同樣渴望看到執政者對許多政府暴力的回應。如此臺灣社會才會進步，如此臺灣未來才會美好。
對於那些出於惡意或善意批評的朋友，如果您只是依循著兩黨惡鬥的邏輯、懷著看笑話的心態、抑或是發洩任何不滿的情緒，那是您的權利與自由，我們坦然接受且為我們的行為負責；而若您想理解民主世代為何失望與憤怒，那麼請您在雨夜前來、在低溫的冷風裡，感受這一世代炙熱的心靈，傾聽他們最素樸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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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昨日很快寫下的。
在未能繼續靜坐時，心裡總是不安，想想能夠做些什麼。
發點聲音吧。
參與的人繼續加油！
Kojeve
2008年11月7日 星期五
2008年11月5日 星期三
2008年11月4日 星期二
各位，我已經不曉得如何表達我的憤怒
今天回到家裡開新聞
看到國賓飯店前面的抗爭活動
警方甚至衝入上揚唱片裡頭強行關掉店家播放的「台灣之歌」
理由是認為在這敏感的時刻播放這種歌會煽動外頭抗議的群眾
也不過是昨天而已
只是拿著國旗前往圓山飯店的民眾就被強制驅離
沒有任何攻擊企圖的和平示威現在都被汙名化為暴民
所以官方可以合法地運用國家暴力侵犯基本人權
看看這些影片：
暴力，我嚐到了─來自中華民國的警察！
http://feedcatcher.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03.html
被員警拉斷手指的網友的聲明─馬叔叔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吧？http://blog.roodo.com/milifonoh/archives/7497147.html
原來這就是警察國家！（附：當事人遭受非法扣押影片）http://ironsnow.pixnet.net/blog/post/23023533
我已經無法冷靜地、超然地看著這一切彷彿與我無關般自然而然發生、結束、遺忘
禮拜四下午民進黨的圍城活動拼了翹課我也要參加
希望大家都能共襄盛舉
我要準時出現在現場
親身感受國家暴力的侵犯
也是對於民主前輩用肉身、血淚替我們後輩爭取民主自由的憑弔與禮讚
鍾友全
看到國賓飯店前面的抗爭活動
警方甚至衝入上揚唱片裡頭強行關掉店家播放的「台灣之歌」
理由是認為在這敏感的時刻播放這種歌會煽動外頭抗議的群眾
也不過是昨天而已
只是拿著國旗前往圓山飯店的民眾就被強制驅離
沒有任何攻擊企圖的和平示威現在都被汙名化為暴民
所以官方可以合法地運用國家暴力侵犯基本人權
看看這些影片：
暴力，我嚐到了─來自中華民國的警察！
http://feedcatcher.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03.html
被員警拉斷手指的網友的聲明─馬叔叔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吧？http://blog.roodo.com/milifonoh/archives/7497147.html
原來這就是警察國家！（附：當事人遭受非法扣押影片）http://ironsnow.pixnet.net/blog/post/23023533
我已經無法冷靜地、超然地看著這一切彷彿與我無關般自然而然發生、結束、遺忘
禮拜四下午民進黨的圍城活動拼了翹課我也要參加
希望大家都能共襄盛舉
我要準時出現在現場
親身感受國家暴力的侵犯
也是對於民主前輩用肉身、血淚替我們後輩爭取民主自由的憑弔與禮讚
鍾友全
2008年11月3日 星期一
在此警告諸位台獨份子莫再煽動對立
台灣自古便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個鐵一般的事實不會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的遺毒
以及李登輝、陳水扁等若干分裂民族的賊寇之陰謀而動搖或改變
兩岸中國人的手足之情淵遠流長，天地可表
這裡的小朋友足以為證：
http://tw.youtube.com/watch?v=_WUtnNXXk3U
看看小朋友們多麼真誠的同胞愛！
所以，親愛的台灣朋友們
你才二十歲，才二十五歲
你們這麼年輕
就想當個數典忘祖、 背祖忘宗的民族罪人嗎？
Come on, let's go for a ride! Against the wind!
讓我們一起團結努力，創造中國人的輝煌歷史吧！
這個鐵一般的事實不會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的遺毒
以及李登輝、陳水扁等若干分裂民族的賊寇之陰謀而動搖或改變
兩岸中國人的手足之情淵遠流長，天地可表
這裡的小朋友足以為證：
http://tw.youtube.com/watch?v=_WUtnNXXk3U
看看小朋友們多麼真誠的同胞愛！
所以，親愛的台灣朋友們
你才二十歲，才二十五歲
你們這麼年輕
就想當個數典忘祖、 背祖忘宗的民族罪人嗎？
Come on, let's go for a ride! Against the wind!
讓我們一起團結努力，創造中國人的輝煌歷史吧！
2008年11月2日 星期日
蕭阿勤-回歸現實3.4章摘要
〈回歸現實〉第三、四章摘要 ／蕭阿勤 趙文益 97.11.2
第三章：回歸現實世代、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與抗日集體記憶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在日據時期發起新文學運動，在他逝世50年後到了1990年代初期，隨著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發展，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產生新的詮釋與定位。學者開始以「台灣民族主義」去了解歷史，強調台灣新文學是在台灣人自身文化與文學的主觀意願之下，發展而來。以台灣民族主義出發，強調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是漢民族而非中國人，雖有日本國籍但不是大和民族，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概念。相對地，台灣文學是台灣文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情感記載，與中國文學無干，也非日本文學。
一、日據時期與台灣人抗日集體記憶
在國民黨政府強行植入的集體記憶建構中，台灣是經歷五十多年異族統治的地區，在光復後理當同仇敵愾面對日本，並以終於回歸祖國來慰勉抗日英雄所付出的血汗。戰後直到70年代左右，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本、外省人的政治、社會、文化關係不平等，以及國共鬥爭的歷史形構下，在台灣社會的公共領域中，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集體記憶，大致有以下要素：（一）強調台灣與大陸人民血緣、歷史與文化上的密切同緣；（二）強調中華民族、中國人對台灣開發的貢獻；（三）強調台灣同胞心繫祖國的民族主義精神；（四）強調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對台灣人抗日行動的影響；（五）強調八年抗戰對台灣的貢獻；（六）強調台灣在反攻復國任務中的重要性。90年代末，對於官方色彩的「抗日史觀」不再時興。(周婉窕 1997:109；蕭阿勤 2008:147)
作者企圖探討在70年代對於過去日據時期的歷史是如何被記憶與被「民族化」的過程。
二、70年代之前對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回顧
王錦江、葉石濤認為台灣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支流，台灣文學固然要循著中國文學的路線，建設台灣地方文學與鄉土文學。從50年代中期《台北文物》刊行特輯，到70年代初戰後新生代重新探究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17年間，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的老一輩本省籍文學作家在公開回顧當時台灣新文學發展時，均強調「抗日」的重點。既然已經回歸祖國了，則作品產量停滯似乎也沒有關係。文壇便拱手讓給了中國文學，本省籍年輕世代作家自然也追尋戰後從大陸撤台的中國作家，融入中國文學的世界。
三、回歸現實世代與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中國性的再確認
（一）陳少廷的開端與改良主義的集體記憶建構
1972年陳少廷在《大學雜誌》上發表〈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一文，重探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1971年時值一連串外交挫敗與政治衝擊，如釣魚台主權爭議、大專生保釣運動由熱轉衰、國民黨政府被迫退出聯合國而喪失合法代表中國的地位、美國與中共簽訂「上海聯合公報」而開始正常關係、國民黨政府因日本與中共建交而對日斷交等。
陳少廷認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一環，而台灣的抗日民族運動，是認同祖國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他提出台灣新文學運動是承繼中國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化運動，是其文學革命的一支流。陳少廷以此文回顧日據時期，將台灣人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關係納入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模式，避開本、外省人長期間地位不平等的互不信任感，將兩者歸入「我們」的概念。在此時他也提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主張，這顯然是非常激進的意見，但他以在體制內的改良主義行動，以台灣兒女在過去對祖國的愛國表現－英勇抗日，強調改良台灣人的不平等待遇，促成省籍平等。
(二)批判現代主義文學與探索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
現代詩論戰中批評文學的角色不該逃避現實、思想不清，要求文學必須具有「民族性」與「社會性」，即重視傳統與現實。高信疆強調70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這種對於我們自身傳統和現實的正視」，也是對於自己的中國屬性的再覺悟。這是一種「再認同」的過程。
(三)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與中國性的再確認
1973年外省籍戰後世代的尉天驄等人再籌辦《文季》，由本省籍重要鄉土小說家王拓主編，僅三期的《文季》，呈現了回歸鄉土文化潮流在文學領域的三方面發展，即批判現代主義文學、社會批判意識強烈的鄉土小說和探索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此外，創刊號刊登了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表現他在寫作風格上的轉變，他從60年代後期描寫小人物的苦難，轉變成70年代初具強烈社會批判意識的剖析城市生活與人物。
林載爵、鍾理和、張良澤等作家就像保釣之後熱切關懷台灣的國際地位變化與社會改革的學生與知識份子一樣，懷抱著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與情感。他們重新探究台灣本地文學遺產的舉動，是70年代初返外國強權文化侵略而尋求文化獨立自主的解決方案之一。對王拓而言，從日本殖民到抗戰勝利這期間內，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是典型的台灣鄉土文學，因其表現出「反帝、反封建、反壓迫的民族精神與社會正義」的精神。
(四)楊逵：抗日英雄作家與回歸現實世代
楊逵的作品明顯地批判日本殖民統治，因此在70年代初突然聲名大噪，因為楊逵被認為結合了文學創作與實際行動的抗日特質，使回歸現實世代賦予他如「台灣人民的老英雄」、「文化界偉大的巨人與鬥士」等美名。正因其當時仍健在，是一部活的歷史書，對於現實世代而言是種抗日的精神寄託，銜接過去與現在，因而備受推崇。
(五)探索鄉土過去：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世代的重新加入
葉石濤指出70年代初以來接二連三的政治衝擊，使新一代知識分子驚覺美、日殖民主義者對自己社會的壓迫，因而使他們重新探索鄉土。在70年代末因為回歸鄉土的概念興起，敲響了以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建構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之集體記憶之喪鐘。又逢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隨即80年代前半葉黨外政治反對運動人士鼓吹「台灣意識」，公開進行「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動員，反對運動由體制內的民主化轉變到民族主義的族群訴求。
四、結論
對於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角色定位，50年代受到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的強行輸入，因而將台灣文學定位成中國文學的一支，但從70年代對於外交與政治的困境相逼，使得年輕的台灣人回頭省視自己，並重新探究鄉土，進而思考「我群」的概念。文學上從70年代的中國角度到80年代後的台灣角度，在本土化原則的集體記憶，從台灣本身的觀點詮釋歷史經驗。也為80年代後文化界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追求「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掀起序幕。
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集體過去與集體自我的關係是相生相成的，我群主體的塑造都是受到特定的歷史階段與特定政治力量所左右。
第四章：鄉土文學、國族認同與回歸現實世代
一、從中國民族主義到反帝國主義，從回歸現實到關心大眾
對本省或外省籍的戰後世代而言，回歸現實就是反省批判家庭或學校教育所教化、缺乏實際生活經驗基礎的(半)擬流亡、(半)擬漂泊心態。同時，受左傾思想影響的知識青年也批判國民黨政府偏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導致了資本過度集中、貧富不均、過度依賴國外市場等問題，並指責美、日投資為「經濟侵略」。此外，他們也稱美國文化的大量輸入是「文化侵略」。當時回歸現實世代的知識青年普遍的想法是反帝國主義與反資本主義。
二、鄉土文學興起的世代因素
《文季》和之前的文學雜誌，培養了陳映真、黃春明與王禎和這些70年代鄉土文學的本省籍主要作家。鄉土文學的作品主要是小說，其共同特色是「寫實精神」，劉紹銘歸納出鄉土小說重要的主題包括：(1)批判美、日的在文化與經濟上的帝國主義，(2)要求社會福利改革與財富的公平分配；(3)描寫小鎮與鄉村小人物的基本美德；(4)中國人面對「醜陋的美國人」與「貪婪好色的日本人」無恥粗俗的行為時，應維持民族自尊。
在國民黨的制式歷史教育與言論控制下成長，戰後世代只能依賴國民黨一綱說法來理解中國或台灣過去的歷史，因而就算是鄉土文學興起初期，文學與作家仍然流露出濃濃的中國國族認同。在鄉土文學刺激下，表現社會現實的「報導文學」受到戰後新世代讀者的歡迎。這些新讀者主要是年輕的知識份子和踏進中產階級的社會青年，不同於前人的悲情色彩、不再崇拜美國文化，反過來認識自己，即是自我認同。
三、鄉土文學作家的覺醒、回歸現實與國族歷史敘事
尉天驄、陳映真、王拓、黃春明等人回顧自己與其他年輕知識份子的重大轉變，都談到明確地轉向關心社會、國家、民族的問題，提出文學的社會關懷與民族性，思索國家民族的命運，並尋求自身的角色與付諸行動，而舞台是鄉土文學與保釣運動。
對當時國民黨政府與反共作家與批評家而言，鄉土文學的發展，彷彿中國五四運動之後左翼社會寫實主義文學的復興。國民黨遂大肆抨擊、譴責鄉土文學左傾的色彩。但國民黨最難以忍受的不是鄉土文學的地域傾向（因其仍然信奉中國國族主義），而是其文學中的社會寫實主義所傳達對當時社會經濟體制的尖銳批判。
四、另一個「鄉土文學」與回歸現實的文化潮流
1964年在日本殖民時期成長，以日文寫作建立聲譽的吳濁流創辦了《台灣文藝》（下稱《台文》）。同年，吳瀛濤、陳千武、趙天儀等人組織了「笠詩社」並發行《笠詩刊》（下稱《笠》）。這兩份刊物成員大多是本省籍，也有部分成員相同，並登載彼此成員的作品。從80年代初開始，逐漸與本省人為主的黨外政治反對運動者，發展公開而密切的關係。1977年在鍾肇政接掌主編《台文》時，推出了「鍾理和作品研究專輯」，探討鍾理和在台灣文學史或中國學史上的地位。
對70年代身處復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回歸鄉土潮流中的笠詩人來說，「鄉土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環」，而「台灣文學」包括「光復前的台灣文學」，都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他們定為自己屬於自由中國的現代詩人身分，追求既中國又現代，既現代又鄉土的詩歌。
五、70年代葉石濤的文學評論中之鄉土文學
葉石濤認為台灣鄉土文化既然是漢民族文化的一支，保存作品的鄉土色彩，也就彰顯了民族風格；所謂鄉土色彩就是「整個中國的地域情感的濃縮」。此外，他強調鄉土意識要擴充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更世界性的意識。1978年葉石濤受彭瑞金訪問時，表示「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學」，他認為如陳映真、黃春明等第三代作家在祖國統治下的初期工業化社會下成長，開始反省工業社會帶來的弊害及精神生活的貧困，並尋求民族文化傳統之根，因此懷著民族主義的抗議而書寫。葉石濤的批評表現出回歸現實世代的共同特色，即國民黨以學校教育充分教化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代，有鮮明的中國國族認同，但也重視鄉土與現實。
六、80年代之後台灣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集體記憶建構
(一)台灣文學敘事模式中的70年代鄉土文學：納入（蕭阿勤 2008：249：表4.2）
在《笠》與《台文》成員「去中國化」的「台灣文學」論述中，「台灣人」被建構為歷史上受外來迫害的受害者，以及被中國拋棄的孤兒，而台灣文學則被描述成反應台灣人的經驗感受、具有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目標的一個傳統。在80、90年代之交，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與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是笠詩社與《台文》成員的台灣文學論述從「去中國化」到「(台灣)民族化」的中間發展階段之典型代表。陳映真提及79年美麗島事件衝擊了台灣知識分子，台籍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在政治場域受到外省人的排擠與打擊，終於使年輕人普遍悲憤並希望建立身分認同。
(二) 台灣文學敘事模式中的70年代鄉土文學：排除（蕭阿勤 2008：254：表4.3）
以葉石濤、彭瑞金為代表。90年代末葉石濤刻意忽略70年代初基於中國民族主義而以言論或行動投入政治社會事務的青年知識份子同時包括本、外省籍的事實，而認為那完全是外省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行動。他認為台灣70年代的鄉土文學發展是中國民族主義催生的，而論戰不過是新、舊不同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內鬨與對決。這樣對鄉土文學的集體記憶的建構，被排除在台灣民族主義政治與文化發展內在之中。
90年代中期之後，許多具有明顯的台灣民族主義信念者，逐漸參與官方的文化活動與決策並受到肯定。2003年國家台灣文學館創設並營運，「台灣文學」一名經由國家立法與行政運作，終獲正名。
第三章：回歸現實世代、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與抗日集體記憶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在日據時期發起新文學運動，在他逝世50年後到了1990年代初期，隨著台灣政治與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發展，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產生新的詮釋與定位。學者開始以「台灣民族主義」去了解歷史，強調台灣新文學是在台灣人自身文化與文學的主觀意願之下，發展而來。以台灣民族主義出發，強調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是漢民族而非中國人，雖有日本國籍但不是大和民族，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概念。相對地，台灣文學是台灣文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情感記載，與中國文學無干，也非日本文學。
一、日據時期與台灣人抗日集體記憶
在國民黨政府強行植入的集體記憶建構中，台灣是經歷五十多年異族統治的地區，在光復後理當同仇敵愾面對日本，並以終於回歸祖國來慰勉抗日英雄所付出的血汗。戰後直到70年代左右，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本、外省人的政治、社會、文化關係不平等，以及國共鬥爭的歷史形構下，在台灣社會的公共領域中，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集體記憶，大致有以下要素：（一）強調台灣與大陸人民血緣、歷史與文化上的密切同緣；（二）強調中華民族、中國人對台灣開發的貢獻；（三）強調台灣同胞心繫祖國的民族主義精神；（四）強調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對台灣人抗日行動的影響；（五）強調八年抗戰對台灣的貢獻；（六）強調台灣在反攻復國任務中的重要性。90年代末，對於官方色彩的「抗日史觀」不再時興。(周婉窕 1997:109；蕭阿勤 2008:147)
作者企圖探討在70年代對於過去日據時期的歷史是如何被記憶與被「民族化」的過程。
二、70年代之前對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回顧
王錦江、葉石濤認為台灣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支流，台灣文學固然要循著中國文學的路線，建設台灣地方文學與鄉土文學。從50年代中期《台北文物》刊行特輯，到70年代初戰後新生代重新探究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17年間，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的老一輩本省籍文學作家在公開回顧當時台灣新文學發展時，均強調「抗日」的重點。既然已經回歸祖國了，則作品產量停滯似乎也沒有關係。文壇便拱手讓給了中國文學，本省籍年輕世代作家自然也追尋戰後從大陸撤台的中國作家，融入中國文學的世界。
三、回歸現實世代與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中國性的再確認
（一）陳少廷的開端與改良主義的集體記憶建構
1972年陳少廷在《大學雜誌》上發表〈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一文，重探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1971年時值一連串外交挫敗與政治衝擊，如釣魚台主權爭議、大專生保釣運動由熱轉衰、國民黨政府被迫退出聯合國而喪失合法代表中國的地位、美國與中共簽訂「上海聯合公報」而開始正常關係、國民黨政府因日本與中共建交而對日斷交等。
陳少廷認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是台灣新文化運動的一環，而台灣的抗日民族運動，是認同祖國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他提出台灣新文學運動是承繼中國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化運動，是其文學革命的一支流。陳少廷以此文回顧日據時期，將台灣人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關係納入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模式，避開本、外省人長期間地位不平等的互不信任感，將兩者歸入「我們」的概念。在此時他也提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主張，這顯然是非常激進的意見，但他以在體制內的改良主義行動，以台灣兒女在過去對祖國的愛國表現－英勇抗日，強調改良台灣人的不平等待遇，促成省籍平等。
(二)批判現代主義文學與探索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
現代詩論戰中批評文學的角色不該逃避現實、思想不清，要求文學必須具有「民族性」與「社會性」，即重視傳統與現實。高信疆強調70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這種對於我們自身傳統和現實的正視」，也是對於自己的中國屬性的再覺悟。這是一種「再認同」的過程。
(三)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與中國性的再確認
1973年外省籍戰後世代的尉天驄等人再籌辦《文季》，由本省籍重要鄉土小說家王拓主編，僅三期的《文季》，呈現了回歸鄉土文化潮流在文學領域的三方面發展，即批判現代主義文學、社會批判意識強烈的鄉土小說和探索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此外，創刊號刊登了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表現他在寫作風格上的轉變，他從60年代後期描寫小人物的苦難，轉變成70年代初具強烈社會批判意識的剖析城市生活與人物。
林載爵、鍾理和、張良澤等作家就像保釣之後熱切關懷台灣的國際地位變化與社會改革的學生與知識份子一樣，懷抱著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與情感。他們重新探究台灣本地文學遺產的舉動，是70年代初返外國強權文化侵略而尋求文化獨立自主的解決方案之一。對王拓而言，從日本殖民到抗戰勝利這期間內，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是典型的台灣鄉土文學，因其表現出「反帝、反封建、反壓迫的民族精神與社會正義」的精神。
(四)楊逵：抗日英雄作家與回歸現實世代
楊逵的作品明顯地批判日本殖民統治，因此在70年代初突然聲名大噪，因為楊逵被認為結合了文學創作與實際行動的抗日特質，使回歸現實世代賦予他如「台灣人民的老英雄」、「文化界偉大的巨人與鬥士」等美名。正因其當時仍健在，是一部活的歷史書，對於現實世代而言是種抗日的精神寄託，銜接過去與現在，因而備受推崇。
(五)探索鄉土過去：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世代的重新加入
葉石濤指出70年代初以來接二連三的政治衝擊，使新一代知識分子驚覺美、日殖民主義者對自己社會的壓迫，因而使他們重新探索鄉土。在70年代末因為回歸鄉土的概念興起，敲響了以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歷史敘事建構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之集體記憶之喪鐘。又逢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隨即80年代前半葉黨外政治反對運動人士鼓吹「台灣意識」，公開進行「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動員，反對運動由體制內的民主化轉變到民族主義的族群訴求。
四、結論
對於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角色定位，50年代受到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的強行輸入，因而將台灣文學定位成中國文學的一支，但從70年代對於外交與政治的困境相逼，使得年輕的台灣人回頭省視自己，並重新探究鄉土，進而思考「我群」的概念。文學上從70年代的中國角度到80年代後的台灣角度，在本土化原則的集體記憶，從台灣本身的觀點詮釋歷史經驗。也為80年代後文化界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追求「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掀起序幕。
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集體過去與集體自我的關係是相生相成的，我群主體的塑造都是受到特定的歷史階段與特定政治力量所左右。
第四章：鄉土文學、國族認同與回歸現實世代
一、從中國民族主義到反帝國主義，從回歸現實到關心大眾
對本省或外省籍的戰後世代而言，回歸現實就是反省批判家庭或學校教育所教化、缺乏實際生活經驗基礎的(半)擬流亡、(半)擬漂泊心態。同時，受左傾思想影響的知識青年也批判國民黨政府偏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導致了資本過度集中、貧富不均、過度依賴國外市場等問題，並指責美、日投資為「經濟侵略」。此外，他們也稱美國文化的大量輸入是「文化侵略」。當時回歸現實世代的知識青年普遍的想法是反帝國主義與反資本主義。
二、鄉土文學興起的世代因素
《文季》和之前的文學雜誌，培養了陳映真、黃春明與王禎和這些70年代鄉土文學的本省籍主要作家。鄉土文學的作品主要是小說，其共同特色是「寫實精神」，劉紹銘歸納出鄉土小說重要的主題包括：(1)批判美、日的在文化與經濟上的帝國主義，(2)要求社會福利改革與財富的公平分配；(3)描寫小鎮與鄉村小人物的基本美德；(4)中國人面對「醜陋的美國人」與「貪婪好色的日本人」無恥粗俗的行為時，應維持民族自尊。
在國民黨的制式歷史教育與言論控制下成長，戰後世代只能依賴國民黨一綱說法來理解中國或台灣過去的歷史，因而就算是鄉土文學興起初期，文學與作家仍然流露出濃濃的中國國族認同。在鄉土文學刺激下，表現社會現實的「報導文學」受到戰後新世代讀者的歡迎。這些新讀者主要是年輕的知識份子和踏進中產階級的社會青年，不同於前人的悲情色彩、不再崇拜美國文化，反過來認識自己，即是自我認同。
三、鄉土文學作家的覺醒、回歸現實與國族歷史敘事
尉天驄、陳映真、王拓、黃春明等人回顧自己與其他年輕知識份子的重大轉變，都談到明確地轉向關心社會、國家、民族的問題，提出文學的社會關懷與民族性，思索國家民族的命運，並尋求自身的角色與付諸行動，而舞台是鄉土文學與保釣運動。
對當時國民黨政府與反共作家與批評家而言，鄉土文學的發展，彷彿中國五四運動之後左翼社會寫實主義文學的復興。國民黨遂大肆抨擊、譴責鄉土文學左傾的色彩。但國民黨最難以忍受的不是鄉土文學的地域傾向（因其仍然信奉中國國族主義），而是其文學中的社會寫實主義所傳達對當時社會經濟體制的尖銳批判。
四、另一個「鄉土文學」與回歸現實的文化潮流
1964年在日本殖民時期成長，以日文寫作建立聲譽的吳濁流創辦了《台灣文藝》（下稱《台文》）。同年，吳瀛濤、陳千武、趙天儀等人組織了「笠詩社」並發行《笠詩刊》（下稱《笠》）。這兩份刊物成員大多是本省籍，也有部分成員相同，並登載彼此成員的作品。從80年代初開始，逐漸與本省人為主的黨外政治反對運動者，發展公開而密切的關係。1977年在鍾肇政接掌主編《台文》時，推出了「鍾理和作品研究專輯」，探討鍾理和在台灣文學史或中國學史上的地位。
對70年代身處復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回歸鄉土潮流中的笠詩人來說，「鄉土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環」，而「台灣文學」包括「光復前的台灣文學」，都是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他們定為自己屬於自由中國的現代詩人身分，追求既中國又現代，既現代又鄉土的詩歌。
五、70年代葉石濤的文學評論中之鄉土文學
葉石濤認為台灣鄉土文化既然是漢民族文化的一支，保存作品的鄉土色彩，也就彰顯了民族風格；所謂鄉土色彩就是「整個中國的地域情感的濃縮」。此外，他強調鄉土意識要擴充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更世界性的意識。1978年葉石濤受彭瑞金訪問時，表示「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學」，他認為如陳映真、黃春明等第三代作家在祖國統治下的初期工業化社會下成長，開始反省工業社會帶來的弊害及精神生活的貧困，並尋求民族文化傳統之根，因此懷著民族主義的抗議而書寫。葉石濤的批評表現出回歸現實世代的共同特色，即國民黨以學校教育充分教化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代，有鮮明的中國國族認同，但也重視鄉土與現實。
六、80年代之後台灣民族主義的「鄉土文學」集體記憶建構
(一)台灣文學敘事模式中的70年代鄉土文學：納入（蕭阿勤 2008：249：表4.2）
在《笠》與《台文》成員「去中國化」的「台灣文學」論述中，「台灣人」被建構為歷史上受外來迫害的受害者，以及被中國拋棄的孤兒，而台灣文學則被描述成反應台灣人的經驗感受、具有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目標的一個傳統。在80、90年代之交，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與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是笠詩社與《台文》成員的台灣文學論述從「去中國化」到「(台灣)民族化」的中間發展階段之典型代表。陳映真提及79年美麗島事件衝擊了台灣知識分子，台籍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在政治場域受到外省人的排擠與打擊，終於使年輕人普遍悲憤並希望建立身分認同。
(二) 台灣文學敘事模式中的70年代鄉土文學：排除（蕭阿勤 2008：254：表4.3）
以葉石濤、彭瑞金為代表。90年代末葉石濤刻意忽略70年代初基於中國民族主義而以言論或行動投入政治社會事務的青年知識份子同時包括本、外省籍的事實，而認為那完全是外省人的中國民族主義行動。他認為台灣70年代的鄉土文學發展是中國民族主義催生的，而論戰不過是新、舊不同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內鬨與對決。這樣對鄉土文學的集體記憶的建構，被排除在台灣民族主義政治與文化發展內在之中。
90年代中期之後，許多具有明顯的台灣民族主義信念者，逐漸參與官方的文化活動與決策並受到肯定。2003年國家台灣文學館創設並營運，「台灣文學」一名經由國家立法與行政運作，終獲正名。
2008年11月1日 星期六
回歸現實 第五章與附錄二
第五章 日據時代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與黨外新生代的歷史建構
問題意識
在政治、文化界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建構，實際上承襲了七零年代回歸現實世代所挖掘關於台灣的種種過去，以做為敘事情節的現成素材，但以新的敘事主體而賦予這些素材新的意義。本章的第一個目的就在探討七零年代的黨外做為回歸現實世代的重要份子，他們對於台灣過去(尤其是台灣人抗日)的歷史建構究竟如何。本章的第二個目的就在於針對七零年代黨外新生代的歷史建構經驗，從敘事認同理論的角度，分析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的關係，以指出工具論對認同與歷史敘事變化的理解，並不恰當。
康寧祥的開端：做為中華民國歷史財富的台灣人抗日史
1969年底，本省籍的黃信介和康寧祥，在改制後的台北市第一屆市議員與國代、立委增補選中，分別當選市議員與立法委員，黃、康的當選，可說是七零年代台灣「黨外」反對運動的開端。七零年代的黨外人士普遍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或歷史感，表現在：第一、對世代身分的強烈自覺；第二、對台灣歷史的強烈關懷，尤其是對日據時期台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興趣。
這個時期無論是文化界回歸現實世代對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探索或是康寧祥對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的重新發現，都是在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參考架構下，關於台灣的「中國抗日史」的集體記憶重構。(p281)這種改良主義的集體記憶建構，將日據時代台灣人抗日活動納入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以指認台灣先民與歷史中的中國性，就某種程度而言，反而有助於國民黨教化中國認同、反攻復國的意識形態，因此並沒有加以壓制。
康寧祥與年長世代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接觸、對日據時代歷史的熟悉、在競選活動中的言論，象徵日據時代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與七零年代戰後世代成員為主的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的一絲微弱聯繫。
戰後世代的身分自覺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
具有政治社會改革意識的年輕知識份子，相當地自覺自己做為戰後世代的身分。這種自覺最直接表現在他們普遍以「新生代」一詞指稱自己所屬的世代位置與特質。他們在戰後台灣二十幾年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環境中接受教育與成長，並對這種環境與教育給予自己正面的陶冶而感到自豪。從七零年代初就逐漸浮現，而在1975-1978年間大量投入黨外的回歸現實世代成員，是這個相當自覺的「新生代」的一個主要部分。
1979年8月，黨外的《美麗島》雜誌創刊，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許信良擔任社長，總編輯則為張俊宏。這份雜誌的出現，象徵以康寧祥為主的溫和論政路線與《美麗島》雜誌社人士的激烈群眾運動路線的分歧。而對《美麗島》核心人士來說，這個戰後世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就是民主。不過在這些以本省籍為主的黨外人士，在對自己戰後世代位置的強烈自覺上，不管是強調自己所屬的世代是如何異於年長世代，或是自我期許在政治社會的公共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是站在一個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主體位置來思考。從民族主義政治或國族認同的角度來看，當他們企圖從比較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界定、理解自我存在的意義、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政治社會改革方針與行動、自己的世代在時代變局中的角色時，顯然依賴一個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本的歷史敘事，尤其是關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中期後、近百年來抵抗外國強權、追求獨立、民主、自由發展的敘事。
七零年代黨外人士對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內化，顯示了國民黨統治與教育體制成功地教化戰後世代。中國人主體位置的思考，使他們面對省籍問題時，基於體制內改良主義的民主訴求，強調台灣歷史、文化經驗的「中國性」，以「本省人當然也是中國人」的態度，要求本省人的公民身分被充分承認，應享有平等公民權與政治權。黨外人士雖不時有外省人不了解外省人、不太認同台灣的批評，但在當時台灣遭受外交挫敗、面臨生存危機時，黨外人士則以「大家都是中國人」的態度，對本、外省人能和諧相處、共度難關，充滿懇切期待。
從歷史經驗來正當化黨外運動：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史
雖然戰後世代的知識份子深受中國國族認同的教化，但是他們不論本省或外省籍，對於中國國族歷史與命運都有某種隔閡感，而且對自幼所接觸的台灣本地的過去，知之甚少。日據時期是最接近國民黨統治的歷史階段，與戰後世代的父祖輩的生活經驗密切相連。同時日本殖民統治也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的近代國家統治模式，與戰後世代所經歷的國民黨統治具有共同之處。對於批評國民黨的黨外人士而言，兩者都是少數統治者以不平等方式凌駕多數人。因此黨外人士在正當化政治反對運動時，殖民統治下的反抗運動成為他們可以援引而切近的歷史經驗。
代表性人物：黃煌雄先生
將七零年代投入黨外運動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比擬於半世紀前投身於反抗日人統治的台灣知識青年。強調「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的中國近代革命運動」與「以蔣渭水先生為代表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兩者所代表的歷史潮流必須結合，期望承繼前者的國民黨與接續後者的黨外，都應超越黨派與省籍之爭，共同奉獻於追求民主。
七零年代黨外歷史敘事的尾聲：呂秀蓮與「中華民國獨立」
七零年代黨外以中國民族主義敘事來理解反對運動，在實際的行動目標上，則以保衛台灣為目的。經歷喪失聯合國席位到與美國斷交，黨外人士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確保「台灣中國」，以對抗「大陸中國」。而呂秀蓮公開提出的「中華民國獨立」主張，可以說是黨外理念的極致表現，這也預示了美麗島事件後、八零年代上半葉黨外「台灣意識」宣揚中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和認同，以及獨立建國的行動主張。
結論
八零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是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辯證的、過程的關係，而非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之最終展現。
認同研究中的歷史：過去的事實、社會的過程與人類經驗的歷史性/敘事性
此篇短文的目的在探討關於台灣民眾國族認同變遷的研究所涉及的「歷史」之可能意義與作用，並且討論這些對於歷史的理論意義的掌握，如何與認同現象的理解密切相關。同時也探討將歷史帶入社會學研究的意義與作用何在。
歷史做為名詞的過去代表的是過去的事實，在研究這些後來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的「人文知識份子」時，筆者發現過去的事實並非如他們所描繪的其作品具有政治意味的覺醒，並且激發後來的台灣反對運動，而是嘗試結合「中國的」與「現代的」創作理想。而以歷史做為一種過程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人文知識份子是受到政治反對人士影響才參與民族主義的運動，顯示他們的台灣民族認同，並非他們所說的有如埋藏在泥土中的種子，等待適當條件就可發芽茁壯。相反的，筆者指出這種認同是政治變遷激發的意識，是在台灣過去二十年左右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中才逐漸浮現的。此符合Tilly所提倡的「關係的現實主義」[1]。
認同是人們努力瞭解他們所處的情境、並對情境做出反應的產物。認同因此是人的創造物，只有我在我們思考自己與他人、社會的過程中才存在。認同的建構是一種不斷進行的詮釋行動，既受到我們在情境中面臨的機會與限制所左右，也受到涉入情境中的我們既存之特質所影響。因此，八零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是美麗島事件及八零年代上半葉黨外與國民黨衝突對抗等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過程的、相互生成的關係，而非理性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之最終展現。
[1] 社會過程往往不是處身其中的人們所明白可見或力能控制，不過人們在事後卻習於以故事來綜結論定，將參與者描繪成深思熟慮而具有先見之明地在行動，將社會過程述說成自我激勵的行動者的故事。
問題意識
在政治、文化界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建構，實際上承襲了七零年代回歸現實世代所挖掘關於台灣的種種過去，以做為敘事情節的現成素材，但以新的敘事主體而賦予這些素材新的意義。本章的第一個目的就在探討七零年代的黨外做為回歸現實世代的重要份子，他們對於台灣過去(尤其是台灣人抗日)的歷史建構究竟如何。本章的第二個目的就在於針對七零年代黨外新生代的歷史建構經驗，從敘事認同理論的角度，分析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的關係，以指出工具論對認同與歷史敘事變化的理解，並不恰當。
康寧祥的開端：做為中華民國歷史財富的台灣人抗日史
1969年底，本省籍的黃信介和康寧祥，在改制後的台北市第一屆市議員與國代、立委增補選中，分別當選市議員與立法委員，黃、康的當選，可說是七零年代台灣「黨外」反對運動的開端。七零年代的黨外人士普遍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或歷史感，表現在：第一、對世代身分的強烈自覺；第二、對台灣歷史的強烈關懷，尤其是對日據時期台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興趣。
這個時期無論是文化界回歸現實世代對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探索或是康寧祥對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的重新發現，都是在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參考架構下，關於台灣的「中國抗日史」的集體記憶重構。(p281)這種改良主義的集體記憶建構，將日據時代台灣人抗日活動納入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以指認台灣先民與歷史中的中國性，就某種程度而言，反而有助於國民黨教化中國認同、反攻復國的意識形態，因此並沒有加以壓制。
康寧祥與年長世代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接觸、對日據時代歷史的熟悉、在競選活動中的言論，象徵日據時代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與七零年代戰後世代成員為主的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的一絲微弱聯繫。
戰後世代的身分自覺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
具有政治社會改革意識的年輕知識份子，相當地自覺自己做為戰後世代的身分。這種自覺最直接表現在他們普遍以「新生代」一詞指稱自己所屬的世代位置與特質。他們在戰後台灣二十幾年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環境中接受教育與成長，並對這種環境與教育給予自己正面的陶冶而感到自豪。從七零年代初就逐漸浮現，而在1975-1978年間大量投入黨外的回歸現實世代成員，是這個相當自覺的「新生代」的一個主要部分。
1979年8月，黨外的《美麗島》雜誌創刊，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許信良擔任社長，總編輯則為張俊宏。這份雜誌的出現，象徵以康寧祥為主的溫和論政路線與《美麗島》雜誌社人士的激烈群眾運動路線的分歧。而對《美麗島》核心人士來說，這個戰後世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就是民主。不過在這些以本省籍為主的黨外人士，在對自己戰後世代位置的強烈自覺上，不管是強調自己所屬的世代是如何異於年長世代，或是自我期許在政治社會的公共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是站在一個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主體位置來思考。從民族主義政治或國族認同的角度來看，當他們企圖從比較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界定、理解自我存在的意義、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政治社會改革方針與行動、自己的世代在時代變局中的角色時，顯然依賴一個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本的歷史敘事，尤其是關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中期後、近百年來抵抗外國強權、追求獨立、民主、自由發展的敘事。
七零年代黨外人士對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內化，顯示了國民黨統治與教育體制成功地教化戰後世代。中國人主體位置的思考，使他們面對省籍問題時，基於體制內改良主義的民主訴求，強調台灣歷史、文化經驗的「中國性」，以「本省人當然也是中國人」的態度，要求本省人的公民身分被充分承認，應享有平等公民權與政治權。黨外人士雖不時有外省人不了解外省人、不太認同台灣的批評，但在當時台灣遭受外交挫敗、面臨生存危機時，黨外人士則以「大家都是中國人」的態度，對本、外省人能和諧相處、共度難關，充滿懇切期待。
從歷史經驗來正當化黨外運動：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史
雖然戰後世代的知識份子深受中國國族認同的教化，但是他們不論本省或外省籍，對於中國國族歷史與命運都有某種隔閡感，而且對自幼所接觸的台灣本地的過去，知之甚少。日據時期是最接近國民黨統治的歷史階段，與戰後世代的父祖輩的生活經驗密切相連。同時日本殖民統治也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的近代國家統治模式，與戰後世代所經歷的國民黨統治具有共同之處。對於批評國民黨的黨外人士而言，兩者都是少數統治者以不平等方式凌駕多數人。因此黨外人士在正當化政治反對運動時，殖民統治下的反抗運動成為他們可以援引而切近的歷史經驗。
代表性人物：黃煌雄先生
將七零年代投入黨外運動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比擬於半世紀前投身於反抗日人統治的台灣知識青年。強調「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的中國近代革命運動」與「以蔣渭水先生為代表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兩者所代表的歷史潮流必須結合，期望承繼前者的國民黨與接續後者的黨外，都應超越黨派與省籍之爭，共同奉獻於追求民主。
七零年代黨外歷史敘事的尾聲：呂秀蓮與「中華民國獨立」
七零年代黨外以中國民族主義敘事來理解反對運動，在實際的行動目標上，則以保衛台灣為目的。經歷喪失聯合國席位到與美國斷交，黨外人士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確保「台灣中國」，以對抗「大陸中國」。而呂秀蓮公開提出的「中華民國獨立」主張，可以說是黨外理念的極致表現，這也預示了美麗島事件後、八零年代上半葉黨外「台灣意識」宣揚中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和認同，以及獨立建國的行動主張。
結論
八零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是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辯證的、過程的關係，而非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之最終展現。
認同研究中的歷史：過去的事實、社會的過程與人類經驗的歷史性/敘事性
此篇短文的目的在探討關於台灣民眾國族認同變遷的研究所涉及的「歷史」之可能意義與作用，並且討論這些對於歷史的理論意義的掌握，如何與認同現象的理解密切相關。同時也探討將歷史帶入社會學研究的意義與作用何在。
歷史做為名詞的過去代表的是過去的事實，在研究這些後來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的「人文知識份子」時，筆者發現過去的事實並非如他們所描繪的其作品具有政治意味的覺醒，並且激發後來的台灣反對運動，而是嘗試結合「中國的」與「現代的」創作理想。而以歷史做為一種過程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人文知識份子是受到政治反對人士影響才參與民族主義的運動，顯示他們的台灣民族認同，並非他們所說的有如埋藏在泥土中的種子，等待適當條件就可發芽茁壯。相反的，筆者指出這種認同是政治變遷激發的意識，是在台灣過去二十年左右的特殊社會政治環境中才逐漸浮現的。此符合Tilly所提倡的「關係的現實主義」[1]。
認同是人們努力瞭解他們所處的情境、並對情境做出反應的產物。認同因此是人的創造物，只有我在我們思考自己與他人、社會的過程中才存在。認同的建構是一種不斷進行的詮釋行動，既受到我們在情境中面臨的機會與限制所左右，也受到涉入情境中的我們既存之特質所影響。因此，八零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是美麗島事件及八零年代上半葉黨外與國民黨衝突對抗等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過程的、相互生成的關係，而非理性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之最終展現。
[1] 社會過程往往不是處身其中的人們所明白可見或力能控制，不過人們在事後卻習於以故事來綜結論定，將參與者描繪成深思熟慮而具有先見之明地在行動，將社會過程述說成自我激勵的行動者的故事。
2008年10月26日 星期日
2008年10月25日 星期六
姚人多 - 一個社會學者眼中的馬英九(2003.11)
【財訊月刊11月號260期】
俗話總是說，一個人的成功絕非偶然。不過，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注定會成功。台北市長馬英九就是其中之一。
長久以來，關於馬英九現象的探討一直圍繞在他無以倫比的個人魅力上打轉。事實上，馬英九之所以會是馬英九，除了那超短的短褲以及超帥的外表之外，還牽涉到社會、族群、歷史、政治的諸多因素。在社會上，他是台灣媒體所集體編織出來的虛幻個體；在族群上，外省人視他為該族群的中流砥柱、中興「少主」；在歷史上，馬英九所代表的是一個有著淡淡悔意的壓迫者；在政治上，他則是墮落國民黨中的一股清流。
◎一個是媒體上的馬英九，一個是真實的馬英九
照現在的局勢看起來，似乎沒有人可以在選舉上擊敗這個有著淡淡悔意又充滿帥氣的外省人，也沒有可以人取代這個象徵清流卻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虛幻個體。圍繞著馬英九的是一種與個人能力無關，只與大環境有關的幻覺。要解構這種幻覺的唯一方法便是如馬克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寫的，「要求人民拋棄關於自身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也就是說，要解構馬英九不能直接解構那個幻覺，而是解構那些產生幻覺的歷史、政治、族群及社會處境。
就讓我們先從媒體講起。媒體是馬英九之所以為馬英九的一個最重要社會因素。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體認，這個世界上有兩個馬英九。一個是媒體上的馬英九，一個是真實的馬英九。那個真實的馬英九早在他從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回來任職總統府之後便一點一滴地消失，到了他當台北市長前後，媒體上的馬英九完全取代真實的馬英九，一直要到他跑去財團招待所吃魚翅的事件，因為媒體那一陣子一直對內政部長余政憲吃鮑魚窮追猛打，而不得不「平衡報導」一下之後，那個久未露面的真實馬英九才又浮上檯面。調出以往的資料來看，最遲在一九九○年馬英九任職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時，他便被全台灣的電子及平面媒體封為「媒體寵兒」。
當然，以台灣媒體這幾年來的弱智程度，絕對不會了解「媒體寵兒」這四個字事實上剛好代表著媒體的無能。媒體是永遠的在野黨，它的職責是監督政治人物，如果這個說法是可被接受的，那媒體怎麼可以養「寵兒」呢？既然連養「寵兒」都不允許，那麼台灣當前媒體集體製造虛幻馬英九的現象則更是荒誕不經。
我們看到納莉風災台北市損失慘重，可是我們看不到主流媒體對馬英九的批判。我們看到 SARS 疫情從台北市的和平醫院開始蔓延全台灣，可是我們看不到主流媒體對馬英九的批判。在這兩件事情上，一再出現電視畫面上的是馬英九關切地巡視受災戶，以及他深入疫情險境的勇敢負責任的鏡頭。如果風災及疫情是出現在台北市之外的任何縣市，那該縣市長早就被罵得滿頭包，哪裡會保持完整之身，滿意度還高達七○％以上呢？主流媒體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它們集體製造的寵兒，捨不得打，捨不得罵，從來不會質疑馬英九的去留，媒體對一個政治人物溺愛至此，是不是人民的福氣實在必須打上個大問號。
◎「辭職以示負責」是累積聲望的最佳方法
諷刺的是，回顧一下馬英九本人的從政歷史，我們會發現辭職以示負責乃是他個人的特色以及他累積聲望的最佳方法。九七年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他辭掉行政院政務委員，他的民間聲望剎時衝到最高點。在當時馬英九的辭職聲明全文中，有以下的這段話：「國內接續發生重大事件，社會為之震驚，民怨為之沸騰，英九忝為內閣之一員，對此發展深感痛心、無力，為表負責，乃決定辭去現職。」對此，當時有位記者問他，「最近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你並沒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做出這麼大的決定」，馬英九則回答：「有沒有關係，我覺得是個人感受的問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身為政務委員的馬英九對社會重大事件感受如此強烈，強烈到必須辭職以示對社會大眾的歉意，而身為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對自己管轄範圍內之嚴重疏失所導致的災難，竟然感受如此遲鈍膚淺，淺到只需一句道歉就一筆勾消。
當然，類似的疑慮絕少會發自於跑台北市市政的記者口中，這些記者每天只要處理馬市長在慢跑、游泳、剪綵的新聞，然後在生日的時候收到馬市長親筆簽名的賀卡就飄飄欲仙了，根本別說提什麼尖銳的問題。何況，就算有記者不識抬舉地問了，主流媒體的編輯們也會自動予以消解，別忘了，眼前這個「馬英九」是它們所製造出來的寵兒。
◎外省人族群的象徵
除了不爭氣的媒體之外，馬英九之所以是馬英九還與他所屬的族群有關。外省族群在蔣經國死後面對台灣社會的巨變，一直充滿著一種無法化解的空虛、焦慮與危機感。稍微能填補心中空虛的方法便是竭盡所能地看到自己的族群位居統治階層，這是人類為了維持過去的統治慣性自然而然所做出的動作。在兩次馬英九參與的台北市長選舉中，皆有超過七○％的所謂外省人把票投給他。在這一點上，台北市是一個特別的地方，它不僅僅是台灣的首善之區，更是四九年國民黨自中國撤退來台時最多外省家庭的集中地區。
保守估計，如今約有三○％的台北市民是來自於這些外省家庭中。在今日的台灣，一片禁止談論族群分化的肅殺氣氛之中，馬英九所代表的族群卻有著一種別的族群所沒有的優勢，這是典型的後殖民族群分化的社會所展現出來的政治現象：某些族群由於長期以來被拆解、分割而動員不起來，而另一個族群（往往是過去的統治族群）卻不需動員便自然而然有著相同的投票行為。「本省人」在政治上是被教育、階級、性別、城鄉、地方派系等社會因素所區隔的群體，而「外省人」在政治上卻是一個不用去考量上述這些差異的集合體。這就是為什麼當年陳水扁以七成以上的高施政滿意度連任市長失敗後，很想問問外省族群到底是什麼地方得罪他（她）們的原因。
◎表現壓迫者的悔意與誠意
作為外省人族群象徵的馬英九，在一些重要的場合上常常會表現出他與該族群的緊密連結。比如說，在蔣經國靈前哭泣、唱國歌特別莊嚴認真、與蔣方智怡在公共場合賣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以及盡量與李登輝劃清界限等等。當國民黨強烈操作蔣經國牌時，馬英九的表現更為明顯。同樣是他的頂頭上司，馬英九有著「隔代」的記憶與技藝：跳過李登輝，懷念蔣經國。最著名的例子是二○○一年一月，他在蔣經國的忌日時對媒體表示：「經國先生擔任國民黨主席致力民主改革，但辭世十三年，國民黨中央即失去政權，令人百感交集。」前一陣子，社會上在爭論蔣經國是不是獨裁者，對此馬英九沒有出人意料的言論，他表示：「沒有這樣的感覺，經國先生最令人懷念的包括十大建設，最後階段的解除戒嚴，帶領台灣走上民主之路。」
如果蔣經國解除戒嚴對台灣來說是件功德，那麼理論上蔣介石實施戒嚴應該是件罪惡吧？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馬英九四十歲生日的時候所寫一篇叫做〈反哺的一代：四十感懷〉的文章中找到答案。在該文中，馬英九對蔣介石有過這麼一段歌功頌德的話：「蔣公在當時那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下，猶能辦理並非「當務之急」的地方選舉，其魄力與遠見確非常人所及」。照馬英九的意思，蔣介石所決定辦的地方選舉，「為往後台灣四十年的民主化，奠立了堅實的基礎。」簡言之，馬英九的邏輯很奇怪，實施戒嚴的蔣介石為台灣的民主化奠立了基礎，而宣布解嚴的蔣經國則更進一步帶領台灣邁向民主之路。像這種完全沒有道理的道理竟會出自一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筆下，除了用「族群效忠」來解釋之外，還有其他更合理的答案嗎？
◎很少人可以不原諒一個外表出眾又懂得改過自新的男人
然而，如果說馬英九一心一意效忠他所屬的外省族群，則又太過低估他的政治判斷力。自從當選市長以來，他便非常努力的學習台語及客語。這是他表現壓迫者悔意與誠意的重要方法之一。誰都不容否認，在歷史上，馬英九所屬的政黨過去幾十年來對台灣人民的種種壓迫。從二二八事件到美麗島事件，國民黨與台灣人民始終是維持在一種鎮壓與反抗的關係。馬英九並沒有扭轉這種關係，嚴格說起來，他根本也沒有試圖要去扭轉這種關係。我們不要忘了，他曾經主張中華民國的總統應該採取一種叫「委任直選」的奇怪選舉方法，我們也不要忘了他對過去刑法第一百條言論叛亂罪的廢除也頗有意見，總之，關於過去種種不合理的統治，馬英九並沒有「不在場證明」，他是整個壓迫過程的參與者。不過，對馬英九來說，幸運的地方在於，參與歸參與，可是他的位子卻還沒有大到主謀的地位。這一點就把他與宋楚瑜區隔開來，他有著比宋楚瑜更佳的「改過自新」機會，以及更重要地，隨之而來的選舉優勢。若就這個角度來看，馬英九絕對不是宋楚瑜的接班人，而是後者的競爭對手。
很少有人可以不原諒一個外表出眾又懂得改過自新的男人，光就這一點，宋楚瑜這輩子不管怎麼努力都望塵莫及。
除了媒體、族群及歷史的因素之外，造就今日馬英九至高無上的地位還有其政治因素。馬英九與凡間事都隔著一層距離，與市民、與財團、與媒體、與其他縣市，都可以觀察到這種距離的存在。在這種種或近或遠的距離之中，馬英九保持最優美的一種姿態應該是他與國民黨之間的距離。這得追溯到過去他當法務部長的位置。在三年多的法務部長任內，在那個改革的位子上，他最成功的作為是造就了一種與國民黨政績成反比的個人政治聲望成長趨勢。也就是說，他不僅僅讓民眾看到了長期以來國民黨的腐敗結構，他還讓民眾看到了他改革的決心以及阻力。這看起來有點奇怪，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國民黨愈爛，馬英九的聲望便愈高。這種成反比的發展關係一直持續到今日，民眾普遍相信國民黨的腐敗與他無關，甚至民眾相信他就是要來改革國民黨的腐敗。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要為馬英九的乾淨從政予以肯定。但不要忘了，他之所以可以純潔得像小白鴿（某主流媒體用語），是因為他周遭的若干同志及所屬的政黨已經黑到極點。這是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萬一國民黨人人都是小白鴿時，馬英九就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隻了，換句話說，國民黨每乾淨一分，馬英九的獨特性便消失一分。
全世界只有國民黨這個政黨可以培養出像馬英九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前者的惡襯托出後者的善；前者的骯髒襯托出後者的乾淨。民進黨不可能有馬英九，就算民進黨找到一個長得比馬英九還帥的人，還是無法達到馬英九的地步。為什麼？因為，第一，站主流地位的統派媒體不會寵他；第二，民進黨找出來的人一定不是外省人，所以他的選票是從零起跳而不是從數十萬；第三，他不是來自於過去的壓迫者，所以不會有「改過自新」的機會；第四，民進黨的爛才四年，比起國民黨五十年的爛還算小巫見大巫，所以民進黨找出來的人不會有著像馬英九一樣「出污泥而不染」的政治效果。
總之，馬英九是整個社會、族群、歷史與政治的產物，他在台灣的歷史上只可能出現一次。在現實政治上，他沒有罩門。他沒有罩門是因為他不是以一個真實的個體存在於現實政治之中。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四個產生幻覺的處境，沒有一個可以更改的。也就是說，想打敗他的人，仍舊是無能為力。所以，我一開始才會說，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注定會成功，馬英九就是其中之一。
俗話總是說，一個人的成功絕非偶然。不過，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注定會成功。台北市長馬英九就是其中之一。
長久以來，關於馬英九現象的探討一直圍繞在他無以倫比的個人魅力上打轉。事實上，馬英九之所以會是馬英九，除了那超短的短褲以及超帥的外表之外，還牽涉到社會、族群、歷史、政治的諸多因素。在社會上，他是台灣媒體所集體編織出來的虛幻個體；在族群上，外省人視他為該族群的中流砥柱、中興「少主」；在歷史上，馬英九所代表的是一個有著淡淡悔意的壓迫者；在政治上，他則是墮落國民黨中的一股清流。
◎一個是媒體上的馬英九，一個是真實的馬英九
照現在的局勢看起來，似乎沒有人可以在選舉上擊敗這個有著淡淡悔意又充滿帥氣的外省人，也沒有可以人取代這個象徵清流卻不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虛幻個體。圍繞著馬英九的是一種與個人能力無關，只與大環境有關的幻覺。要解構這種幻覺的唯一方法便是如馬克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寫的，「要求人民拋棄關於自身處境的幻覺，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覺的處境。」也就是說，要解構馬英九不能直接解構那個幻覺，而是解構那些產生幻覺的歷史、政治、族群及社會處境。
就讓我們先從媒體講起。媒體是馬英九之所以為馬英九的一個最重要社會因素。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體認，這個世界上有兩個馬英九。一個是媒體上的馬英九，一個是真實的馬英九。那個真實的馬英九早在他從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回來任職總統府之後便一點一滴地消失，到了他當台北市長前後，媒體上的馬英九完全取代真實的馬英九，一直要到他跑去財團招待所吃魚翅的事件，因為媒體那一陣子一直對內政部長余政憲吃鮑魚窮追猛打，而不得不「平衡報導」一下之後，那個久未露面的真實馬英九才又浮上檯面。調出以往的資料來看，最遲在一九九○年馬英九任職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時，他便被全台灣的電子及平面媒體封為「媒體寵兒」。
當然，以台灣媒體這幾年來的弱智程度，絕對不會了解「媒體寵兒」這四個字事實上剛好代表著媒體的無能。媒體是永遠的在野黨，它的職責是監督政治人物，如果這個說法是可被接受的，那媒體怎麼可以養「寵兒」呢？既然連養「寵兒」都不允許，那麼台灣當前媒體集體製造虛幻馬英九的現象則更是荒誕不經。
我們看到納莉風災台北市損失慘重，可是我們看不到主流媒體對馬英九的批判。我們看到 SARS 疫情從台北市的和平醫院開始蔓延全台灣，可是我們看不到主流媒體對馬英九的批判。在這兩件事情上，一再出現電視畫面上的是馬英九關切地巡視受災戶，以及他深入疫情險境的勇敢負責任的鏡頭。如果風災及疫情是出現在台北市之外的任何縣市，那該縣市長早就被罵得滿頭包，哪裡會保持完整之身，滿意度還高達七○％以上呢？主流媒體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它們集體製造的寵兒，捨不得打，捨不得罵，從來不會質疑馬英九的去留，媒體對一個政治人物溺愛至此，是不是人民的福氣實在必須打上個大問號。
◎「辭職以示負責」是累積聲望的最佳方法
諷刺的是，回顧一下馬英九本人的從政歷史，我們會發現辭職以示負責乃是他個人的特色以及他累積聲望的最佳方法。九七年在國民黨執政時期他辭掉行政院政務委員，他的民間聲望剎時衝到最高點。在當時馬英九的辭職聲明全文中，有以下的這段話：「國內接續發生重大事件，社會為之震驚，民怨為之沸騰，英九忝為內閣之一員，對此發展深感痛心、無力，為表負責，乃決定辭去現職。」對此，當時有位記者問他，「最近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你並沒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做出這麼大的決定」，馬英九則回答：「有沒有關係，我覺得是個人感受的問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身為政務委員的馬英九對社會重大事件感受如此強烈，強烈到必須辭職以示對社會大眾的歉意，而身為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對自己管轄範圍內之嚴重疏失所導致的災難，竟然感受如此遲鈍膚淺，淺到只需一句道歉就一筆勾消。
當然，類似的疑慮絕少會發自於跑台北市市政的記者口中，這些記者每天只要處理馬市長在慢跑、游泳、剪綵的新聞，然後在生日的時候收到馬市長親筆簽名的賀卡就飄飄欲仙了，根本別說提什麼尖銳的問題。何況，就算有記者不識抬舉地問了，主流媒體的編輯們也會自動予以消解，別忘了，眼前這個「馬英九」是它們所製造出來的寵兒。
◎外省人族群的象徵
除了不爭氣的媒體之外，馬英九之所以是馬英九還與他所屬的族群有關。外省族群在蔣經國死後面對台灣社會的巨變，一直充滿著一種無法化解的空虛、焦慮與危機感。稍微能填補心中空虛的方法便是竭盡所能地看到自己的族群位居統治階層，這是人類為了維持過去的統治慣性自然而然所做出的動作。在兩次馬英九參與的台北市長選舉中，皆有超過七○％的所謂外省人把票投給他。在這一點上，台北市是一個特別的地方，它不僅僅是台灣的首善之區，更是四九年國民黨自中國撤退來台時最多外省家庭的集中地區。
保守估計，如今約有三○％的台北市民是來自於這些外省家庭中。在今日的台灣，一片禁止談論族群分化的肅殺氣氛之中，馬英九所代表的族群卻有著一種別的族群所沒有的優勢，這是典型的後殖民族群分化的社會所展現出來的政治現象：某些族群由於長期以來被拆解、分割而動員不起來，而另一個族群（往往是過去的統治族群）卻不需動員便自然而然有著相同的投票行為。「本省人」在政治上是被教育、階級、性別、城鄉、地方派系等社會因素所區隔的群體，而「外省人」在政治上卻是一個不用去考量上述這些差異的集合體。這就是為什麼當年陳水扁以七成以上的高施政滿意度連任市長失敗後，很想問問外省族群到底是什麼地方得罪他（她）們的原因。
◎表現壓迫者的悔意與誠意
作為外省人族群象徵的馬英九，在一些重要的場合上常常會表現出他與該族群的緊密連結。比如說，在蔣經國靈前哭泣、唱國歌特別莊嚴認真、與蔣方智怡在公共場合賣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以及盡量與李登輝劃清界限等等。當國民黨強烈操作蔣經國牌時，馬英九的表現更為明顯。同樣是他的頂頭上司，馬英九有著「隔代」的記憶與技藝：跳過李登輝，懷念蔣經國。最著名的例子是二○○一年一月，他在蔣經國的忌日時對媒體表示：「經國先生擔任國民黨主席致力民主改革，但辭世十三年，國民黨中央即失去政權，令人百感交集。」前一陣子，社會上在爭論蔣經國是不是獨裁者，對此馬英九沒有出人意料的言論，他表示：「沒有這樣的感覺，經國先生最令人懷念的包括十大建設，最後階段的解除戒嚴，帶領台灣走上民主之路。」
如果蔣經國解除戒嚴對台灣來說是件功德，那麼理論上蔣介石實施戒嚴應該是件罪惡吧？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馬英九四十歲生日的時候所寫一篇叫做〈反哺的一代：四十感懷〉的文章中找到答案。在該文中，馬英九對蔣介石有過這麼一段歌功頌德的話：「蔣公在當時那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下，猶能辦理並非「當務之急」的地方選舉，其魄力與遠見確非常人所及」。照馬英九的意思，蔣介石所決定辦的地方選舉，「為往後台灣四十年的民主化，奠立了堅實的基礎。」簡言之，馬英九的邏輯很奇怪，實施戒嚴的蔣介石為台灣的民主化奠立了基礎，而宣布解嚴的蔣經國則更進一步帶領台灣邁向民主之路。像這種完全沒有道理的道理竟會出自一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筆下，除了用「族群效忠」來解釋之外，還有其他更合理的答案嗎？
◎很少人可以不原諒一個外表出眾又懂得改過自新的男人
然而，如果說馬英九一心一意效忠他所屬的外省族群，則又太過低估他的政治判斷力。自從當選市長以來，他便非常努力的學習台語及客語。這是他表現壓迫者悔意與誠意的重要方法之一。誰都不容否認，在歷史上，馬英九所屬的政黨過去幾十年來對台灣人民的種種壓迫。從二二八事件到美麗島事件，國民黨與台灣人民始終是維持在一種鎮壓與反抗的關係。馬英九並沒有扭轉這種關係，嚴格說起來，他根本也沒有試圖要去扭轉這種關係。我們不要忘了，他曾經主張中華民國的總統應該採取一種叫「委任直選」的奇怪選舉方法，我們也不要忘了他對過去刑法第一百條言論叛亂罪的廢除也頗有意見，總之，關於過去種種不合理的統治，馬英九並沒有「不在場證明」，他是整個壓迫過程的參與者。不過，對馬英九來說，幸運的地方在於，參與歸參與，可是他的位子卻還沒有大到主謀的地位。這一點就把他與宋楚瑜區隔開來，他有著比宋楚瑜更佳的「改過自新」機會，以及更重要地，隨之而來的選舉優勢。若就這個角度來看，馬英九絕對不是宋楚瑜的接班人，而是後者的競爭對手。
很少有人可以不原諒一個外表出眾又懂得改過自新的男人，光就這一點，宋楚瑜這輩子不管怎麼努力都望塵莫及。
除了媒體、族群及歷史的因素之外，造就今日馬英九至高無上的地位還有其政治因素。馬英九與凡間事都隔著一層距離，與市民、與財團、與媒體、與其他縣市，都可以觀察到這種距離的存在。在這種種或近或遠的距離之中，馬英九保持最優美的一種姿態應該是他與國民黨之間的距離。這得追溯到過去他當法務部長的位置。在三年多的法務部長任內，在那個改革的位子上，他最成功的作為是造就了一種與國民黨政績成反比的個人政治聲望成長趨勢。也就是說，他不僅僅讓民眾看到了長期以來國民黨的腐敗結構，他還讓民眾看到了他改革的決心以及阻力。這看起來有點奇怪，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國民黨愈爛，馬英九的聲望便愈高。這種成反比的發展關係一直持續到今日，民眾普遍相信國民黨的腐敗與他無關，甚至民眾相信他就是要來改革國民黨的腐敗。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要為馬英九的乾淨從政予以肯定。但不要忘了，他之所以可以純潔得像小白鴿（某主流媒體用語），是因為他周遭的若干同志及所屬的政黨已經黑到極點。這是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萬一國民黨人人都是小白鴿時，馬英九就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隻了，換句話說，國民黨每乾淨一分，馬英九的獨特性便消失一分。
全世界只有國民黨這個政黨可以培養出像馬英九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前者的惡襯托出後者的善；前者的骯髒襯托出後者的乾淨。民進黨不可能有馬英九，就算民進黨找到一個長得比馬英九還帥的人，還是無法達到馬英九的地步。為什麼？因為，第一，站主流地位的統派媒體不會寵他；第二，民進黨找出來的人一定不是外省人，所以他的選票是從零起跳而不是從數十萬；第三，他不是來自於過去的壓迫者，所以不會有「改過自新」的機會；第四，民進黨的爛才四年，比起國民黨五十年的爛還算小巫見大巫，所以民進黨找出來的人不會有著像馬英九一樣「出污泥而不染」的政治效果。
總之，馬英九是整個社會、族群、歷史與政治的產物，他在台灣的歷史上只可能出現一次。在現實政治上，他沒有罩門。他沒有罩門是因為他不是以一個真實的個體存在於現實政治之中。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四個產生幻覺的處境，沒有一個可以更改的。也就是說，想打敗他的人，仍舊是無能為力。所以，我一開始才會說，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即使什麼都不做也注定會成功，馬英九就是其中之一。
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從龔濟（張作錦）的一篇投書文章談起 /郭力昕
總統大選馬英九勝出後至今，媒體有許多檢討兩黨與台灣政治前景的聲音，也有一些在各報的投書文章，省視藍綠媒體在此次大選中的效應。近日兩篇出自資深媒體人的投書，都從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被要求要負責民進黨的敗選開始說起；一是前中國時報資深記者林照真的〈談話節目偏頗，選民皆輸〉（中時，2008.4.1.），另一篇則是前聯合報總主筆張作錦、以龔濟為筆名所寫的〈要政治退出媒體，不如媒體退出政治〉（聯合報，2008.4.4.）。
林照真根據其目前任教的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學生，在選前對各家電視談話節目的一個月觀察結果，說明其實藍綠各台的談話節目，問題都一樣，它們一起摧殘著台灣的選舉政治和公共領域。她的同事魏玓教授，也在與林文同一天的蘋果日報投書裡，根據這些觀察紀錄具體指出，「文茜小妹大」、「頭家來開講」與「2100全民開講」，和「大話新聞」一樣，其實都是特定政黨/候選人的助選機器。
然而，曾長期主掌聯合報社論版的龔濟先生，在其投書裡，則依照其一貫的政治觀點和高蹈腔調，只評論三立、民視、和未直接點名的自由時報，如何由於其政治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而令民眾反感、對民進黨之敗選大有「貢獻」。言下之意，好像這位退休的資深總主筆，從來沒注意到TVBS、中天、中視、和他自己曾服務的聯合報等等媒體，用同樣的媒體邏輯，對國民黨勝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龔濟進一步評論，政府想箝制媒體是一種規律，但國、民兩黨過去控制媒體的程度和意義不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以停刊、吊照、判刑等手段逼迫媒體屈從，因此「新聞界是無奈的，只能說可憐」；而民進黨執政後的綠營媒體甘願被政府誘之以利，則「已流於可恥」。意思也就是，國民黨執政時的所有媒體與媒體人，都能拒絕成為執政黨傳聲筒的任何形式的利誘，而純然只是不得不從，因此他們是有格調的。龔濟還認為，民進黨執政後，「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其毫不掩飾的作風，得心應手的程度，較國民黨『進步』多多」。
我其實沒有多少興趣跟龔濟或他的政治言論計較。他代表著過去一個被時代錯置、被歷史情境挫折、驚嚇、鬱悶的流離族群，站在他們精神上一直與之疏離（如果不是歧視）、從未曾有意願謙卑地理解過的另一個土地上，一面以言論掌握既得利益，一面以懷舊情緒（或曰「向後看」）做為唯一之自我治療和自我拯救的方法。這樣的歷史產物，我借用龔濟先生的詞，「只能說可憐」，其實無法也不必再做計較。我在乎的，是在像聯合報這類媒體裡、極具代表性的龔濟的文章中，至今仍不斷製造並強化的一種話語效果；一言以蔽之，即強勢語言/文化裡所生產的一種「偽理性」的話語和政治效應。
回到交大學生的電視觀察結果。如果我們可以相信這個集體觀察計畫，與林照真、魏玓的觀察結果整理，具有一定的研究調查意義，那麼藍綠陣營的啦啦隊媒體，對於製造選舉中「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的民粹式動員效果，其實並無明顯差別。當然，民進黨的大敗，主要似乎應歸咎於該黨執政的成績太差；但是對執政成績、以至於陳水扁總統個人作為/形象的評鑑，難道與媒體如何製造、引導話語沒有關係？我毫無意願幫陳水扁與民進黨卸責，並且認為他們面對內外挑戰的集體無能，應該被這樣的選舉結果教訓。但我認為這些不同的意義與評鑑，不能混同在一起看待。
無論依據交大學生的、和我過去以來自己的觀察，不但藍營電視台（與收音廣播電台）的所謂政論談話節目，和綠營的電子媒體一樣，聯合報的大小社論與讀者投書版裡的言論內涵，也與自由時報裡同樣功能的文字無異，其差別只在藍綠立場上的對立而已。在同樣吸引、鞏固著各自陣營裡鐵桿閱聽觀眾的集體亢奮、顏色族群再確認、或同仇敵愾情緒之餘，這些藍綠媒體最後的區別，是否結果在於他們對所謂「中間選民」所產生的反感/好感之閱讀或視聽效果？也就是龔濟所說的，綠營媒體之偏頗、挑撥、激進，「在在令民眾反感」這個效果上。
以報紙投書版為例，我們可以發現，「自由廣場」裡的投書文章，比較常看到語言直接、未經修飾的意見，而聯合報的「民意論壇」裡，像龔濟這樣立論偏頗、對事實與歷史做選擇性強調或忽視、但文字犀利引經據典振振有詞的文章，則是常見的內容。再看電子媒體，電視談話節目的主持人與那些名嘴們，藍營的多半以比較沈穩冷靜的普通話/國語進行表述或表演，綠營則幾乎一律以長期以來被（國民黨執政時）視為粗俗且曾被禁用的閩南語為之，無論他們在做理性陳述或激情表演。也有藍營媒體主持人或名嘴，故意以閩南語講話，以製造泛藍立場並不限定在外省族群的效果，如唐湘龍、陳揮文等；或者，以相當標準的國語能力、以增其理性思辯能力之「印象分數」的閩南人，如陳文茜。
這就是台灣社會裡強勢語言/文化，在媒體政治駕馭一切的時代裡，長期累積、創造的話語效應：字正腔圓的國語是理性的，「台灣國語」或閩南語是民粹的；能引經據典、或轉個彎諷刺人的書寫文字是理性的、高級的，直接開罵的、無文字雕琢能力的書寫是民粹的。而因為「理性媒體」的訴求或影響對象，是台北政治文化圈與中產階級社群的讀者，也就是普遍能夠介入或左右國內意見市場的這群人，這個邏輯就讓藍營媒體，普遍取得了「理性」的執照，與廣泛地發揮其對「中間選民」之較大影響力的效果。
這種話語效應的延伸，就會是：北部是理性的，中南部是民粹的（我不知聽過多少次支持藍營的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一般市民或台北知識菁英）；泛綠陣營的政治動員是訴諸民粹的（因為他們總在集會時悲情嘶喊），而「紅衫軍」則是理性自主的反扁民眾集結（因為他們的示威方式有創意語言、有嘉年華造型與歡笑、場地乾淨、井然有序）；或者，斯文禮貌英語流暢的馬英九是理性的，而似乎做為其極端之對照者、講粗口的莊國榮，則顯然毫無疑問是民粹的（儘管他們兩位都是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法學博士）。
我要聲明，對莊國榮教授在競選場合的出言不遜，我個人並不認同，更不認為這種說話方式，可能為他帶來的某種群眾中的英雄感或成就感，是什麼值得稱頌的境界。我關切的是，莊國榮事件反映的意義，是（泛藍）媒體和藍營支持者，可以將粗口的個人道德問題，全面上綱為政治與選舉裡最巨大、最優先的議題，而以此遮蔽其他太多更需要議論的政治道德議題。這個媒體政治效果得以達成，就不能小看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和這種偽理性愈加明顯出現的法西斯肅殺氣息。
偽理性是理性政治的另一個殺手，鯨吞蠶食著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動能。台灣媒體改造的工程，恐怕也必須及於做為實質主導著政治菁英與其他電子媒體的報紙媒體。做為偽理性之媒體語言的長期受害者，我們恐不能夠再以壓抑的方式面對，而讓那些玩弄這套語言邏輯的人，繼續得了便宜還賣乖（是的，我們得要問龔濟先生，終究是誰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要魔高一丈呢），讓這個社會不斷處在集體性格扭曲、壓抑、或者張狂的狀態，讓他們成為永不需輪替的「全民最大黨」。那些無法跳脫歷史限制與經驗包袱的上一代人，讓他們走入歷史，無須再與之計較，但是我們得終結他們遺留、甚至還在不斷製造的這套媒體文化。
林照真根據其目前任教的交大傳播與科技系學生，在選前對各家電視談話節目的一個月觀察結果，說明其實藍綠各台的談話節目，問題都一樣，它們一起摧殘著台灣的選舉政治和公共領域。她的同事魏玓教授，也在與林文同一天的蘋果日報投書裡，根據這些觀察紀錄具體指出，「文茜小妹大」、「頭家來開講」與「2100全民開講」，和「大話新聞」一樣，其實都是特定政黨/候選人的助選機器。
然而，曾長期主掌聯合報社論版的龔濟先生，在其投書裡，則依照其一貫的政治觀點和高蹈腔調，只評論三立、民視、和未直接點名的自由時報，如何由於其政治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而令民眾反感、對民進黨之敗選大有「貢獻」。言下之意，好像這位退休的資深總主筆，從來沒注意到TVBS、中天、中視、和他自己曾服務的聯合報等等媒體，用同樣的媒體邏輯，對國民黨勝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龔濟進一步評論，政府想箝制媒體是一種規律，但國、民兩黨過去控制媒體的程度和意義不同：國民黨在戒嚴時期以停刊、吊照、判刑等手段逼迫媒體屈從，因此「新聞界是無奈的，只能說可憐」；而民進黨執政後的綠營媒體甘願被政府誘之以利，則「已流於可恥」。意思也就是，國民黨執政時的所有媒體與媒體人，都能拒絕成為執政黨傳聲筒的任何形式的利誘，而純然只是不得不從，因此他們是有格調的。龔濟還認為，民進黨執政後，「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其毫不掩飾的作風，得心應手的程度，較國民黨『進步』多多」。
我其實沒有多少興趣跟龔濟或他的政治言論計較。他代表著過去一個被時代錯置、被歷史情境挫折、驚嚇、鬱悶的流離族群，站在他們精神上一直與之疏離（如果不是歧視）、從未曾有意願謙卑地理解過的另一個土地上，一面以言論掌握既得利益，一面以懷舊情緒（或曰「向後看」）做為唯一之自我治療和自我拯救的方法。這樣的歷史產物，我借用龔濟先生的詞，「只能說可憐」，其實無法也不必再做計較。我在乎的，是在像聯合報這類媒體裡、極具代表性的龔濟的文章中，至今仍不斷製造並強化的一種話語效果；一言以蔽之，即強勢語言/文化裡所生產的一種「偽理性」的話語和政治效應。
回到交大學生的電視觀察結果。如果我們可以相信這個集體觀察計畫，與林照真、魏玓的觀察結果整理，具有一定的研究調查意義，那麼藍綠陣營的啦啦隊媒體，對於製造選舉中「立場之偏頗、態度之挑撥、言論之激進」的民粹式動員效果，其實並無明顯差別。當然，民進黨的大敗，主要似乎應歸咎於該黨執政的成績太差；但是對執政成績、以至於陳水扁總統個人作為/形象的評鑑，難道與媒體如何製造、引導話語沒有關係？我毫無意願幫陳水扁與民進黨卸責，並且認為他們面對內外挑戰的集體無能，應該被這樣的選舉結果教訓。但我認為這些不同的意義與評鑑，不能混同在一起看待。
無論依據交大學生的、和我過去以來自己的觀察，不但藍營電視台（與收音廣播電台）的所謂政論談話節目，和綠營的電子媒體一樣，聯合報的大小社論與讀者投書版裡的言論內涵，也與自由時報裡同樣功能的文字無異，其差別只在藍綠立場上的對立而已。在同樣吸引、鞏固著各自陣營裡鐵桿閱聽觀眾的集體亢奮、顏色族群再確認、或同仇敵愾情緒之餘，這些藍綠媒體最後的區別，是否結果在於他們對所謂「中間選民」所產生的反感/好感之閱讀或視聽效果？也就是龔濟所說的，綠營媒體之偏頗、挑撥、激進，「在在令民眾反感」這個效果上。
以報紙投書版為例，我們可以發現，「自由廣場」裡的投書文章，比較常看到語言直接、未經修飾的意見，而聯合報的「民意論壇」裡，像龔濟這樣立論偏頗、對事實與歷史做選擇性強調或忽視、但文字犀利引經據典振振有詞的文章，則是常見的內容。再看電子媒體，電視談話節目的主持人與那些名嘴們，藍營的多半以比較沈穩冷靜的普通話/國語進行表述或表演，綠營則幾乎一律以長期以來被（國民黨執政時）視為粗俗且曾被禁用的閩南語為之，無論他們在做理性陳述或激情表演。也有藍營媒體主持人或名嘴，故意以閩南語講話，以製造泛藍立場並不限定在外省族群的效果，如唐湘龍、陳揮文等；或者，以相當標準的國語能力、以增其理性思辯能力之「印象分數」的閩南人，如陳文茜。
這就是台灣社會裡強勢語言/文化，在媒體政治駕馭一切的時代裡，長期累積、創造的話語效應：字正腔圓的國語是理性的，「台灣國語」或閩南語是民粹的；能引經據典、或轉個彎諷刺人的書寫文字是理性的、高級的，直接開罵的、無文字雕琢能力的書寫是民粹的。而因為「理性媒體」的訴求或影響對象，是台北政治文化圈與中產階級社群的讀者，也就是普遍能夠介入或左右國內意見市場的這群人，這個邏輯就讓藍營媒體，普遍取得了「理性」的執照，與廣泛地發揮其對「中間選民」之較大影響力的效果。
這種話語效應的延伸，就會是：北部是理性的，中南部是民粹的（我不知聽過多少次支持藍營的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一般市民或台北知識菁英）；泛綠陣營的政治動員是訴諸民粹的（因為他們總在集會時悲情嘶喊），而「紅衫軍」則是理性自主的反扁民眾集結（因為他們的示威方式有創意語言、有嘉年華造型與歡笑、場地乾淨、井然有序）；或者，斯文禮貌英語流暢的馬英九是理性的，而似乎做為其極端之對照者、講粗口的莊國榮，則顯然毫無疑問是民粹的（儘管他們兩位都是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法學博士）。
我要聲明，對莊國榮教授在競選場合的出言不遜，我個人並不認同，更不認為這種說話方式，可能為他帶來的某種群眾中的英雄感或成就感，是什麼值得稱頌的境界。我關切的是，莊國榮事件反映的意義，是（泛藍）媒體和藍營支持者，可以將粗口的個人道德問題，全面上綱為政治與選舉裡最巨大、最優先的議題，而以此遮蔽其他太多更需要議論的政治道德議題。這個媒體政治效果得以達成，就不能小看強勢語言文化裡的偽理性，和這種偽理性愈加明顯出現的法西斯肅殺氣息。
偽理性是理性政治的另一個殺手，鯨吞蠶食著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動能。台灣媒體改造的工程，恐怕也必須及於做為實質主導著政治菁英與其他電子媒體的報紙媒體。做為偽理性之媒體語言的長期受害者，我們恐不能夠再以壓抑的方式面對，而讓那些玩弄這套語言邏輯的人，繼續得了便宜還賣乖（是的，我們得要問龔濟先生，終究是誰對媒體之操控與利用，要魔高一丈呢），讓這個社會不斷處在集體性格扭曲、壓抑、或者張狂的狀態，讓他們成為永不需輪替的「全民最大黨」。那些無法跳脫歷史限制與經驗包袱的上一代人，讓他們走入歷史，無須再與之計較，但是我們得終結他們遺留、甚至還在不斷製造的這套媒體文化。
吳叡人老師浪漫感性的那一面
渡海之後 ◎吳叡人
渡海之後—為Eleo Pomare，石井綠，以及蔡瑞月而寫
“ I’ve known rivers:Ancient, dusky rivers.
My soul has grown deep like the rivers.” --Langston Hughes
渡海之後，妳望見什麼？妳聽見什麼？
妳的笑顏如花綻放了嗎？
妳的自由如山嶺綿延了嗎？
日光在風中湧動
雨水在日光中飛舞
彩虹在妳美麗的眼中掠過，向妳宣告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黑水溝之後是永夜
大西洋之後是虛空，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還是渡海
妳渡過相思樹海棉花田妳渡過長長的藍調
妳數過稻穗百合妳的淚水流出那憂傷憂傷的芝加哥河
河水流向島外之島在那裡我們革命並建立養豬的農莊
然後妳乘坐貝殼出海航向空白航向遺忘航向雙手永遠的顫抖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沒有幸福，就夢見幸福吧
沒有救贖，就想像救贖吧
用我黑色的身體，用妳被烙印的雙腳
用我們的羞辱舞動榮耀吧
讓奴隸的脈搏歌唱解放吧」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我們一起渡海了
我們的靈魂獲得了重量
我們會找到許諾的土地
（2008/10/20，南港）
※【青春男女，玫瑰告白】第三屆蔡瑞月舞蹈節 （10/31-11/2）http://www.dance.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24
渡海之後—為Eleo Pomare，石井綠，以及蔡瑞月而寫
“ I’ve known rivers:Ancient, dusky rivers.
My soul has grown deep like the rivers.” --Langston Hughes
渡海之後，妳望見什麼？妳聽見什麼？
妳的笑顏如花綻放了嗎？
妳的自由如山嶺綿延了嗎？
日光在風中湧動
雨水在日光中飛舞
彩虹在妳美麗的眼中掠過，向妳宣告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黑水溝之後是永夜
大西洋之後是虛空，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還是渡海
妳渡過相思樹海棉花田妳渡過長長的藍調
妳數過稻穗百合妳的淚水流出那憂傷憂傷的芝加哥河
河水流向島外之島在那裡我們革命並建立養豬的農莊
然後妳乘坐貝殼出海航向空白航向遺忘航向雙手永遠的顫抖
（妳獲得幸福了嗎？
沒有沒有，渡海之後還是渡海）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沒有幸福，就夢見幸福吧
沒有救贖，就想像救贖吧
用我黑色的身體，用妳被烙印的雙腳
用我們的羞辱舞動榮耀吧
讓奴隸的脈搏歌唱解放吧」
那就讓我向妳伸手吧，我的舞者讓我們一起渡海
坐著妳的貝殼我的芝加哥河
永遠永遠，漫長漫長的渡海
我們一起渡海了
我們的靈魂獲得了重量
我們會找到許諾的土地
（2008/10/20，南港）
※【青春男女，玫瑰告白】第三屆蔡瑞月舞蹈節 （10/31-11/2）http://www.dance.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24
2008年10月15日 星期三
多元敘事與非策略的情境式認同
關於後殖民的綱領與多元文化並存的觀點，基本上我同意友全所提的幾點，包括同時對日本殖民與中華國族主義兩者在政治文化上的殘留進行批判，從而建立主體的反省意識，以及台灣多元族群與文化的兼容並蓄、同時並呈的論點。以下是我提出的幾點討論：
何謂「多元」？
呈現台灣日本元素是否就是不加思索地媚日、親殖民主義，老許跟小中的兩篇文章對劇情的解讀，恐怕還太過於一廂情願。席林歐轉述周婉窈的「不仇日≠親日」說法確實能有效的回應如此的看法。另外，我的解讀是：我們在書寫多元社會時，無法遺漏歷史縱的繼承與延續。現今的多元往往依照族群的分野加以評比衡判，但此一視角卻忽略了台灣歷史的曲折與變遷，台灣人的身分與文化認同是在不同歷史情境裡茁生的。用平面式的「族群」概念是否能足以反應台灣歷史上的「多元性」？生長在日治時期的祖父輩們，他們至今仍構成台灣內部文化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是否可以將他們所承襲的文化與記憶，以「殖民的惡殘留」一語勾消？若同樣以朱天心的口吻問道：難道他們的記憶都不算數？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應適切地給予表現？更何況，不要忽略了中華民國轉進台灣後，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策略下，他們身分所受的污名與重新調整，因而這塊歷史的記憶早就被掩埋隱藏。所以現今要反思在台灣裡的日本文化元素時，重點恐怕不是為什麼是日本，而是為什麼沒有日本。這種世代上的身分以及所屬的語言符號的差異，至今仍未消逝，也恐怕不能忽略。我想同屬於左翼台社的鄭鴻生先生的一些家族記憶的文章已經有所觸及。當然，我同意，對日本文化也必須清理與反省，但單純使用劇情中男女的戀愛關係為據，用以批判這是「被殖民慾望」，仍過於粗疏，更有一種刻意放大與選擇性批判的味道。
後殖民與多元主義不是選擇性的批判（或選日、或選中、或指出缺乏外省元素、或指出缺乏原住民元素）就能成事的，相反地如何具體地提出一條後殖民之路恐怕才具實質的意義。友全對台灣與中華民國並存史的試想，是個從歷史學角度所進行的嘗試，我覺得是個不錯的討論。
海角作為「非工具論的情境式認同」
另外，一部電影是否必須承載如此厚重的道德份量：必須同時是後殖民綱領、也必須是多元文化代表作，我想見仁見智，但我基本上也同意友全說的導演有「某種有意的拼盤 ∕ 秩序的想像與安排」。那麼，重點就在於這個「有意」意味著什麼。我看完的基本感想，並不是從大敘事的後殖民與多元文化角度來解讀，而只是想分析它之所以能引領風潮、吸住人心的原因（最後附上我個人的觀後感）。在我解讀下，似乎也有點類似於上次我們閱讀的蕭阿勤的作品。海角七號的效應與目的，類似於一種「非工具論的情境式認同」，亦即它是在特殊情境下，人們自我敘事的建構產物。當然，導演是否有意如此，並無法直接得知，但電影所造成的文化效應恐怕已有某些成效，也就是，它能在親中的大情境下，畫出台灣文化的某些認同的邊界。更何況我並不認為，電影裡完全無外省人的元素。因為，劇中不論閩南人、原住民、客家人都能操持「北京話」（國語），在後殖民情境裡，語言的多重性使用與同時游移在多種語言中，本來就是主體形成的策略。而這正代表著一種中國文化在台灣的呈現，因為那種在台的「北京話」早已並非對岸的「北京話」。如果要指責電影裡完全沒有描述眷村文化或外省人的流亡經驗，那就可能過於選擇性的批判。台灣外省人協會已有某些努力，我們是該期待且樂見其成，抑或指出他們的「離散」、「失根」、缺乏台灣元素？而何者又會是老許跟小中的立場？
我個人的觀後感：
http://blog.roodo.com/kojeve520/archives/7204949.html
何謂「多元」？
呈現台灣日本元素是否就是不加思索地媚日、親殖民主義，老許跟小中的兩篇文章對劇情的解讀，恐怕還太過於一廂情願。席林歐轉述周婉窈的「不仇日≠親日」說法確實能有效的回應如此的看法。另外，我的解讀是：我們在書寫多元社會時，無法遺漏歷史縱的繼承與延續。現今的多元往往依照族群的分野加以評比衡判，但此一視角卻忽略了台灣歷史的曲折與變遷，台灣人的身分與文化認同是在不同歷史情境裡茁生的。用平面式的「族群」概念是否能足以反應台灣歷史上的「多元性」？生長在日治時期的祖父輩們，他們至今仍構成台灣內部文化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是否可以將他們所承襲的文化與記憶，以「殖民的惡殘留」一語勾消？若同樣以朱天心的口吻問道：難道他們的記憶都不算數？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應適切地給予表現？更何況，不要忽略了中華民國轉進台灣後，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策略下，他們身分所受的污名與重新調整，因而這塊歷史的記憶早就被掩埋隱藏。所以現今要反思在台灣裡的日本文化元素時，重點恐怕不是為什麼是日本，而是為什麼沒有日本。這種世代上的身分以及所屬的語言符號的差異，至今仍未消逝，也恐怕不能忽略。我想同屬於左翼台社的鄭鴻生先生的一些家族記憶的文章已經有所觸及。當然，我同意，對日本文化也必須清理與反省，但單純使用劇情中男女的戀愛關係為據，用以批判這是「被殖民慾望」，仍過於粗疏，更有一種刻意放大與選擇性批判的味道。
後殖民與多元主義不是選擇性的批判（或選日、或選中、或指出缺乏外省元素、或指出缺乏原住民元素）就能成事的，相反地如何具體地提出一條後殖民之路恐怕才具實質的意義。友全對台灣與中華民國並存史的試想，是個從歷史學角度所進行的嘗試，我覺得是個不錯的討論。
海角作為「非工具論的情境式認同」
另外，一部電影是否必須承載如此厚重的道德份量：必須同時是後殖民綱領、也必須是多元文化代表作，我想見仁見智，但我基本上也同意友全說的導演有「某種有意的拼盤 ∕ 秩序的想像與安排」。那麼，重點就在於這個「有意」意味著什麼。我看完的基本感想，並不是從大敘事的後殖民與多元文化角度來解讀，而只是想分析它之所以能引領風潮、吸住人心的原因（最後附上我個人的觀後感）。在我解讀下，似乎也有點類似於上次我們閱讀的蕭阿勤的作品。海角七號的效應與目的，類似於一種「非工具論的情境式認同」，亦即它是在特殊情境下，人們自我敘事的建構產物。當然，導演是否有意如此，並無法直接得知，但電影所造成的文化效應恐怕已有某些成效，也就是，它能在親中的大情境下，畫出台灣文化的某些認同的邊界。更何況我並不認為，電影裡完全無外省人的元素。因為，劇中不論閩南人、原住民、客家人都能操持「北京話」（國語），在後殖民情境裡，語言的多重性使用與同時游移在多種語言中，本來就是主體形成的策略。而這正代表著一種中國文化在台灣的呈現，因為那種在台的「北京話」早已並非對岸的「北京話」。如果要指責電影裡完全沒有描述眷村文化或外省人的流亡經驗，那就可能過於選擇性的批判。台灣外省人協會已有某些努力，我們是該期待且樂見其成，抑或指出他們的「離散」、「失根」、缺乏台灣元素？而何者又會是老許跟小中的立場？
我個人的觀後感：
http://blog.roodo.com/kojeve520/archives/7204949.html
2008年10月11日 星期六
關於上兩篇
我會特別貼這兩篇主要的原因是做為自我警惕和反省的用途，以及希望在下次讀書會在原定議程結束後針對反殖民／後殖民／去殖民與台灣主體性的議題和大家討論討論。基於一種吹毛求疵的要求，台灣主體性不能蘊含著依附日本、眷戀殖民時代的要素，而這是老一輩本土派人士常有的心態，吳老師的後殖民論綱也有所提及並規劃具體方略，這方略是否合理有效也是值得討論的。許介麟、陳宜中做為反日的大中華主義者對這個關聯的嗅覺相當敏感，在這點上我跟他們有同感，我也在劇中看到台灣與日本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連帶，劇中人物牽涉到日本的愛情可以被象徵化為台日殖民關係在後殖民階段的種種再現。而我對台灣主體性的其中一個理解是，台獨的正當性往往來自於進步價值的追求，我不曉得是否就是吳老師所談的本土進步主義。從日治反殖民到國民黨治下解嚴追求民主自由，本土派對主體性的論述都有以台灣是進步的來區隔不進步的日本殖民／落後的中國，如果這個脈絡的理解可以成立，那麼理想上我們要追求進步價值就不該有緬懷殖民狀態的投射，這樣才是比較貨真價實、具有正當性的主體性與進步價值；如果進步價值必須要在日本的框架下取得，那我認為這只是消極的做出區隔中國認同／中華文化，而沒有積極的創造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一些更細節的當面討論再提吧，我先說個大概的立場。
另外，導演魏德聖刻意營造台灣各族群燦然並呈的局面，但確實獨缺以北京話或中國大陸各省方言為母語的外省人(嚴格來說客家人也是消聲的，馬拉桑沒說過一句客家話，不過這有可能在某個層面上是一種寫實的表現，因為很多客家人只跟客家人面前說客家話，對外人都說國語或台語)，原先我看的時候想的是也許因為國語是台灣最強勢的語言所以不用刻意凸顯，導演刻意安排原住民語和大量台語的發聲場合也許是一種關懷弱勢的傾向；但後來想想考量到台語在民間社會的強勢以及外省眷村文化的明顯凋零，這樣的安排我想還是不得不指向導演的某種有意的拼盤／秩序的想像與安排。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像陳宜中「指控」的，在導演的潛意識中外省人扮演了一種負面形象的角色，所以讓其消聲，只在接收台灣之際短暫出現？
最後，當年陳宜中發表〈大歷史與小歷史〉一文時口氣之凌厲凶悍，每當我思考轉型正義相關課題時仍印象鮮明；現在他大概因為看到大量年輕人對海角七號處理集體記憶與認同意識的預設框架似乎有高度共鳴與接受的現象，在語氣上似乎保留許多，居然問起自省性的問題，例如國民黨的統治是否很失敗、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是否仍需要很大的努力。我的媽呀，這種危機感來的太晚了吧，本省人對外省權貴把持的國民黨的憤怒在這二十年間還不夠劇烈嗎？也許老一輩的對立基於族群認同或其他什麼原因在他眼中不值一哂，年輕人的認同卻會主導未來的方向才讓他憂慮。
不過我確實很關心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該用什麼形式進行，以及台灣與中華民國的歷史敘事應該怎麼併存，目前很粗糙的一個構想是，把台灣和中國大陸當成像一對男女主角，以雙元並存、雙軌並進的方式進行。舊石器時代到三皇五帝的新石器時代一路寫下去時，在同樣的時代階段分別說明這兩者的狀態，例如新石器時代談中國大陸的三皇五帝傳說與國家的出現(杜正勝談的國與城)，台灣則談大坌坑文化；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中國大陸就照舊，台灣則談談原住民的定居和遷移史，到這邊為止大致上台灣與中國都是各自獨立發展；宋代中國海運發達，從元代開始又在澎湖設了第一個官方單位巡檢司，加上來台當海盜的人漸多，明清兩代更是台灣被納入中國版圖的關鍵，因此宋元明清以後的敘事就放在台灣與中國雙元互動；1895割台到1949是一個階段，中國的敘事主軸是革命、建立民國、抵抗列強(尤其是日本)，台灣的敘事主軸是隨著反日本殖民而逐漸升高的台灣認同和本位主義，並在二二八事件達到高峰；1949年以後是二元交會、並存於台灣這個空間上卻又綿延著各自不同時間感的開始，乃至我們現在。
如同蕭阿勤老師整理的敘事理論所言，「情節」安排的意義在於敘事中每個事件對結局的影響，我這樣的構想是為了追求「台灣化的中華民國」，讓四大族群在歷史敘事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個位子。對有受壓迫經驗的本省人而言，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把台灣放在中國自古的一部分這樣的敘事不會被接受；但如果純談台灣人四百年史，不但原住民被忽略了，隨著國民政府來台且透過黨國教育深植台灣的大中華認同無法被定位；以及最後，基於國際政治秩序的現實考量，我對台灣獨立建國是非常悲觀的，要凝聚足夠的共識更改國號、去除所有殘餘的中原文化色彩、又不引起毀滅性的戰爭而得以生存幾乎是不太可能，中華民國體制在務實層面上還有工具性的利用價值，所以我才會夠想這樣一個各自成長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歷史主體，最終匯聚、交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敘事情節。
其實我才剛睡醒，頭還昏沉沉的，剛好看到陳宜中的文章，萌生了點想法，又想到光頭上次交代不要只把想法波在自己的個板或部落格，要貼出跟大家分享討論，所以一時興起打了落落長的一堆不知所云的東西。有很多細節我沒仔細想過，例如我沒有用敘事理論試圖推論，在我那樣的敘事下所形成的認同真的會是我想像的樣子嗎？我的手段達到我的目的了嗎？這些就留待大家的回應或讀書會上的討論吧。小弟才疏學淺，望各位不吝海涵、指教。
鍾友全
另外，導演魏德聖刻意營造台灣各族群燦然並呈的局面，但確實獨缺以北京話或中國大陸各省方言為母語的外省人(嚴格來說客家人也是消聲的，馬拉桑沒說過一句客家話，不過這有可能在某個層面上是一種寫實的表現，因為很多客家人只跟客家人面前說客家話，對外人都說國語或台語)，原先我看的時候想的是也許因為國語是台灣最強勢的語言所以不用刻意凸顯，導演刻意安排原住民語和大量台語的發聲場合也許是一種關懷弱勢的傾向；但後來想想考量到台語在民間社會的強勢以及外省眷村文化的明顯凋零，這樣的安排我想還是不得不指向導演的某種有意的拼盤／秩序的想像與安排。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像陳宜中「指控」的，在導演的潛意識中外省人扮演了一種負面形象的角色，所以讓其消聲，只在接收台灣之際短暫出現？
最後，當年陳宜中發表〈大歷史與小歷史〉一文時口氣之凌厲凶悍，每當我思考轉型正義相關課題時仍印象鮮明；現在他大概因為看到大量年輕人對海角七號處理集體記憶與認同意識的預設框架似乎有高度共鳴與接受的現象，在語氣上似乎保留許多，居然問起自省性的問題，例如國民黨的統治是否很失敗、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是否仍需要很大的努力。我的媽呀，這種危機感來的太晚了吧，本省人對外省權貴把持的國民黨的憤怒在這二十年間還不夠劇烈嗎？也許老一輩的對立基於族群認同或其他什麼原因在他眼中不值一哂，年輕人的認同卻會主導未來的方向才讓他憂慮。
不過我確實很關心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該用什麼形式進行，以及台灣與中華民國的歷史敘事應該怎麼併存，目前很粗糙的一個構想是，把台灣和中國大陸當成像一對男女主角，以雙元並存、雙軌並進的方式進行。舊石器時代到三皇五帝的新石器時代一路寫下去時，在同樣的時代階段分別說明這兩者的狀態，例如新石器時代談中國大陸的三皇五帝傳說與國家的出現(杜正勝談的國與城)，台灣則談大坌坑文化；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中國大陸就照舊，台灣則談談原住民的定居和遷移史，到這邊為止大致上台灣與中國都是各自獨立發展；宋代中國海運發達，從元代開始又在澎湖設了第一個官方單位巡檢司，加上來台當海盜的人漸多，明清兩代更是台灣被納入中國版圖的關鍵，因此宋元明清以後的敘事就放在台灣與中國雙元互動；1895割台到1949是一個階段，中國的敘事主軸是革命、建立民國、抵抗列強(尤其是日本)，台灣的敘事主軸是隨著反日本殖民而逐漸升高的台灣認同和本位主義，並在二二八事件達到高峰；1949年以後是二元交會、並存於台灣這個空間上卻又綿延著各自不同時間感的開始，乃至我們現在。
如同蕭阿勤老師整理的敘事理論所言，「情節」安排的意義在於敘事中每個事件對結局的影響，我這樣的構想是為了追求「台灣化的中華民國」，讓四大族群在歷史敘事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個位子。對有受壓迫經驗的本省人而言，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把台灣放在中國自古的一部分這樣的敘事不會被接受；但如果純談台灣人四百年史，不但原住民被忽略了，隨著國民政府來台且透過黨國教育深植台灣的大中華認同無法被定位；以及最後，基於國際政治秩序的現實考量，我對台灣獨立建國是非常悲觀的，要凝聚足夠的共識更改國號、去除所有殘餘的中原文化色彩、又不引起毀滅性的戰爭而得以生存幾乎是不太可能，中華民國體制在務實層面上還有工具性的利用價值，所以我才會夠想這樣一個各自成長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歷史主體，最終匯聚、交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敘事情節。
其實我才剛睡醒，頭還昏沉沉的，剛好看到陳宜中的文章，萌生了點想法，又想到光頭上次交代不要只把想法波在自己的個板或部落格，要貼出跟大家分享討論，所以一時興起打了落落長的一堆不知所云的東西。有很多細節我沒仔細想過，例如我沒有用敘事理論試圖推論，在我那樣的敘事下所形成的認同真的會是我想像的樣子嗎？我的手段達到我的目的了嗎？這些就留待大家的回應或讀書會上的討論吧。小弟才疏學淺，望各位不吝海涵、指教。
鍾友全
關於海角七號的兩篇文章
海角七號…殖民地次文化陰影【聯合報╱許介鱗／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台北市)】
「恆春郡海角七號（番地）」是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賜予的地址。
六十多年前，大日本帝國戰敗投降，日本人被迫從台灣遣返。一名返鄉日本人所寫的情書 ，從頭到尾貫穿了「海角七號」的故事情節，不斷的以日本語文朗誦情書旁白，充分顯露 日本人離開台灣的依依不捨，並以愛情、音樂和夢想襯托出來，觸動了只「向錢看」而失去靈魂的台灣觀眾。
台灣真是沒有文化或說文化水準不高的島嶼。在太平洋戰爭時期被驅使到戰場的台灣人日 本兵、軍屬、軍伕，超過廿萬人之多，他們都歷經生離死別的創痛，竟找不到一個人能寫 出比日本人更扣人心弦的情書。台灣的影評，都在誇獎「海角七號」表現了「台灣的主體 性」，解說這是國片的驕傲，台灣電影未來的希望。
海角七號的主題曲：「國境之南」，歌詞：如果海會說話，如果風愛上砂，如果有些想念 ，遺忘在漫長的長假，我會聆聽浪花，讓風吹過頭髮…。
在大戰前，「國境之南」指大日本帝國的國境南方台灣，而恆春又是台灣的最南頂端。大戰後，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寫「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把國境之南描述為烏托邦。「國境之南」歌詞，只是摹仿村上春樹的作品「聽風的歌」、「挪威的森林」等意境。村上春樹本來是歐美文學的翻譯作家，「海角七號」所朗誦的情書旁白，就是這樣大量複製了村上春樹的文藝腔，離台灣自己藝術創作的主體性，還遙遠得很。
「海」片充斥搞笑、媚俗、本土、浪漫、音樂，加入搖滾樂等所有流行文化的「討喜」元素，雖然能讓觀眾看到台灣的下層社會的繽紛色彩與本地人「愛打拚」的生命力，但畢竟只不過是美日「次文化」的大拼盤，缺乏的是哲學思想與世界觀。
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他的「莎喲哪啦‧再見」，還深刻地洞悉台灣殖民文化的殘渣，他的作品會激起敵愾同仇的愛鄉情操；但到了徹底擁抱美日「次文化」的今天，觀看「海角七號」的現場，只激起一片搞笑的莫名笑聲，卻對本地人不文明的舉動，沒有任何的反省 。
我不得不說，「海角七號」隱藏著日本殖民地文化的陰影。一封由日本人所捉刀杜撰的情書，以日本人的調調滔滔不絕地表露，對過去殖民地台灣的戀戀「鄉愁」，其間參差了以日文唱的世界名曲，甚至終場的歌曲「野玫瑰」（德國、歌德詞），還要重複以日文歌唱。台灣終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
幸虧日本人在背後撐腰，又有台灣報紙、電視的加油宣傳，「海角七號」的票房紀錄，慶幸已破了一億多元。縱使有一天在台灣島內，到達七億元的佳績，恐怕落得陳水扁「海角七億」的命運。阿扁所欠缺的，正是哲學思想和世界觀，這樣「發財夢」就會像肥皂泡沫的彩虹，那樣地隨風飄搖破滅。
《海角七號》的台日苦戀 ◎陳宜中 2008-10-09中國時報
大家都說《海角七號》好看，我也有同感。沒錯，《海角》片中的茂伯、馬拉桑、水蛙等人物，及其營造出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意象，還有恆春、墾丁的場景，都令人感動。但魏導用心良苦的「台日破鏡重圓」寓言，卻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片中，台灣的角色是：一位受到深愛但因日本懦弱而落空的女人（一九四五年在碼頭空等的台灣「友子」）；一位生子後被日本拋棄的女人（「友子」的外孫女）；以及一位堅持與日籍女友（也叫「友子」）在一起、不惜跟到日本去的年輕男人（男主角阿嘉）。一九四五年的分離之苦，六十多年來的相思之情，在阿嘉的身上獲得了「救贖」。
嚴格來講，《海角》的主題並不是「台日和解」，而是「台日苦戀」。彼此吵架的怨偶，才需要和解。被外力無情拆散的姻緣，是終生遺憾，沒有和不和解的問題。由此觀之，《海角》並沒有拍出台日和解，但成功地拍出了台日相思，特別是台灣對日本的苦戀。
這樣的被殖民慾望，似乎還隱藏著對一九四五年以後中華民國/國民黨統治的有罪控訴。有趣的是，在《海角》片中，「外省人」幾乎不曾出席。一九四五年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可謂完全缺席──除了片頭被男主角罵三字經的「台北」，以及片尾台日臨別依依時的持槍國軍外。更確切地說，在片中缺席的外省人/中國人，似乎就是拆散台日姻緣、使台灣（女性）得不到日本（男性）的愛的「第三者」。
進而言之，所謂「台灣人的悲情」，在《海角》片中獲得了某種新的詮釋：等不到日本的愛、被日本拋棄，即是「台灣人的悲情」所在。一九四五年拆散台日美好姻緣的外來統治者，似乎就是「台灣人的悲情」的最主要來源。
台獨運動過去所反對的壓迫，不只來自中國大陸，也包括日本的殖民統治。在台灣人四百年來被外人壓迫的獨派史觀之中，日本也是壓迫者。但如今，在《海角》片中，日本的壓迫者身分消失不見了。台灣人的悲情意識，似乎不再是抵抗一切外來壓迫的悲情意識，而轉變成「無法得到日本的愛」的悲情意識。《海角》既隱含著這種新的悲情意識，同時也透過性別翻轉，由台灣男子和日籍女友的身心結合，以及片尾的台日大合唱，使這種悲情得到救贖。
由此，我不得不間接聯想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戰後的中華民國統治，是否極為失敗？一九四五年，實際發生的情況不是台日依依不捨，而是歡迎祖國軍隊的到來；但二二八事件乃至白色恐怖，以及外省政權的省籍面向等等，後來改變了台灣人對日本與祖國的相對評價。如今，《海角》的台日苦戀戲碼，似暗示「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仍遙遙無期？若然，則更多的歷史反省，應是有必要的。
第二個問題是：到底什麼是「台灣主體意識」？《海角》的選擇，是與想像中深愛台灣的日本結合。很可能，多數台灣年輕人是因為拒斥中國，所以選擇較為先進的日本。但是，台灣人的主體性究竟是什麼？台灣人難道只能是被動等待救贖的「亞細亞的孤兒」嗎？
有人說，商業電影好看賣座就好，為什麼要去想「歷史」這種沉重的問題？然而，我們選擇以何種形式再現殖民歷史，將影響年輕人如何記憶、如何界定自我。
把殖民關係浪漫化，應該是很令人難堪的出路。但《海角》的台日寓言，或許是一個契機，讓我們睜開眼睛重新看看，看看那段滿目瘡痍的歷史。在這一點上，《海角》的貢獻很大。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思想》季刊編委）
「恆春郡海角七號（番地）」是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賜予的地址。
六十多年前，大日本帝國戰敗投降，日本人被迫從台灣遣返。一名返鄉日本人所寫的情書 ，從頭到尾貫穿了「海角七號」的故事情節，不斷的以日本語文朗誦情書旁白，充分顯露 日本人離開台灣的依依不捨，並以愛情、音樂和夢想襯托出來，觸動了只「向錢看」而失去靈魂的台灣觀眾。
台灣真是沒有文化或說文化水準不高的島嶼。在太平洋戰爭時期被驅使到戰場的台灣人日 本兵、軍屬、軍伕，超過廿萬人之多，他們都歷經生離死別的創痛，竟找不到一個人能寫 出比日本人更扣人心弦的情書。台灣的影評，都在誇獎「海角七號」表現了「台灣的主體 性」，解說這是國片的驕傲，台灣電影未來的希望。
海角七號的主題曲：「國境之南」，歌詞：如果海會說話，如果風愛上砂，如果有些想念 ，遺忘在漫長的長假，我會聆聽浪花，讓風吹過頭髮…。
在大戰前，「國境之南」指大日本帝國的國境南方台灣，而恆春又是台灣的最南頂端。大戰後，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寫「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把國境之南描述為烏托邦。「國境之南」歌詞，只是摹仿村上春樹的作品「聽風的歌」、「挪威的森林」等意境。村上春樹本來是歐美文學的翻譯作家，「海角七號」所朗誦的情書旁白，就是這樣大量複製了村上春樹的文藝腔，離台灣自己藝術創作的主體性，還遙遠得很。
「海」片充斥搞笑、媚俗、本土、浪漫、音樂，加入搖滾樂等所有流行文化的「討喜」元素，雖然能讓觀眾看到台灣的下層社會的繽紛色彩與本地人「愛打拚」的生命力，但畢竟只不過是美日「次文化」的大拼盤，缺乏的是哲學思想與世界觀。
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他的「莎喲哪啦‧再見」，還深刻地洞悉台灣殖民文化的殘渣，他的作品會激起敵愾同仇的愛鄉情操；但到了徹底擁抱美日「次文化」的今天，觀看「海角七號」的現場，只激起一片搞笑的莫名笑聲，卻對本地人不文明的舉動，沒有任何的反省 。
我不得不說，「海角七號」隱藏著日本殖民地文化的陰影。一封由日本人所捉刀杜撰的情書，以日本人的調調滔滔不絕地表露，對過去殖民地台灣的戀戀「鄉愁」，其間參差了以日文唱的世界名曲，甚至終場的歌曲「野玫瑰」（德國、歌德詞），還要重複以日文歌唱。台灣終究逃不了日本文化控制的魔手。
幸虧日本人在背後撐腰，又有台灣報紙、電視的加油宣傳，「海角七號」的票房紀錄，慶幸已破了一億多元。縱使有一天在台灣島內，到達七億元的佳績，恐怕落得陳水扁「海角七億」的命運。阿扁所欠缺的，正是哲學思想和世界觀，這樣「發財夢」就會像肥皂泡沫的彩虹，那樣地隨風飄搖破滅。
《海角七號》的台日苦戀 ◎陳宜中 2008-10-09中國時報
大家都說《海角七號》好看，我也有同感。沒錯，《海角》片中的茂伯、馬拉桑、水蛙等人物，及其營造出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意象，還有恆春、墾丁的場景，都令人感動。但魏導用心良苦的「台日破鏡重圓」寓言，卻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片中，台灣的角色是：一位受到深愛但因日本懦弱而落空的女人（一九四五年在碼頭空等的台灣「友子」）；一位生子後被日本拋棄的女人（「友子」的外孫女）；以及一位堅持與日籍女友（也叫「友子」）在一起、不惜跟到日本去的年輕男人（男主角阿嘉）。一九四五年的分離之苦，六十多年來的相思之情，在阿嘉的身上獲得了「救贖」。
嚴格來講，《海角》的主題並不是「台日和解」，而是「台日苦戀」。彼此吵架的怨偶，才需要和解。被外力無情拆散的姻緣，是終生遺憾，沒有和不和解的問題。由此觀之，《海角》並沒有拍出台日和解，但成功地拍出了台日相思，特別是台灣對日本的苦戀。
這樣的被殖民慾望，似乎還隱藏著對一九四五年以後中華民國/國民黨統治的有罪控訴。有趣的是，在《海角》片中，「外省人」幾乎不曾出席。一九四五年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可謂完全缺席──除了片頭被男主角罵三字經的「台北」，以及片尾台日臨別依依時的持槍國軍外。更確切地說，在片中缺席的外省人/中國人，似乎就是拆散台日姻緣、使台灣（女性）得不到日本（男性）的愛的「第三者」。
進而言之，所謂「台灣人的悲情」，在《海角》片中獲得了某種新的詮釋：等不到日本的愛、被日本拋棄，即是「台灣人的悲情」所在。一九四五年拆散台日美好姻緣的外來統治者，似乎就是「台灣人的悲情」的最主要來源。
台獨運動過去所反對的壓迫，不只來自中國大陸，也包括日本的殖民統治。在台灣人四百年來被外人壓迫的獨派史觀之中，日本也是壓迫者。但如今，在《海角》片中，日本的壓迫者身分消失不見了。台灣人的悲情意識，似乎不再是抵抗一切外來壓迫的悲情意識，而轉變成「無法得到日本的愛」的悲情意識。《海角》既隱含著這種新的悲情意識，同時也透過性別翻轉，由台灣男子和日籍女友的身心結合，以及片尾的台日大合唱，使這種悲情得到救贖。
由此，我不得不間接聯想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戰後的中華民國統治，是否極為失敗？一九四五年，實際發生的情況不是台日依依不捨，而是歡迎祖國軍隊的到來；但二二八事件乃至白色恐怖，以及外省政權的省籍面向等等，後來改變了台灣人對日本與祖國的相對評價。如今，《海角》的台日苦戀戲碼，似暗示「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和解」仍遙遙無期？若然，則更多的歷史反省，應是有必要的。
第二個問題是：到底什麼是「台灣主體意識」？《海角》的選擇，是與想像中深愛台灣的日本結合。很可能，多數台灣年輕人是因為拒斥中國，所以選擇較為先進的日本。但是，台灣人的主體性究竟是什麼？台灣人難道只能是被動等待救贖的「亞細亞的孤兒」嗎？
有人說，商業電影好看賣座就好，為什麼要去想「歷史」這種沉重的問題？然而，我們選擇以何種形式再現殖民歷史，將影響年輕人如何記憶、如何界定自我。
把殖民關係浪漫化，應該是很令人難堪的出路。但《海角》的台日寓言，或許是一個契機，讓我們睜開眼睛重新看看，看看那段滿目瘡痍的歷史。在這一點上，《海角》的貢獻很大。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思想》季刊編委）
2008年10月6日 星期一
新辦讀書會
目前有三個主題已確定 大家如果有興趣要報名參加的話
麻煩再跟我說一聲喔 因為要統計一下人數!
地點是在青島東路五號七樓(紡織大樓)
讀書會日期：10/22 p.m 7:00
討論題目：海角七號的社會意涵
與談人：名導演陳文彬先生
陳文彬 身分類別： 導演、演員
簡歷：
1969年生，彰化鹿港人。
曾任王拓、邱創進助理、台中縣長廖永來機要秘書。
曾任公共電視連續劇「寒夜續曲」副導演、公共電視「奔馳的縱貫線」導演，公視百年古圳紀錄片「水路—八堡圳」導演、電影「經過」演員，現專職拍攝紀錄片及電影工作。
電影作品年表2004 家 2004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
11/19（三）2008總統大選危機事件處理（媒體）
討論2008年總統大選雙方陣營操作媒體的方式，
會邀請政黨行銷操盤手或新聞人與談
12/17（三）都市原住民問題
討論都原問題，到時會尋找有關左派議題人物與談
順便打廣告一下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
如果對於時事或公共政策有甚麼想要抒發的 歡迎投稿喔!
麻煩再跟我說一聲喔 因為要統計一下人數!
地點是在青島東路五號七樓(紡織大樓)
讀書會日期：10/22 p.m 7:00
討論題目：海角七號的社會意涵
與談人：名導演陳文彬先生
陳文彬 身分類別： 導演、演員
簡歷：
1969年生，彰化鹿港人。
曾任王拓、邱創進助理、台中縣長廖永來機要秘書。
曾任公共電視連續劇「寒夜續曲」副導演、公共電視「奔馳的縱貫線」導演，公視百年古圳紀錄片「水路—八堡圳」導演、電影「經過」演員，現專職拍攝紀錄片及電影工作。
電影作品年表2004 家 2004 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
11/19（三）2008總統大選危機事件處理（媒體）
討論2008年總統大選雙方陣營操作媒體的方式，
會邀請政黨行銷操盤手或新聞人與談
12/17（三）都市原住民問題
討論都原問題，到時會尋找有關左派議題人物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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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於時事或公共政策有甚麼想要抒發的 歡迎投稿喔!
2008年10月3日 星期五
蕭阿勤《回歸現實》： 第一章、第二章、附錄一
一、研究動機
台灣民族主義之發展，主要在於八Ｏ年代之後。該發展與七Ｏ年代（回歸現實世代）關於台灣本身的文化再現與知識建構間具有何種關係？而七Ｏ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集體記憶內容或架構，與其集體認同、普遍籲求之間，又是如何相互形塑發展出來的？
二、問題、理論與方法
世代研究
「省籍」作為重要的行動要素已是晚近（最早亦僅能追溯至七Ｏ年代晚期），從「世代」的角度切入才能對七Ｏ年代初廣泛興起的政治社會抗議與改革主張，提出更周全的解釋。
Karl Mannheim開創性的提出「世代理論」，以階級以外的角度理解知識之存在基礎與社會變遷之動因。批判當時的兩個既有研究取向：「實證主義的」(postivist)以及「浪漫的－歷史的」(romantic-historical)，認為二者不是犯了自然主義的毛病，便是陷於極端唯心論的錯誤。Mannheim指出世代的共同位置，只有潛在的重要性，實存世代之形成尚需根基於「參與了共同的命運，並且參與了在某方面與該命運展開密不可分的觀念與概念」。
蕭阿勤認為，七Ｏ年代回歸現實世代具有類似生活經驗，某程度減低了其間之省籍差異。
國民黨式的國族認同教育，在年輕世代間有著顯著之同化作用，不論本省籍或外省籍，皆與其自身之上一代有所差異。這些特殊歷史環境，提供該世代形塑其共同意識之基礎。
Molly Andrews針對Mannheim理論的兩個主要不足之處加以補充：第一、關於個人從世代位置成員轉化為實存世代、甚至世代單位時，發生該轉變之機制為何？Andrews認為相較於快速社會變遷，「覺悟啟蒙」才是真正實現該轉變之機制。劇烈社會變遷毋寧僅是供給創造強烈世代意識或政治變遷理念之契機。第二、形成實存世代所必須之世代意識，在經驗資料分析上究竟所指為何？Andrews在東德政治反對運動之研究中指出，個人對於世代位置的自覺，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政治主張，通常是藉由「說故事」(story)或「敘事」(narrative)的方式表達出來。
認同、敘事、行動
「敘事」並非單純再現真實的過去，敘事實際上包含了選擇、重組與簡化事實等機制。由於敘事必然具有的此種「情節賦予」性質，透過將經驗或事件納入特定的情節，使其成為別的經驗或事件的原因或結果，而成為更大的關係整體之一部分。敘事因此創造了意義，並且透過敘事所呈現的故事指向其認同。
情節賦予使得敘事本身具有方向性，而與故事參與者的行動意圖產生連結。因此敘事不僅組織出人們所認識之現實，另方面人們也藉此定位自己與世代位置，以及建構其行動之意義（指向其敘事結果）。
「敘事認同理論」對於認同與行動之解釋，能夠避免「本質論」(essentialist)或「工具論」(instrumentalist)這兩種常見的不恰當理解。事實上，認同建構與行動之關鍵在於，人們對於故事之認同、將自己置放於某種故事之特定敘事之中。蕭阿勤認為，透過此種「（非本質之）非工具論的情境論（或建構論）」的敘事認同理論，能更恰當的理解自我、認同、利益、行動與社會能動性等議題。
集體記憶、敘事模式
「集體記憶」具有兩個主要特色：對於時間上之過去的指涉、對於集體認同因素的指涉。
因此集體記憶的研究，便在於探討集體記憶「關懷集體認同」以及「關懷人們對於過去的認知如何影響其現在」兩大面向，與相關社會行動間之相互關係。
「記憶」並非某種具有共同身分的人群必然自動承載的認知，而應被理解成是發展、建構某種集體認同所依賴的象徵資源之一（如同傳統、服飾、語言…等文化行為），亦即是種經由再現化的過程，將過去的經驗「意義化」、「象徵化」之產物。透過集體文化特殊性的確立，發展我群之認同並建立與他者之差異區隔。也因此，「集體」與「記憶」二者乃是互相建構的。
「記憶」能夠進一步形成「集體記憶」的關鍵在於「公共領域」的論述可能性。許多個人或人群在私領域中對於某段過去的特殊記憶，如果不能進入公共領域互相聯繫、闡述、條理化成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則仍舊無法產生改變或形塑人們集體認同、建立社會行動共識之潛能，而難以認其為某種「集體」記憶。
三、回歸現實世代
六ｏ年代的戰後世代
六ｏ年代戰後世代對自身困境與社會公共議題的公開討論，乃是偏向個人的、零星短暫的，未曾激發該世代的政治社會行動；縱使是集體性的運動，也幾乎未涉及政治社會議題。造成此種消極性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國民黨對於社會的嚴密監控及校園內的訓導教育，冰凍了年輕世代的熱情與理想。此種氛圍使得此時期的政治異議與行動，無法對戰後世代成員或社會大眾產生普遍而有效之影響。
國共對峙下作為「自由中國」的台灣政治前途混沌迷茫，在外省籍來台世代表現為一種流亡的游移心態。無論外省籍或本省籍的戰後世代，普遍存在著無根失落與孤懸於（中國的與台灣的）歷史之外的心境、對於時局發展無能為力的強烈感受。而其主要原因乃是來自於國民黨的制式教育與出版管控。對中國與台灣現實歷史的陌生隔閡，被國民黨式的國族敘事所彌補或取代，在本省籍及外省籍戰後世代心中，形成了一種（半）擬流亡心態。
此種苦悶的心境，加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伴隨西方民主思潮與自由主義的影響，一方面企求「對西方思想『橫』的移植」、一方面「將台灣社會視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移植』」，零星戰後世代知識份子反省回歸的社會「現實」，表達出來的毋寧是種在台灣尋找「中國性」、追求中國近代化的言論。
七Ｏ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
七Ｏ年代外交挫敗所激發的改革言論，乃是與戰後世代的國族認同密不可分，跨越省籍界線的世代認同。這種覺醒，使他們擺脫六Ｏ年代戰後世代的消極苦悶，積極的從社會權力脈絡與社會結構出發，形塑所屬世代在改變現狀的行動中之角色，發展特定世代的意識。
外交挫敗使得學生與知識分子轉而回頭關懷現實社會、要求內政革新，在此種「為了中國未來的前途，必須先確實關懷台灣現下的生存問題」的政治、文化轉向之下，回歸現實世代開始批判揚棄過往那種流亡漂泊心態。此則為導向後來本土化、台灣化的重要源頭。
國民黨的壓制與革新言論的沉寂，非但未代表回歸世代的消失，反而促使其直接投入發展中的黨外反對政治運動。而覺醒的文學界年輕世代，在中國國族敘事下的鄉土文化尋根，也因為國民黨的高壓禁制，反而逐漸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先聲。
四、敘事認同理論
敘事認同的真偽
質疑者認為，威權統治下的敘事者無法自由發言，研究者如何能將唯一可得之敘事當作真實？蕭阿勤表示，敘事認同理論的重點在於探究行動者之意義建構，因此係在研究者判別出那些敘事比較接近敘事者之認同後，敘事認同理論才開始有其分析之作用。解釋敘事之真偽並非理論本身所能達成。敘事認同理論雖強調敘事與認同、行動之密切關係，但並假設行動者的任何敘事必然與其認同、行動有一致的關係。
弱者、隱蔽腳本
James Scott認為被宰制的弱者並非完全接受宰制者之意識形態，被宰制者面對權力時之公開言行，僅是出於恐懼與自保的現實性策略選擇。因此不能僅以宰制關係中的「公開腳本」認為其接受宰制的意識型態教化，而必須關注在權力監視所不及處，挑戰統治者權威並展現若干自由反抗空間的日常論述之「隱蔽腳本」。
蕭阿勤回應指出，Scott的理論乃是立基於沒有社會流動、二元權力關係嚴重對立的時代或社會。然而七Ｏ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則是深信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價值的現代知識青年。並且，若認為公開的言論必然無法代表真實的情感或認知，將難以解釋史料中所呈現，他們將自我世代認同與政治投入、歷史敘事聯繫起來所表現出的誠摯、激情言論。
蕭阿勤同意，表達「憤怒與報復攻擊之幻想式發洩」的隱蔽腳本確實存在於戒嚴下的台灣，但質疑者所稱的隱蔽腳本並非此類，而係被壓制禁聲、必須透過掩飾來迂迴表達的「台灣民族」敘事。蕭阿勤進一步指出，當代政治運動之研究重點之一往往在於，轉變情境下的意識轉化與認同浮現問題，而非僅是由隱蔽腳本簡單曝光成公開腳本的非歷史假設。
歷史的斷裂或連續
質疑者認為，從隱蔽腳本到台灣民族主義，應該具有歷史上的連續而非斷裂。因此本省籍人士間若未存在某種隱蔽腳本，如何解釋他們之後發展的台灣民族主義？
蕭阿勤認為，民族主義雖然經常與族群性有所關聯，但不應將民族主義簡單的解釋為族群性的延續。這兩種集體認同的類型有著重要的區別：與國家的關係。因此從族群性到民族主義的發展並非自然的連續發展，而存在著意識轉化、議題轉變以及在公共領域集結而形成集體動員之過程等，呈現出斷裂與連續、承接與轉化並存的狀態。
事實上，思想的萌發與導向，關鍵在於現實政治與歷史情境變化的激發。而非預期的歷史機遇(contingency)以及人們在其中不斷選擇所呈現的因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乃是作為歷史後見者位置研究時，所具有的優勢與限制。
台灣民族主義之發展，主要在於八Ｏ年代之後。該發展與七Ｏ年代（回歸現實世代）關於台灣本身的文化再現與知識建構間具有何種關係？而七Ｏ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集體記憶內容或架構，與其集體認同、普遍籲求之間，又是如何相互形塑發展出來的？
二、問題、理論與方法
世代研究
「省籍」作為重要的行動要素已是晚近（最早亦僅能追溯至七Ｏ年代晚期），從「世代」的角度切入才能對七Ｏ年代初廣泛興起的政治社會抗議與改革主張，提出更周全的解釋。
Karl Mannheim開創性的提出「世代理論」，以階級以外的角度理解知識之存在基礎與社會變遷之動因。批判當時的兩個既有研究取向：「實證主義的」(postivist)以及「浪漫的－歷史的」(romantic-historical)，認為二者不是犯了自然主義的毛病，便是陷於極端唯心論的錯誤。Mannheim指出世代的共同位置，只有潛在的重要性，實存世代之形成尚需根基於「參與了共同的命運，並且參與了在某方面與該命運展開密不可分的觀念與概念」。
蕭阿勤認為，七Ｏ年代回歸現實世代具有類似生活經驗，某程度減低了其間之省籍差異。
國民黨式的國族認同教育，在年輕世代間有著顯著之同化作用，不論本省籍或外省籍，皆與其自身之上一代有所差異。這些特殊歷史環境，提供該世代形塑其共同意識之基礎。
Molly Andrews針對Mannheim理論的兩個主要不足之處加以補充：第一、關於個人從世代位置成員轉化為實存世代、甚至世代單位時，發生該轉變之機制為何？Andrews認為相較於快速社會變遷，「覺悟啟蒙」才是真正實現該轉變之機制。劇烈社會變遷毋寧僅是供給創造強烈世代意識或政治變遷理念之契機。第二、形成實存世代所必須之世代意識，在經驗資料分析上究竟所指為何？Andrews在東德政治反對運動之研究中指出，個人對於世代位置的自覺，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政治主張，通常是藉由「說故事」(story)或「敘事」(narrative)的方式表達出來。
認同、敘事、行動
「敘事」並非單純再現真實的過去，敘事實際上包含了選擇、重組與簡化事實等機制。由於敘事必然具有的此種「情節賦予」性質，透過將經驗或事件納入特定的情節，使其成為別的經驗或事件的原因或結果，而成為更大的關係整體之一部分。敘事因此創造了意義，並且透過敘事所呈現的故事指向其認同。
情節賦予使得敘事本身具有方向性，而與故事參與者的行動意圖產生連結。因此敘事不僅組織出人們所認識之現實，另方面人們也藉此定位自己與世代位置，以及建構其行動之意義（指向其敘事結果）。
「敘事認同理論」對於認同與行動之解釋，能夠避免「本質論」(essentialist)或「工具論」(instrumentalist)這兩種常見的不恰當理解。事實上，認同建構與行動之關鍵在於，人們對於故事之認同、將自己置放於某種故事之特定敘事之中。蕭阿勤認為，透過此種「（非本質之）非工具論的情境論（或建構論）」的敘事認同理論，能更恰當的理解自我、認同、利益、行動與社會能動性等議題。
集體記憶、敘事模式
「集體記憶」具有兩個主要特色：對於時間上之過去的指涉、對於集體認同因素的指涉。
因此集體記憶的研究，便在於探討集體記憶「關懷集體認同」以及「關懷人們對於過去的認知如何影響其現在」兩大面向，與相關社會行動間之相互關係。
「記憶」並非某種具有共同身分的人群必然自動承載的認知，而應被理解成是發展、建構某種集體認同所依賴的象徵資源之一（如同傳統、服飾、語言…等文化行為），亦即是種經由再現化的過程，將過去的經驗「意義化」、「象徵化」之產物。透過集體文化特殊性的確立，發展我群之認同並建立與他者之差異區隔。也因此，「集體」與「記憶」二者乃是互相建構的。
「記憶」能夠進一步形成「集體記憶」的關鍵在於「公共領域」的論述可能性。許多個人或人群在私領域中對於某段過去的特殊記憶，如果不能進入公共領域互相聯繫、闡述、條理化成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則仍舊無法產生改變或形塑人們集體認同、建立社會行動共識之潛能，而難以認其為某種「集體」記憶。
三、回歸現實世代
六ｏ年代的戰後世代
六ｏ年代戰後世代對自身困境與社會公共議題的公開討論，乃是偏向個人的、零星短暫的，未曾激發該世代的政治社會行動；縱使是集體性的運動，也幾乎未涉及政治社會議題。造成此種消極性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國民黨對於社會的嚴密監控及校園內的訓導教育，冰凍了年輕世代的熱情與理想。此種氛圍使得此時期的政治異議與行動，無法對戰後世代成員或社會大眾產生普遍而有效之影響。
國共對峙下作為「自由中國」的台灣政治前途混沌迷茫，在外省籍來台世代表現為一種流亡的游移心態。無論外省籍或本省籍的戰後世代，普遍存在著無根失落與孤懸於（中國的與台灣的）歷史之外的心境、對於時局發展無能為力的強烈感受。而其主要原因乃是來自於國民黨的制式教育與出版管控。對中國與台灣現實歷史的陌生隔閡，被國民黨式的國族敘事所彌補或取代，在本省籍及外省籍戰後世代心中，形成了一種（半）擬流亡心態。
此種苦悶的心境，加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伴隨西方民主思潮與自由主義的影響，一方面企求「對西方思想『橫』的移植」、一方面「將台灣社會視為中國傳統社會的『移植』」，零星戰後世代知識份子反省回歸的社會「現實」，表達出來的毋寧是種在台灣尋找「中國性」、追求中國近代化的言論。
七Ｏ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
七Ｏ年代外交挫敗所激發的改革言論，乃是與戰後世代的國族認同密不可分，跨越省籍界線的世代認同。這種覺醒，使他們擺脫六Ｏ年代戰後世代的消極苦悶，積極的從社會權力脈絡與社會結構出發，形塑所屬世代在改變現狀的行動中之角色，發展特定世代的意識。
外交挫敗使得學生與知識分子轉而回頭關懷現實社會、要求內政革新，在此種「為了中國未來的前途，必須先確實關懷台灣現下的生存問題」的政治、文化轉向之下，回歸現實世代開始批判揚棄過往那種流亡漂泊心態。此則為導向後來本土化、台灣化的重要源頭。
國民黨的壓制與革新言論的沉寂，非但未代表回歸世代的消失，反而促使其直接投入發展中的黨外反對政治運動。而覺醒的文學界年輕世代，在中國國族敘事下的鄉土文化尋根，也因為國民黨的高壓禁制，反而逐漸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先聲。
四、敘事認同理論
敘事認同的真偽
質疑者認為，威權統治下的敘事者無法自由發言，研究者如何能將唯一可得之敘事當作真實？蕭阿勤表示，敘事認同理論的重點在於探究行動者之意義建構，因此係在研究者判別出那些敘事比較接近敘事者之認同後，敘事認同理論才開始有其分析之作用。解釋敘事之真偽並非理論本身所能達成。敘事認同理論雖強調敘事與認同、行動之密切關係，但並假設行動者的任何敘事必然與其認同、行動有一致的關係。
弱者、隱蔽腳本
James Scott認為被宰制的弱者並非完全接受宰制者之意識形態，被宰制者面對權力時之公開言行，僅是出於恐懼與自保的現實性策略選擇。因此不能僅以宰制關係中的「公開腳本」認為其接受宰制的意識型態教化，而必須關注在權力監視所不及處，挑戰統治者權威並展現若干自由反抗空間的日常論述之「隱蔽腳本」。
蕭阿勤回應指出，Scott的理論乃是立基於沒有社會流動、二元權力關係嚴重對立的時代或社會。然而七Ｏ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則是深信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價值的現代知識青年。並且，若認為公開的言論必然無法代表真實的情感或認知，將難以解釋史料中所呈現，他們將自我世代認同與政治投入、歷史敘事聯繫起來所表現出的誠摯、激情言論。
蕭阿勤同意，表達「憤怒與報復攻擊之幻想式發洩」的隱蔽腳本確實存在於戒嚴下的台灣，但質疑者所稱的隱蔽腳本並非此類，而係被壓制禁聲、必須透過掩飾來迂迴表達的「台灣民族」敘事。蕭阿勤進一步指出，當代政治運動之研究重點之一往往在於，轉變情境下的意識轉化與認同浮現問題，而非僅是由隱蔽腳本簡單曝光成公開腳本的非歷史假設。
歷史的斷裂或連續
質疑者認為，從隱蔽腳本到台灣民族主義，應該具有歷史上的連續而非斷裂。因此本省籍人士間若未存在某種隱蔽腳本，如何解釋他們之後發展的台灣民族主義？
蕭阿勤認為，民族主義雖然經常與族群性有所關聯，但不應將民族主義簡單的解釋為族群性的延續。這兩種集體認同的類型有著重要的區別：與國家的關係。因此從族群性到民族主義的發展並非自然的連續發展，而存在著意識轉化、議題轉變以及在公共領域集結而形成集體動員之過程等，呈現出斷裂與連續、承接與轉化並存的狀態。
事實上，思想的萌發與導向，關鍵在於現實政治與歷史情境變化的激發。而非預期的歷史機遇(contingency)以及人們在其中不斷選擇所呈現的因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乃是作為歷史後見者位置研究時，所具有的優勢與限制。
2008年9月30日 星期二
2008年9月7日 星期日
10/5 讀書會公告
開學後，大家能夠參與的時間減少，因此之後讀書會暫定改為每個月一次。
- 時間：10/5 Sun 14:00
- 地點：台大舊公衛
- 閱讀書目：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 報告人：台大法律所林至曜
土地改革內因說的解釋力
在〈台灣土地改革再審視：一個「內因說」的再嘗試〉這篇文章，作者認為國民黨政府的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和「公地放領」兩項政策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前者適合一般的「外因說」解釋，也就是由國民黨主導所推行。而後者則需以內因說解釋，亦即農民最基本賴以維生的「生計倫理」遭到破壞，使得他們群起抗爭，致使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採行土地改革政策。從受到民間社會挑戰因而推行公地放領的過程，作者提出國家的自主性問題，必須放到歷史的脈絡中檢視，不能一概而論。
我想提出的疑問是：（1）同一時期（1945-1949）的國民黨政府，為什麼推行同是土地改革的兩項政策會有不同的原因？（2）土地改革時期國民黨政府的自主性為何？公地放領政策所呈現的，這是社會挑戰國家的情況，還是國家機器內部權力鬥爭的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如果「台灣之所以會實施土地改革，是因為抵擋來自中共土改的壓力，穩定政權」，那麼不論是三七五減租或是公地放領，應該都是在這樣的政策目標下推行，何來外因或內因之分？
關於第二個問題，陳儀擔任省政府主席與警備司令部總司令，同時掌握軍政大權，如果連省議員都急忙妥協，這樣的國家機器又怎麼會受到少數農民抗議的影響（而且，作者並沒有詳細說明抗議的具體情況）？與其說「受到民間社會挑戰而不得不推行」，或許原先就存在著整體的土地改革計畫，只是由於國民黨內派系鬥爭（或是政策目標不同）而遭到牽制。
或許1947-1948年間，存在農民抗爭的事件，但在土地改革作為穩定政權的政策方向下，很難單獨選出其中的「公地放領」，藉由存在某些農民抗爭事件，論證這是「不得不」推行的政策。公地放領應該原先就是既定的政策，只是因為受到國民黨內不同派系的阻撓，以致在開始時無法順利推行。因此，我認為作者的內因說其實沒有能真正取外一般外因說的解釋。
我想提出的疑問是：（1）同一時期（1945-1949）的國民黨政府，為什麼推行同是土地改革的兩項政策會有不同的原因？（2）土地改革時期國民黨政府的自主性為何？公地放領政策所呈現的，這是社會挑戰國家的情況，還是國家機器內部權力鬥爭的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如果「台灣之所以會實施土地改革，是因為抵擋來自中共土改的壓力，穩定政權」，那麼不論是三七五減租或是公地放領，應該都是在這樣的政策目標下推行，何來外因或內因之分？
關於第二個問題，陳儀擔任省政府主席與警備司令部總司令，同時掌握軍政大權，如果連省議員都急忙妥協，這樣的國家機器又怎麼會受到少數農民抗議的影響（而且，作者並沒有詳細說明抗議的具體情況）？與其說「受到民間社會挑戰而不得不推行」，或許原先就存在著整體的土地改革計畫，只是由於國民黨內派系鬥爭（或是政策目標不同）而遭到牽制。
或許1947-1948年間，存在農民抗爭的事件，但在土地改革作為穩定政權的政策方向下，很難單獨選出其中的「公地放領」，藉由存在某些農民抗爭事件，論證這是「不得不」推行的政策。公地放領應該原先就是既定的政策，只是因為受到國民黨內不同派系的阻撓，以致在開始時無法順利推行。因此，我認為作者的內因說其實沒有能真正取外一般外因說的解釋。
2008年8月27日 星期三
「比較殖民主義與文化」國際學術工作坊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時 間：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 8：30-8：45 | 報到 | ||
| 8：45-9：00 | 開幕式： | ||
| 場次 | 主持人 | 發表人 | 發表題目 |
| 殖民支配類型之比較 9：00-10：45 |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阿爾及利亞與沖繩 |
| 駒込武(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 | 比較帝国史研究のために | ||
| 梅森直之(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 | 美國殖民統治下的菲律賓與日本 | ||
| 10：45-11：10 | 休息 | ||
| 殖民主義的漢文脈 11：10-12：30 | 陳培豐(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陳培豐(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中的想像 ――從「類似」中尋找「差異」的意義與方法―― |
| 齋藤希史(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 | 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學圈 | ||
| 12：30-1：30 | 午餐時間 | ||
| 殖民知識生產 與文化政治(一) 13：30-14：50 | 張隆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張隆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 「文明化」台灣：日治前期台灣的殖民論述與文化政治 |
| 安研宣(德國萊比錫大學漢學系) | Whose Comfort? The 'Comfort Women' in Colonial and Subject Discourse and Praxis | ||
| 14：50-15：10 | 休息 | ||
| 殖民知識生產 與文化政治(二) 15：10-16：30 | 陳偉智(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 | 陳偉智(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 | 尾崎秀真、原始經濟與臺灣原住民 |
| Paul Barclay(美國拉法葉大學歷史系) |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Ethnographic Photographs in | ||
| 16：30-16：40 | 休息 | ||
| 16：40-17：40 | 圓桌討論時間 | ||
2008年8月26日 星期二
徐世榮、蕭新煌，〈台灣土地改革再審視：一個「內因說」的嘗試〉與〈戰後初期台灣業佃關係之探討：兼論耕者有其田政策〉
報告書目：徐世榮、蕭新煌（2001）〈台灣土地改革再審視：一個「內因說」的嘗試〉，《臺灣史研究》第八卷第一期，頁89-124。
過去對於臺灣土地改革形成原因之研究，多偏於外在力量之探討（或稱「外因說」），比較缺乏對於台灣內部促成土地改革政策施行的探討（或稱「內因說」）。基此，本文企圖以文獻分析法對於「外因說」之見解提出補充論述，並建構起「內因說」解釋的可能性，也就是視土地改革是臺灣農村內部連續衝突過程之下所累積的結果，並假設土地改革的社會根源乃是來自於農村社會階級分化以及各階層民眾衝突。由於時間限制，本文審視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以1945年至1951年間的「三七五減租」和「公地放領」為主，其理論基礎是結構與階級衝突理論以及社會文化衝突理論。
台灣原本是原住民生存及活動領域，普遍沒有佔據私有農地觀念，直至漢人移入才使得土地私有制及租佃制度確定下來。到了日本帝國殖民時期，殖民政府為了確定土地所有權，並為日本資本家至台投資鋪路，故舉辦台灣西部普通行政區域土地調查、林野調查及整理，並也建構出大為盛行的租佃制度。然而日本殖民者卻未重視此制度衍生出的社會問題，僅以成立「業佃會」方式緩和業佃之間衝突。
1947年國民政府要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實施三七五減租[1]，但由於缺乏實際法規以至於各縣市無法順利推動。從實際層面來看，民間佃農與地主雖略有糾紛，但對減租要求似乎仍不普遍，且彼此關係算合諧。直至1949年陳誠接任台灣省省主席才確實執行此一政策，並制定和執行與其相關的行政命令，然上述行政命令卻皆未在台灣省當時最高民意機關－台灣省議會討論，而這也隱含三七五減租的開始執行是缺乏法律依據。因此許多相關租約衝突亦在1951年即將再起，為解決此紛爭，該年六月政府終於制定出「三七五減租條例」。
當時的省級民意機關的省參議員幾乎都是台灣各有名地主和社會菁英，理應會對三七五減租表示反彈，但實際上，此政策不僅受到所有參議員的支持，各地地主與佃農換約工作也迅速完成，究其根源，當時地主和省參議員多是受到「權威氣氛」以及二二八事件影響，因此才忍痛配合；其次，在外環境方面，由於對岸中共勢力擴大、實施土改，大地主多被清算，許多恐怖訊息在台灣流竄，而國民政府又在軍事上的敗退，台灣處於危險情勢下，大地主為了維護自身安全，只好選擇與國民政府合作。
在公地放領部份，卻多是受到戰後接收資源搶奪影響。國民政府原本授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統一負責接收事宜，但是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卻不肯放棄，並在未徵得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同意前，以各種策略搶先獲得接收台糖權利，並於事後不斷以撤佃方式，要取得其對土地的控制權，引起相當多原本租用糖廠土地之佃農抗爭，即便1947年台灣省政府向台糖公司下達命令，仍不被台糖公司接受，依舊阻礙政策執行。直至1951年政府在農民的抗爭、台灣省政府及參議會，及後來美國的壓力下，核定「台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揭開後續多階段的公地放領，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台糖土地為主。
鑑於上述，我們可以發現「三七五減租」仍然是適用於「外因說」的解釋；但是「公地放領」則不然，它可能是比較適合於「內因說」的解釋，而作者也認為，對於土地改革政策的研究可能要將其分開來看待，這樣才能回復歷史的原貌；另外，以往因為土地改革的成功，而建構起來的「國權理論（state theory）」可能也要適度的加入民間社會抗爭的面向，政府的理性及能力是必須要放置於歷史的機遇中來對待，而不能獨立出來，因為當時政府政策選擇其實也是深受民間社會影響，若過分強調政府睿智可能不恰當。
..............................................
報告書目：徐世榮、蕭新煌（2003）〈戰後初期台灣業佃關係之探討：兼論耕者有其田政策〉，《臺灣史研究》第十卷第二期，頁35-66。
過往研究對於臺灣土地改革的實施原因，多直指當時不公平的租佃制度，及佃農遭受地主嚴重剝削的情況，導致國民政府積極推動土地改革，但本文作者提出下列質疑：即當時的業佃關係真的是那麼不和諧嗎？佃農們是否有透過一些實際的行動，積極的想對地主進行抗爭？如果答案為否（即業佃關係是和諧的），那麼是否有什麼證據來給予證明？而我們又該如何來解釋這個現象？基此，本文之研究方法為歷史檔案搜尋、文獻回顧與理論建構、口述歷史資料引用等三個途徑，並以權力的三個面向為其理論基礎。
台灣土地私有權的確立及租佃制度的執行在臺灣已有二、三百年的歷史，長久以來，佃農即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待遇，如口頭短期契約、高額地租、預繳高額押租、鐵租規定等。雖然1920年代末期，受到日本左翼思想影響，曾發生激烈的農民抗爭運動，但在殖民者強力壓制及租佃改善團體的調解之下，佃農又成為溫馴的沉默者。往後，在父權封建意識型態下，佃農與地主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逐漸發展成牢固不可破的結構體系，並使得業佃關係始終相當合諧。
在土地改革之時，佃農在政府協助之下，已經可以取得耕地之佃耕權或土地所有權，但是內心仍然無法脫離上述意識型態的掌控，而自願的把耕地歸還給原地主。即便如此，國民黨政府仍強行推行土地改革運動，係因大陸佃農受共產思想影響，為抗拒剝削而發起農民運動，使得國民黨政府逐漸失去大陸政權。鑒此，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擋台灣佃農受共產思想影響、也為整軍經武、並嚴格控制糧食，故不得以最快速度土地改革，犧牲地主利益、施小惠於廣大佃農，來獲取社會安定及大多數佃農支持。
國民黨政府為了建立起土地改革正當性，對於這種自動退耕情形，也以其擁有的絕對權力、透過意識形態的塑造，形塑出佃農被地主剝削的形象，此舉不僅如同權利的第三面向，且成為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其次，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對於台灣傳統文化及土地分配情形不夠瞭解，如對於誤將共有土地皆視為祭祀公業土地等等，以及對於地主定義的大幅度擴張，使得其政策制定和規劃皆非相當完善，導致許多中小地主或土地所有權人，因土地改革政策而陷入生活困境。
[1] 其定義為「耕地最高租額不得超過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減租前原約定地租超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減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依其規定，不得增加，非主要作物正產品及一切農作物的副產品均不計租」。而它的內涵其實與國民政府1920年代實施於中國大陸的二五減租類似。
2008年8月19日 星期二
2008年8月17日 星期日
「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 1950-1969
本書的問題意識在探討：1949年後移入的國民黨政權何以能在台灣鞏固？尤其是在外有中共挑戰、國際孤立，內有政經危機的情形下，國民黨政權究竟採取了什麼樣的措施（滲透社會的政治工程），使它能與社會各群體建立關係，並培養出支持政權的社會基礎？
本書首先進行general theory的檢討，整理了先前文獻中看待國家-社會關係的三種主要觀點，並分析其缺點：（1）國家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state）：容易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化約成國家在上、社會在下的單一機械關係；理論預設和焦點會傾向國家菁英與大有為政府；但在歷史脈絡中國家機關的自主性並不是既定的，例如台灣土地改革的反對聲浪在二二八事件後才消退。故此觀點易簡化國家與社會各群體間的複雜關係，把國家描繪成滴水不漏之嚴密體制。（2）排除性組合主義（exclusionary corporatism）：雖然區分出社會當中的不同部門，但未能分析不同部門和國家互動時的不同，例如國民黨政權對勞工部門及和對農業部門是不同的結構關係。（3）威權侍從主義（clientalism）：此觀點只著重國民黨政權與本省籍人民的關係，而易忽略掉國民黨政權還要設法攏絡一百多萬的移入軍民，由於兩類群體的不同，故會發展出不同的結構關係。
綜上分析，作者認為若要更精準地描述國家-社會關係，應採取的核心概念為國家機關的滲透能力（penetrating capacity）或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國家不需仰賴中介團體而能直接控制社會，貫徹其政策目標的能力；雖然國家的意圖是滲透極大化，但受限於結構條件（政策優先序列、資源、社會議價能力），國家對不同的社會群體會有不均衡的滲透能力，故會產生不同的關係與控制情形。
本書接著進入台灣歷史脈絡中對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進行分析，而作者處理的時間段落為1950年國民黨改造至1969年國民黨10全大會，蔣經國開始接班開啟「本土化」的過程以前。就對內進行異地扎根來說，這20年的關鍵期間共經歷了土地改革、地方選舉的開放、農會的改組、滲透台灣社會之黨組織的建立與經濟的發展。
作者認為國民黨政權的主要特徵有二：（1）黨國威權體制：以列寧式政黨緊密地控制國家機關、經濟與社會；（2）移入政府：a.失去母國，故必須異地生根（故不同於殖民政府）；b.擁有高於台灣社會的自主性，但卻缺乏對台灣社會的滲透性；c.雖想要增加滲透，但又採取防衛措施（國民黨政權的內在矛盾）；d.帶來了一百多萬的外省族群。
作者接著提出國民黨組織的重建與滲透社會的過程的分析：
1. 以國家機關主導的種種政策來因應危機，包括（p.39-42）：實施「動員勘亂-戒嚴」體制；系統性地推動官方意識形態；優先發展軍事；爭取美援；透過公營事業來汲取資源積累資本，並以此資源安置外省族群；以汲取農業部門資源的方式來推動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其政策優先偏好為：重軍公教、輕農民。
2. 改造國民黨（圖2-1）：a.中央權力結構：以蔣介石親信為主的16人改造委員會取代CC派把持的460人中央委員會；b.區域黨部（屬地原則）：設立比區分部更基層的小組負責滲透社會末稍（即本省籍的農村群眾）；c.特別黨部（列寧主義）：負責滲透核心部門，包括：滲透校園的「青年知識黨部」；滲透外省族群的「特種黨部」以及滲透公營事業的「產職業黨部」
3. 國民黨改造後的社會基礎：國民黨主觀意圖希望以「青年知識份子、農、工生產者為社會基礎」、「本省籍黨員達70%」，但表2-3顯示，1950年到1969年間特別黨部的黨員人數都超過區域黨部，就職業來看，表2-4也顯示，黨員組成仍以軍警公教學生佔大多數，再以省籍來看，表2-7則說明外省籍仍多於本省籍，表2-8更顯示本省族群只有2%的人是國民黨黨員，外省族群則有30%以上是國民黨黨員。
4. 國民黨如何控制特殊黨部並進行社會滲透？ a.在軍隊中建立特種黨部、政工機構，握有軍政審議和人事查核權，平日進行監視，選舉時則動員這些鐵票部隊；用眷村來「集中隔離」以保持其效忠純度，眷村在管理上與生活上都受國防部和王師凱黨部滲透，眷村外的榮民則由黃復興黨部負責；b.產職業黨部滲透事業單位中的各工會、員工勵進會等團體，除了使員工轉為黨員，更爭取工會人事權與領導權，並防止工會結合地方勢力；c.利用知青黨團在校園內建立外圍社團來監視校園，並以救國團舉辦活動來攏絡學生。
5. 國民黨的區域黨部在結構上的弱勢為它無法像特別黨部一樣可以運用「黨政一元」（即黨的領導者同時是行政機關的領導者）的優勢政經資源，又與台灣鄉鎮社會缺乏聯帶關係（外來者）。在此前提下，國民黨如何控制區域黨部並進行社會滲透？a.由中央派置基層直接代理人（盡量台籍，但非當地人），並採互調制度防止其介入地方派系；b.建立「四位一體」的體制（圖6-1），但在實質上權力和經費皆不足，故成效不彰；c.壓制地方派系，但地方派系仍一直存在，忠誠度反覆無常；d.積極滲透農會，但成效不佳，農會中黨員數仍佔少數，農會主要仍由地方派系所把持；c.以縣市政府資源成立民眾服務站，但其成員多為黨工，故其功能為與地方勢力競爭基層民眾的支持，進行偵察與監視，且大約具有10%~16%的選舉動員能力。
6. 若以1964年省議員選舉作為測量指標，國民黨組織約可動員28.7%的選民，13.3%來自特別黨部的動員力量，另外的15.4%則屬於區域黨部（服務站）。在擁有這樣的組織動員資源下，國民黨國家菁英可以在地方的敵對派系中擇一支持或輪流支持，以此控制派系。若再比較特別黨部和區域黨部的動員效力則會發現（表9-4、9-5），特別黨部的動員能力比較高，對當選的影響比較關鍵。
以上分析印證了作者的三個理論假設：1、在移入的國民黨政權黨國威權體制中，因政策的偏好和優先性而存在著社會控制之核心與末梢，國民黨政權會根據此結構關係的不同，分別建立不同的滲透機構；2、國民黨政權在不同社會群體間滲透能力的強弱與黨國威權體制與移入政府特徵有密切關係；即黨國體制社會控制的核心與移入的外省族群是被國民黨高度滲透的部門，而黨國體制社會控制的末梢與本省族群是國民黨政權低度滲透的部門；3、當國家機關滲透力強時，它所吸收的社會基礎較能配合政府政策或動員的要求；當國家機關滲透力弱時，它所吸收的社會基礎也無法高度配合政府政策或動員的要求。
國民黨政權在1950與1960年代所建立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原型，對今日台灣國家與社會關係有什麼啟示？
1.省籍作為一種政治認同與區隔的指標是在國民黨政權主導形塑國家與社會關係策略下而形成的。
2.國民黨政權與外省籍成員間的關係到1990年仍是相當一致；鐵票部隊並未生鏽，只是轉向。
3.40年來地方政治的主題都是國家菁英與地方派系間的衝突與結盟關係，即便在國家菁英趨於本省籍居多，此模式仍然被採用。一方面，由於本省籍國家菁英缺乏外省籍鐵票部隊這有力武器，因此有可能在面對地方派系缺乏足夠籌碼；但另一方面，由於國家菁英和地方勢力都是同一族群，也有可能發展出更緊密的社會連帶，完成國民黨的本土化。
4.1980年代民間部門出現的各種政治、社會運動開啟了改變舊有國家-社會關係的契機。
本書首先進行general theory的檢討，整理了先前文獻中看待國家-社會關係的三種主要觀點，並分析其缺點：（1）國家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state）：容易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化約成國家在上、社會在下的單一機械關係；理論預設和焦點會傾向國家菁英與大有為政府；但在歷史脈絡中國家機關的自主性並不是既定的，例如台灣土地改革的反對聲浪在二二八事件後才消退。故此觀點易簡化國家與社會各群體間的複雜關係，把國家描繪成滴水不漏之嚴密體制。（2）排除性組合主義（exclusionary corporatism）：雖然區分出社會當中的不同部門，但未能分析不同部門和國家互動時的不同，例如國民黨政權對勞工部門及和對農業部門是不同的結構關係。（3）威權侍從主義（clientalism）：此觀點只著重國民黨政權與本省籍人民的關係，而易忽略掉國民黨政權還要設法攏絡一百多萬的移入軍民，由於兩類群體的不同，故會發展出不同的結構關係。
綜上分析，作者認為若要更精準地描述國家-社會關係，應採取的核心概念為國家機關的滲透能力（penetrating capacity）或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國家不需仰賴中介團體而能直接控制社會，貫徹其政策目標的能力；雖然國家的意圖是滲透極大化，但受限於結構條件（政策優先序列、資源、社會議價能力），國家對不同的社會群體會有不均衡的滲透能力，故會產生不同的關係與控制情形。
本書接著進入台灣歷史脈絡中對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進行分析，而作者處理的時間段落為1950年國民黨改造至1969年國民黨10全大會，蔣經國開始接班開啟「本土化」的過程以前。就對內進行異地扎根來說，這20年的關鍵期間共經歷了土地改革、地方選舉的開放、農會的改組、滲透台灣社會之黨組織的建立與經濟的發展。
作者認為國民黨政權的主要特徵有二：（1）黨國威權體制：以列寧式政黨緊密地控制國家機關、經濟與社會；（2）移入政府：a.失去母國，故必須異地生根（故不同於殖民政府）；b.擁有高於台灣社會的自主性，但卻缺乏對台灣社會的滲透性；c.雖想要增加滲透，但又採取防衛措施（國民黨政權的內在矛盾）；d.帶來了一百多萬的外省族群。
作者接著提出國民黨組織的重建與滲透社會的過程的分析：
1. 以國家機關主導的種種政策來因應危機，包括（p.39-42）：實施「動員勘亂-戒嚴」體制；系統性地推動官方意識形態；優先發展軍事；爭取美援；透過公營事業來汲取資源積累資本，並以此資源安置外省族群；以汲取農業部門資源的方式來推動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其政策優先偏好為：重軍公教、輕農民。
2. 改造國民黨（圖2-1）：a.中央權力結構：以蔣介石親信為主的16人改造委員會取代CC派把持的460人中央委員會；b.區域黨部（屬地原則）：設立比區分部更基層的小組負責滲透社會末稍（即本省籍的農村群眾）；c.特別黨部（列寧主義）：負責滲透核心部門，包括：滲透校園的「青年知識黨部」；滲透外省族群的「特種黨部」以及滲透公營事業的「產職業黨部」
3. 國民黨改造後的社會基礎：國民黨主觀意圖希望以「青年知識份子、農、工生產者為社會基礎」、「本省籍黨員達70%」，但表2-3顯示，1950年到1969年間特別黨部的黨員人數都超過區域黨部，就職業來看，表2-4也顯示，黨員組成仍以軍警公教學生佔大多數，再以省籍來看，表2-7則說明外省籍仍多於本省籍，表2-8更顯示本省族群只有2%的人是國民黨黨員，外省族群則有30%以上是國民黨黨員。
4. 國民黨如何控制特殊黨部並進行社會滲透？ a.在軍隊中建立特種黨部、政工機構，握有軍政審議和人事查核權，平日進行監視，選舉時則動員這些鐵票部隊；用眷村來「集中隔離」以保持其效忠純度，眷村在管理上與生活上都受國防部和王師凱黨部滲透，眷村外的榮民則由黃復興黨部負責；b.產職業黨部滲透事業單位中的各工會、員工勵進會等團體，除了使員工轉為黨員，更爭取工會人事權與領導權，並防止工會結合地方勢力；c.利用知青黨團在校園內建立外圍社團來監視校園，並以救國團舉辦活動來攏絡學生。
5. 國民黨的區域黨部在結構上的弱勢為它無法像特別黨部一樣可以運用「黨政一元」（即黨的領導者同時是行政機關的領導者）的優勢政經資源，又與台灣鄉鎮社會缺乏聯帶關係（外來者）。在此前提下，國民黨如何控制區域黨部並進行社會滲透？a.由中央派置基層直接代理人（盡量台籍，但非當地人），並採互調制度防止其介入地方派系；b.建立「四位一體」的體制（圖6-1），但在實質上權力和經費皆不足，故成效不彰；c.壓制地方派系，但地方派系仍一直存在，忠誠度反覆無常；d.積極滲透農會，但成效不佳，農會中黨員數仍佔少數，農會主要仍由地方派系所把持；c.以縣市政府資源成立民眾服務站，但其成員多為黨工，故其功能為與地方勢力競爭基層民眾的支持，進行偵察與監視，且大約具有10%~16%的選舉動員能力。
6. 若以1964年省議員選舉作為測量指標，國民黨組織約可動員28.7%的選民，13.3%來自特別黨部的動員力量，另外的15.4%則屬於區域黨部（服務站）。在擁有這樣的組織動員資源下，國民黨國家菁英可以在地方的敵對派系中擇一支持或輪流支持，以此控制派系。若再比較特別黨部和區域黨部的動員效力則會發現（表9-4、9-5），特別黨部的動員能力比較高，對當選的影響比較關鍵。
以上分析印證了作者的三個理論假設：1、在移入的國民黨政權黨國威權體制中，因政策的偏好和優先性而存在著社會控制之核心與末梢，國民黨政權會根據此結構關係的不同，分別建立不同的滲透機構；2、國民黨政權在不同社會群體間滲透能力的強弱與黨國威權體制與移入政府特徵有密切關係；即黨國體制社會控制的核心與移入的外省族群是被國民黨高度滲透的部門，而黨國體制社會控制的末梢與本省族群是國民黨政權低度滲透的部門；3、當國家機關滲透力強時，它所吸收的社會基礎較能配合政府政策或動員的要求；當國家機關滲透力弱時，它所吸收的社會基礎也無法高度配合政府政策或動員的要求。
國民黨政權在1950與1960年代所建立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原型，對今日台灣國家與社會關係有什麼啟示？
1.省籍作為一種政治認同與區隔的指標是在國民黨政權主導形塑國家與社會關係策略下而形成的。
2.國民黨政權與外省籍成員間的關係到1990年仍是相當一致；鐵票部隊並未生鏽，只是轉向。
3.40年來地方政治的主題都是國家菁英與地方派系間的衝突與結盟關係，即便在國家菁英趨於本省籍居多，此模式仍然被採用。一方面，由於本省籍國家菁英缺乏外省籍鐵票部隊這有力武器，因此有可能在面對地方派系缺乏足夠籌碼；但另一方面，由於國家菁英和地方勢力都是同一族群，也有可能發展出更緊密的社會連帶，完成國民黨的本土化。
4.1980年代民間部門出現的各種政治、社會運動開啟了改變舊有國家-社會關係的契機。
2008年8月15日 星期五
Max Weber的政治社會學
大家好：
佛光大學的鄭祖邦老師目前有一個由教育部補助的經典研讀計畫，主題是Max Weber的政治社會學，主要討論書目為Weber的Political Writing和The Russian Revolution。這個讀書會將在8/29 Fri晚上首次舉行（之後每個月一次，為期一年），有意參加的話請告訴我。
龍達
佛光大學的鄭祖邦老師目前有一個由教育部補助的經典研讀計畫，主題是Max Weber的政治社會學，主要討論書目為Weber的Political Writing和The Russian Revolution。這個讀書會將在8/29 Fri晚上首次舉行（之後每個月一次，為期一年），有意參加的話請告訴我。
龍達
2008年8月6日 星期三
2008年8月3日 星期日
8/17 讀書會公告
- 時間：14:00
- 地點：台大舊公衛
- 閱讀書目：「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 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
- 報告人：台大政治所林竣達
龍達
2008年8月2日 星期六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陳儀治台論
收於賴澤涵主編，《台灣光復初期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按：本論文篇幅達八十頁，不太容易完整呈現其中繁複的敘事，因此本摘要僅列出作者最主要欲提出的命題）
- 國家機關組織民間利益，動員與控制民間社會的四種模式：多元主義（pluralism）、統合主義（corporatism）、依持主義（clientelism）、民粹主義（populism）。民國初期相當長的時間，中國盛行以依持主義為基礎的派系政治。派系政治的特點：（1）基本構成單位是二元聯盟；（2）派系是由二元聯盟構成的人際網絡的總稱；（3）是一種非正式團體；（4）行動與目標具有整體性；（5）目標在於取得及分配公部門或準公部門的資源。派系政治的後果：（1）政治腐化；（2）政府決策僵局；（3）應付政治危機能力遲緩。（225-240）
- 本文分國民黨統治中央、陳儀的派系班底、本土社會三個層次，分析接收初期的派系環境。（1）國民黨統治中央，屬於蔣介石的派系有CC派、軍統、孔宋集團、政學系、團派。（2）陳儀屬於政學系，其自身的派系又有李澤一派、徐學禹派、沈仲九派、國家主義派，另外還有葛敬恩、周一鶚、錢宗起、蔣授謙等心腹。（3）本土社會中則分半山派、台中派、阿海派（每派中又可細分出許多不同的集團）。（240-252）
- 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與國民黨中央其他四個派系一直處於激烈對立的情況，使得陳儀在台灣的施政備受牽制。而陳儀對於台灣本土的派系，則是利用半山派，排斥台中派，打擊阿海派。來台的國民黨中央派系，則是「友陳儀所敵，敵陳儀所友」。至於本土派系之間，也處於競爭對立的情勢。半山派仗著與新政府的關係打壓其他本土派系，其中台中派退讓、觀望，阿海派（尤其是蔣渭川系）則以其他中央派系為奧援主動反擊。（252-256）
- 派系政治對於陳儀統治的影響：（1）職位爭奪；（2）腐化貪污；（3）杯葛對抗；（4）統治崩潰（發生二二八事件時，各派系都想藉由對危機的處理極大化個別派系的利益與勢力，包括奪權與消滅對方等等，使真正的危機無法處理，終於導致統治勢力的全面崩潰，不得不依靠中國派兵鎮壓來重整政治秩序）。（264）
- 仔細分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內的成員派系身份，及會議中的派系鬥爭過程，即不難瞭解這一委員會何以會與原來設定的目標（緝煙血案的調查）愈來愈遠。（1）國家機關的角度：中統及軍統勢力相互較勁，既要利用本土派系，打擊屬於政學系的陳儀政府，也要趁勢削弱或消滅部分本土勢力的過程。（2）民間社會的角度：阿海派借助國家機關中的CC派及軍統勢力，向半山派奪權的過程，也是原本基於橋樑地位的半山三青團系統回歸到民間社會後，更直接向外來國家機關挑戰奪權的過程。（276-277）
- 陳儀治台的失敗與國民黨撤退來台，都與派系政治有關。因此蔣介石決定改造國民黨，拔除既有的派系勢力（不論中央或地方），並進而集權在自己的威權領導上。為了統治的穩固，仍必須運用過去依附於三大派系（半山、台中、阿海）的地方勢力，但採取四大策略：（1）侷限化；（2）平衡化；（3）經濟籠絡；（4）逐步替換。（280-288）
作者透過細緻的派系分析，勾畫出陳儀治台時期中央與地方層次錯綜複雜的政治網絡。藉由派系領導人物之間各種利益鬥爭的詳細敘事，本文確實很能夠解釋陳儀失敗的結構性因素。與〈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討論政治新貴參與的「時機」相比，本文分析從中國傳入的「派系政治」，似乎也更能夠有力地說明台灣之後政治發展的圖像。但是，作者主要引用柯遠芬的回憶錄和戴國煇的研究，是否足以證明二二八事件的惡化完全是因為派系鬥爭所引起？二二八的慘劇只是上層的菁英利益鬥爭的後果嗎？底層民眾的憤怒在其中又具有什麼重要的地位？
吳乃德、陳明通，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
收於賴澤涵主編，《光復初期台灣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為什麼要研究政治菁英？因為政治觀察者很難忽略政治菁英的氣質、決定、領導，對於政治過程和政治變遷的影響。而且，結構性的因素自身不能推動歷史；它們必須透過政治菁英（統治的與反對的）對結構性因素的認知、反應、決策，才能發揮作用。（304-305）
-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地方層級的政治菁英。近代台灣連續接受兩個威權主義政權的統治：日本與國民黨。雖然中央的少數菁英決定了整體的政治和社會發展方向，但他們無法單獨統治，必須有地方政治菁英協助。雖然地方菁英的權力內容限於執行中央菁英制定的政策，但是他們是唯一和基層民眾直接接觸，能夠組織、動員基層民眾的菁英，也是政權最可能的敵人。（305-306）
- 日本與國民黨政權最大的相同點就是：中央的統治菁英都由來自社會外部的統治團體組成；而本土的政治菁英一直停留在地方的層次。本文的核心問題是：政治活動領域一直被限定在地方的基層政治菁英，其連續、汰換、形成，是如何受到外在政權轉移、新政權底下的政治動亂、社會改革的影響？作者先分別討論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本土菁英的形成，接著再分析二二八事件導致的重大影響。（306-307）
- 地方政治菁英一直無法爬升到中央的位置，到了1988年政治自由化才有改變。作者認為地方政治菁英對於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有很大的鞏固作用（我認為，這是作者最重要的命題），但無法以經驗資料說明究竟發生何種效果。（307-308）
- 關於日據時期的台灣本土政治菁英，愈基層的選任公職，台人所佔的比率愈高，最底層的街庄協議會員（鄉鎮級的諮詢顧問）高達八成以上。日本殖民政府透過這種無權無實，接近榮譽職的地方公職來拉攏台人的社會領袖。由於這些擔任公職者絕大部分都是由日本殖民政府選任，僅最後兩屆（協）議會員才開放半數由人民選舉，被選任者顯然是能與殖民政府充分合作者，因此成員的流動性就相當的低。可是一旦這些職位開放民選，則很多人難逃選民的淘汰。（311-315）
-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不久，舉行各級民意代表的選舉。作者具體上要問兩個問題：（1）在新政權所舉辦的地方選舉中，這些日據時代的本土政治菁英遭遇和表現如何？他們是否如某些舊政權底下的政治菁英，因政權的轉移而受到整肅，或至少因而失勢？或者他們有有沒有受到政權轉移的影響？甚至因台灣的「回歸祖國」而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力和地位？（2）雖然他們的政治生命在新政權底下是延續下來了，可是他們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是因而降低或提高？問題的答案影響他們對新政權支持的程度。（319-322）
- 歷經恐怖屠殺與逮捕之後，本土菁英產生對新政權的疏離以及對政治的冷漠，從最高層級的省參議會和到基層的選舉，都有菁英退出政壇的全省性現象。二二八事件造成本土菁英空前絕後的斷層，其影響遠大於政權的轉移。由於傳統政治菁英的消失，隨之出現一批政治新貴。二二八事件引起民眾對於國民政府的敵意，卻也帶來一批忠實的盟友。（323-325）
- 1950-1951年選出的縣市議員，有86.6%是新當選者，這些人在日治時期與二二八之前都不是地方菁英，他們填補了傳統政治菁英對新政權感到疏離和失望而撤出政治領域之後，所遺留下來的政治空缺。他們可以說是新政權（以及鎮壓行動）的受益者。他們日後能和新政權合作無間，或者他們對於新政權的馴服，因此也就毫不為奇了（我認為這樣的命題，臆測的成分多過論證）（326-328）
- 雖然無法瞭解政治新貴的「氣質」與「風格」和過去的傳統菁英有什麼不同，但作者認為可以確知的是（1）從參與政治的「時機」來看，這些人具有共同的特質，可以解釋其日後的政治馴服；（2）他們是新政權與壓迫統治的受益者，可以解釋日後作為「合作者」（collaborators）的角色。（328-329）
簡單來說，作者認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如此風聲鶴唳的「時機」參與政治，這樣的政治菁英必然有問題。但我認為以參政的時機推論其特質與日後的政治發展，無法有力地論證其中的因果關係。或許其人格特質與參政的「時機」不是重點，從中國帶來的「派系政治」才是真正的關鍵。另一方面，過去的議員是因為具有風骨，與國民政府對抗而被殺害，還是由於捲入派系鬥爭而喪生？新舊之間是不同意識結構的行動者的代換，抑或不過是派系的更替？如果政治新貴確實作為新政權的「合作者」，那麼又是什麼樣的民眾選出來的，為何能持續擔任？最後，我認為這篇要研究政治菁英，但文章中卻沒有討論任何一個菁英，只是從參與政治的「時機」來推論日後的發展，未免過於粗糙。
2008年7月31日 星期四
殖民、再殖民與nation building
大家對於黃英哲最感興趣的部份，好像還是國民政府1945-1947年的統治，究竟應不應該定性為「殖民」。繼宗達和瑋鴻學長之後，也與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按照黃英哲的說法，之所以國民政府1945-1947的施政雖有不妥，但卻不能認為是殖民統治，原因在於這是一個nation building的過程，試圖將台灣人重新轉變為中國人。從黃英哲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他認為殖民與nation building這兩個概念是互斥的。
而我的主要想法在於兩點，請大家指教：
- 殖民與nation building可以同時並存。
- 日本與國民政府的統治某些層面有高度的相似性。
第一點的部份，殖民與nation building這兩個概念並不是衝突的，因為日本的殖民統治（吳叡人老師稱為oriental colonialism）與西方強國的殖民模式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日本有將殖民地吸納入其民族國家內部的目的（這來自於日本的殖民地都與其本土相當接近，與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與本國遙遠的情況大不相同）。日本人認為己跟殖民地並沒有無法消除的根本性差異，都是同文同種的黃種人。有的只是文化的差異及文明的差異，而文化及文明的差異又意味著忠誠可能有問題，但這些都是可以透過同化被消除的。這種同化是有科學的基礎的。同化是一種漸進的過程，有多少人能夠取得公民身份，公民權獲得保障端視同化的程度及數量的增加。日本人相信語言的同化是消除文化／文明差異及忠誠問題最佳的方式，同化的程度也成為忠誠的指標。在人民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民度之前，並不適合被現代化及文明的機構治理，例如憲法、議會等等。而所謂的「民度」其實指的是對日本民族認同或日本性（Japaneseness）的程度。（這部份來自於吳老師博士論文的第二章，感謝雯如學姐詳盡的無敵摘要）
因此，日本的統治一方面是殖民（呈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二元對立的態樣），但另一方面卻也是nation building，一個日本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連續過程，終極目的是要將台灣納進日本的國家版圖之中。
第二點的部份，日本與國民政府這兩個不同政權的高度相似性在於，都將台灣人視為不「純正」的國民，必須加以同化或再教育，待台灣人有所改變，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公民權。日本統治方面，雖然到了原敬擔任首相推行內地延長主義，傾向逐漸將台灣人看作與內地人同等的地位，但由於被認為「民度」或「日本性」不夠，完整的公民權仍在不可知的未來。而國民政府的統治方面，不管陳儀對於台灣殘留的日本文化究竟持包容或嚴厲的態度，也不管許壽裳的文化政策因為推廣魯迅而多麼具有進步思想，一個相當清楚的重點在於，台灣人基本上被認為是「奴化」的，必須經過再教育的。在重新受教育，成為真正的中國人之前，台灣人是思想有問題、待觀察的，因而也沒有完整公民權（服公職、選舉等）
因此，這兩個政權的高度的類似在於，都將台灣人置於一種institutional liminality的處境，台灣人先是作為「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後來又作為「不是中國人的中國人」。呈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為軸線劃分的社會分歧，兩個範疇之間涇渭分明。因此，我認為國民政府在1945年的統治即帶有殖民的成份在內（除了統治者的施政之外，究竟應否定性為殖民統治，我認為還應該分析被統治者的意識結構。但這裡就先不提了）
龍達
2008年7月29日 星期二
2008年7月28日 星期一
殖民、再殖民與後殖民
諸位，由於平日忙碌，未能把讀書會後的一些想法即時地提出來予各位討論，請見諒。以下是我對於上次討論黃英哲著作後的一些想法，就教於各位。
一、「再殖民」疑義
上次讀書會大家基本上是環繞在黃英哲的結論部分，他斷言：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此段時期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之文化改造政策，雖然「心態值得非議」，但「在台灣重歸中國版圖後的時間點上，不能將此『國民建設』等同於『再殖民』。」（頁223）
我基本的論點是：
1、從黃英哲所描述的那段時間（1945-1947）的文化政策來看，或許不能直接判定為「再殖民」；但對於「再殖民」必須從更為整體的經濟政治層面來加以討論。
2、對於脫殖民的殖民地而言，究竟何種文化政策是適當的？黃英哲有意無意地透露，以當時行政長官公署所採用的自由開明或左翼的魏建功、許壽裳等人物，以及較為包容性的政策施行來看，似乎相對於當時更為保守的C.C.派等中華民族主義者，在台灣的「文化統合」或「國民建設」是更為恰當的。而此點似乎也構成他判定此時期並非「再殖民」的一項理據。
二、文化的政治性
讀書會結束後，我又更進一步去思考上述問題的複雜性，並想提出一些正反理由來說服自己。暫且先不論此一過短的時期（僅兩年）、或甚至並無實現的理念，並不足以我們判定是或不是「再殖民」；我認為這更牽涉到從文化途徑所進行的政治學研究，其限制所在。1980年代後「後殖民主義」研究開始盛行，不少研究重新指向了殖民時期，甚至是脫殖民後的殖民地文化層面。眾多文學與文化研究或許成果斐然，但似乎也帶來了混亂與模糊不清之處。
以黃英哲的著作來看，文化研究的途徑是否可以判定一個政治學上的問題：此時期是否為「再殖民」？我想提出幾個層面供大家思考：
1、殖民地統治的多樣性：殖民主義在語言與文化政策上，本來就不存在單一形態，宗主國或可獨尊殖民地語、同化、一國多語；因此，從文化統合的角度，殖民母國在心靈與意識形態控制上所關注的是有效與否，或許可以「鞭子與糖」為比喻，給什麼糖端視接受者而定；因此，黃英哲從行政長官公署短暫的兩年文化構想，雖然可以看到美意甚佳，但並不代表以此可以判定為不是「再殖民」；同樣地，是否是「再殖民」需要有另外的判準。
2、對此，我想起上次原本想提出的，關於語言的政治性問題。國府接收台灣初期，雖可能採取暫不廢除日文的方式，或以魏建功所設想以方言學習國語等較為和緩的策略，但官方語言認定所造成的政治效應，也不可忽略。以不同於台灣當初所常用的語言為「標準語」，事實上，將造成一個政治上的失語期，亦即政治菁英或文化菁英在語言轉換的同時，將無法以過去的語言直抒己見；而此對於統治者而言，是便於統治的。
以上幾點，是我的一些粗略想法，供大家參考；或許下次我們從政治學層面來理解這個時期，會有更深入的討論，期待與各位下次的會面。
瑋鴻
一、「再殖民」疑義
上次讀書會大家基本上是環繞在黃英哲的結論部分，他斷言：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此段時期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之文化改造政策，雖然「心態值得非議」，但「在台灣重歸中國版圖後的時間點上，不能將此『國民建設』等同於『再殖民』。」（頁223）
我基本的論點是：
1、從黃英哲所描述的那段時間（1945-1947）的文化政策來看，或許不能直接判定為「再殖民」；但對於「再殖民」必須從更為整體的經濟政治層面來加以討論。
2、對於脫殖民的殖民地而言，究竟何種文化政策是適當的？黃英哲有意無意地透露，以當時行政長官公署所採用的自由開明或左翼的魏建功、許壽裳等人物，以及較為包容性的政策施行來看，似乎相對於當時更為保守的C.C.派等中華民族主義者，在台灣的「文化統合」或「國民建設」是更為恰當的。而此點似乎也構成他判定此時期並非「再殖民」的一項理據。
二、文化的政治性
讀書會結束後，我又更進一步去思考上述問題的複雜性，並想提出一些正反理由來說服自己。暫且先不論此一過短的時期（僅兩年）、或甚至並無實現的理念，並不足以我們判定是或不是「再殖民」；我認為這更牽涉到從文化途徑所進行的政治學研究，其限制所在。1980年代後「後殖民主義」研究開始盛行，不少研究重新指向了殖民時期，甚至是脫殖民後的殖民地文化層面。眾多文學與文化研究或許成果斐然，但似乎也帶來了混亂與模糊不清之處。
以黃英哲的著作來看，文化研究的途徑是否可以判定一個政治學上的問題：此時期是否為「再殖民」？我想提出幾個層面供大家思考：
1、殖民地統治的多樣性：殖民主義在語言與文化政策上，本來就不存在單一形態，宗主國或可獨尊殖民地語、同化、一國多語；因此，從文化統合的角度，殖民母國在心靈與意識形態控制上所關注的是有效與否，或許可以「鞭子與糖」為比喻，給什麼糖端視接受者而定；因此，黃英哲從行政長官公署短暫的兩年文化構想，雖然可以看到美意甚佳，但並不代表以此可以判定為不是「再殖民」；同樣地，是否是「再殖民」需要有另外的判準。
2、對此，我想起上次原本想提出的，關於語言的政治性問題。國府接收台灣初期，雖可能採取暫不廢除日文的方式，或以魏建功所設想以方言學習國語等較為和緩的策略，但官方語言認定所造成的政治效應，也不可忽略。以不同於台灣當初所常用的語言為「標準語」，事實上，將造成一個政治上的失語期，亦即政治菁英或文化菁英在語言轉換的同時，將無法以過去的語言直抒己見；而此對於統治者而言，是便於統治的。
以上幾點，是我的一些粗略想法，供大家參考；或許下次我們從政治學層面來理解這個時期，會有更深入的討論，期待與各位下次的會面。
瑋鴻
2008年7月23日 星期三
廣告時間：張茂桂老師「政治社會學專題」
2008年7月22日 星期二
電子版：黃英哲先生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
要破也要立：
戰後由中國接收的台灣，前身是日本殖民地，而中國與日本剛好是在戰爭中互相對抗，而且強力為戰爭動員的敵人，因此昨夜還與中國人敵對，今天隨著天皇的投降而將被接收的台灣與台灣人，來接收他們的事實上是不久前的敵國，而且在政治宣傳下，戰後的敵國並不成為帶著較為中性意義的「戰勝國」，甚至連帶有暫時意味的「接收國」都不是，而是更帶有情感與起源意味的「祖國」。在接收者中國的立場又是怎麼看台灣的呢？作者為我們整理了戰後三年左右的史料，從長官公署組織、施政方向、完成施政方向的手段來看，中國不是僅以接收國的角度在台灣施政，而是朝著將台灣變成中國一部分的方向努力。然而在這個大方向之下，作者也為我們揭露了「成為哪個中國的一部分？」是曾經存在長官公署戰後初期「再中國化」政策中的縫隙。
從陳儀在1945年末對全島發佈的講話可以看出，基於中國人的身分，語言與歷史的重建是第一要務[1]。但更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不存在一種可以方便溝通的語言，民間則以一種無政府的熱情學習國語，顯然未必有益[2]。在這種情況下，國語推行委員會就按照先前的計畫成立，針對學校派遣國語教育師資，然而在師資人數與素質都不足的情況下，短短兩年不到的時間內，國語教育的成效相當有限。期間魏建功雖然將台灣語視為方言與便利中國語學習的手段，但他鼓吹促進台灣語復興的態度，與其後數十年國民黨在台灣推動的一元化國語教育可以說有相當大的差距。
語言學習的本質當然不會是一元論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的目標是「立」中國語的根基，但是未必能「破」日本語的根基，因此需要有其他的單位協助。同時擔負「破」與「立」重要任務之一的單位就是宣傳委員會。該會的任務是報導真相（主動取締謠言）與調洽輿情，此外為了政令宣導的效果，該會也和國語推行委員會一樣選員施訓並派遣各地，不同處在於它轄下人員接觸的對象偏向一般民眾，而非各級學生。不只相關日本戰爭動員的文書，該會獨斷的查禁行動導致與日本統治相關的第一手文獻都受損甚鉅。
在各級學校教材的編譯工作方面，由台灣省編譯館負責。許壽裳基於學經歷、與陳儀的私交與個人企圖來到台灣，對日本的研究成果採取包容與接納，引為台用的態度。編譯館統括當時的學校教材與社會讀物編輯、給較高深研究者培養基礎的名著編譯、與整理翻譯日籍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果比較出版物的閱讀取向與內容，我們可以發現越淺顯越普羅的出版物，「再中國化」的傾向越大；而越菁英的出版物，與世界甚至與前敵國日本的連結反而愈大。在日後的冷戰時期，匪情研究是被嚴格限制研究資格的一門學問，唯有資格者能研究與發表與共匪有關的研究成果，而一般大眾對共匪或匪區相關知識的傳遞與發表都在禁止與處罰之列。我在此無意將許氏與日後的匪情研究者相比，但試圖挑戰黃氏對許氏的高度開放評價[3]，在當時政策需要與大部分中國學者拒日的背景下，許氏當然格外不同，但是在以不同對象為發行取向的刊物中包含不同的目的，我認為也不能說許氏以平均的開放態度來進行文獻的編譯。
對台灣本土作家的吸納與收編則是透過文化協進會進行，要破日本文化，並且成為立「三民主義文化」的力量[4]。理事長游彌堅的態度當然是將日治以來在台灣培養出的豐厚文化資本視為手段[5]，此外該會發行的刊物大部分時間也以不以台灣素材為限，歡迎與世界與中國文化有關的文章刊登，尤其是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化運動[6]。
至於「將同化於哪個中國？」的矛盾，可以從許壽裳對魯迅的積極介紹、台灣人的自主性和國民黨內派系對許等人的攻擊看出。可能許氏與魯迅有深厚的交誼，才在懷抱著擔憂台灣人民族性扭曲的心情下選擇以魯迅代表五四精神向台灣人介紹[7]，但是閱讀魯迅的台灣人反而利用魯迅反舊中國官僚的思想做為對抗陳儀以下貪汙官吏的武器，追求五四的新文化未曾成為台灣人閱讀魯迅的最大驅力[8]；至於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與國共對抗的氛圍，使得一部分人眼中的魯迅不足以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也造成日後白色恐怖時期對魯迅追隨者的清洗。
至於台灣人對文化重建的看法呢？先是有楊雲萍等與民報社論指出在不對等的政治情勢下，中國五四新文學挾著中文書寫的優勢強勢地壓過了慣用日文書寫的台灣文人，不只塑造了中國文化優越的表面印象，還打擊了日治下台灣人透過文化運動對抗日本統治累積下的成果。在編譯館仍採用日籍學者著作的日文論文時，台灣人卻被剝奪了慣用的發表語言[9]，彷彿在「以德報怨」的口號下，非重要戰犯的日本官吏不受追究，汪兆銘政府的中國籍官員或是台灣籍的皇民奉公會成員卻被依身分而非行為受到審判清算一樣。長官公署對台灣人的態度固然是要破除日本性，建立中國性；然而當時的台灣人中，也已經有一部分人用新的破立標準來檢視兩個政府的統治：該破的不應該區分來自日本或中國，而該立的也不應該區分來自日本或是台灣以外的其他地方。
另外，對於這段時間由長官公署帶頭的文化工作是否是「再殖民」的問題，我認為除了討論時瑋鴻學長所提出的質疑：當時的台灣人是否已經成為一個有集體意識的共同體之外，當時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傾軋問題導致權限相近的機關之間對同一問題的態度和步調不一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問題（對日文使用的寬嚴標準在不同單位之間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像魏建功等人的立場的確是比較自由的，但是其他官員努力的方向或許更像是「製造中國人」。
憑記憶寫的東西實在不可靠，還請大家一起討論啊。
憑記憶寫的東西實在不可靠，還請大家一起討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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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3
[3] 110
[4] 147
[5] 133
[6] 134-142
[7] 162
[8] 172-175
[9]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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